從中原大戰
到「圍剿」紅軍，楊永泰都堪稱是蔣介石的「第一謀士」。
有一個說法：楊永泰預判了紅軍的長征路線。
這個說法正確嗎？
先說結論：只能說部份正確，而且這個預判的實際價值並不大。
首先，這個說法並非電洞來風，而是出自王樹增所著的【長征 】一書。
事情發生在中央紅軍突破第三道封鎖線的時候，蔣介石在南昌大本營開會。會議討論到紅軍的走向問題時，楊永泰提出了一個驚人的推測：「 中央紅軍有渡長江上遊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 」。
電視劇【偉大的轉折】 中的楊永泰
這個推測之所以讓人覺得匪夷所思，是因為當時紅軍的目的地還是湘西， 直到兩個月後的遵義會議，才確定了去川西 。楊永泰這屬於是「超前預判」，仿佛「能掐會算」一般。
所以，【長征】一書中對此是這樣解讀的：「 如果不是他直覺敏銳，便是他故意在蔣介石面前危言聳聽。 」
我們權當楊永泰是「直覺敏銳」，預判了紅軍會從金沙江入川，但仍不能說他就預判了長征路線。因為，紅軍前往金沙江的可行路線有很多條，並沒有史料證明楊永泰預判了長征從貴陽到昆明的那條「大曲線」。
所以，該說法只能說是部份正確。
其實，正不正確不那麽重要，這個預判是否有實際價值才是關鍵。
換言之，如果楊永泰，或者其他任何國民黨官員，每次都能預判或猜到紅軍的行動方向，並且被蔣介石認可，那長征是不是會失敗呢？
不會。
因為長征的成功不是偶然的，這裏面存在著必然性。這就是本周文章要聊的主題。
01
我們先來把中央紅軍的長征路線分成三個階段：從瑞金到黎平；從黎平到貴陽；從貴陽到吳起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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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一下，這不是什麽官方分法，只是為了適用本文主題。
對於國民黨和蔣介石來說，紅軍在第一和第三階段的走向，其實是比較清晰和可預判的，真正「懵圈」的是在第二階段。
從瑞金到黎平，紅軍是 一路向西 ，計劃與 湘西 的賀龍部會合，蔣介石的判斷也是如此，國民黨內部並無太大爭議。
這條路線，先遣西征的紅六軍團走過，所以是可見的，雙方等於在「打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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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這張圖，紅色為中央紅軍路線，紫色為紅六軍團，可以看到，兩條路線基本是重合的。而且即便在黎平之後，仍無變化，「分叉點」出現在甕安的猴場。但 黎平會議 時中共政治局已決定轉兵，所以在此之後，國民黨就摸不準紅軍的走向了。
第三階段，從貴陽到吳起鎮，其實也是在打「明牌」。
如果說，四渡赤水期間，蔣介石還不確定紅軍是要去湘西還是川西，那麽，當紅軍佯攻貴陽後一路向西而去，則意味著北上川西尋求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已沒有了懸念。
這個比較好理解，因為看一下中國地圖就明白了，從貴州西進至雲南，就來到了中國的西南角，向西或向南都是邊境，只能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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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這兩個階段都是「明牌」，那麽，決定成敗的關鍵便是實打實的戰鬥力和行軍速度，而不是國民黨對長征路線的「預判」是否準確。
當然，紅軍在局部「微操」時的出其不意仍是重要的，比如巧渡金沙江前的佯攻昆明，強渡大渡河 時的大樹堡誘敵，還有包座戰鬥前的「過草地」，都打亂了國民黨的部署。但紅軍那時的行軍大方向，是沒有太大懸念的。
兩次打「明牌」，結果迥異，第一次是慘痛的血戰湘江，第二次是接二連三的經典勝利：巧渡金沙江 、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
其中的區別，源於遵義會議和其後的一系列轉變。其中最關鍵的是 紮西會議 和 茍壩會議 。
紮西會議縮編了部隊，精簡了物資，強調了毛主席的運動戰軍事思想，使得紅軍的戰鬥力和機動性都得到了提升，或者也可稱為「回歸」。
茍壩會議則產生了由周恩來、毛澤東和王稼祥組成的軍事領導小組，提高了紅軍的軍事決策效率。
茍壩會議會址 | 杜衡記網友提供
這時的紅軍，是一支高機動性、高組織度、高執行力，並且決策高效的部隊。 紅軍離開貴陽時甩開了敵軍兩三天，而到了金沙江畔，變成了七天以上。
所以這個階段，蔣介石是否預判了紅軍的走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打「明牌」時的實力。
從貴陽到昆明，再從昆明一路北上，中央紅軍的行軍大方向一直沒有變，這就是實力所致，因為國民黨攔不住，也追不上。
好了，這就是本文的第一層意思： 在長征約70%的時間裏，屬於打「明牌」，「國民黨是否預判了長征路線」這事，其實並不重要。
下面我們來看一下，在第二階段，國民黨是如何預判紅軍走向的。
02
猴場會議 後，紅軍強渡烏江（即一渡烏江）來到遵義。遵義會議時確定了戰略轉移的新目的地： 川西北 。
去川西北，首先要北渡長江。所以中央紅軍1月19日離開遵義，20日便釋出了 【渡江的作戰計劃】 。
那麽，蔣介石預判了紅軍的走向嗎？答案是肯定的。因為他在19日釋出的作戰計劃，內容便是 在長江南岸「圍剿」中央紅軍 。
紅軍在土城失利，除了有情報失誤的原因，也因為在戰略上仍屬於「打明牌」，沒有發揮出靈活機動的優勢。
一渡赤水後，紅軍嘗試從敘永北上，但仍不能成功，歸根到底還是因為川軍早就做了充分準備，嚴防長江。
於是紅軍繼續向西來到紮西，進入了滇境。
我們想象一個場景，楊永泰預言紅軍「從金沙江入川西」的時候，如果大家都覺得是天方夜譚，那會在未來的哪一天，又覺得他是神機妙算呢？
這一天其實不用等到「巧渡金沙江」的發生，而是在紅軍入紮西時就可能會出現。
因為此時紅軍想北上入川的意圖已經很明顯，如果從紮西繼續向西，離金沙江也就不遠了。這比後來的貴陽-昆明這條路線近得多。
楊永泰的預言看似要應驗了，但其實在此刻卻「幫了倒忙」，因為紅軍沒有從紮西開赴金沙江，而是突然調頭 二渡赤水 ，重回黔北。
二渡赤水前，蔣介石預判紅軍會 向西 （渡金沙江入川）或 向北 （渡長江入川），但毛主席帶領紅軍 向東 「殺了個回馬槍」，跳出了包圍圈。
二渡赤水後，蔣介石是有點「懵圈」的，因為這個時候紅軍的目的地又變得不單一了，既可能繼續嘗試 北渡 長江入川，找紅四方面軍，又可能 東進 湘西，找賀龍的紅二、六軍團。
最終蔣介石預判紅軍 向東 的可能性更大，但沒想到，這次毛主席選擇了 向南 ，乘虛二占遵義。
遵義戰役後，蔣介石的中央軍損兵折將，再加上被紅軍連續「戲耍」了兩次，所以他的心情是惡劣的。
這個時候蔣介石發現，已經無法像長征之初那樣和紅軍「打明牌」了。於是，冷靜下來的他改變了戰略，不再和紅軍比機動性，而是拿出了老辦法：修碉堡、建防線，步步為營，層層推進，也就是所謂的 「攻勢防禦」 。
這個戰略是有效的，它導致了紅軍在鴨溪伏擊國民黨周渾元部的部署落空。而在後來的魯班場戰鬥中，同樣因為國民黨軍的龜縮不出，使得紅軍在此戰中失利。
簡言之，蔣介石用國民黨軍的「穩」，來應對紅軍的「快」。
那麽，紅軍該如何破局呢？答案就是三渡和四渡赤水。
三渡赤水，紅軍示形於古藺，主力隱蔽。於是蔣介石再一次預判，紅軍將從川南渡江，北上川西。這個時候蔣介石是不可能繼續「穩」下去的，於是便急令各路人馬向川南「追剿」。
敵人一動，原先的布防就會被打亂，紅軍在此時四渡赤水，再回黔北，一路南下後二渡烏江，最終跳出了包圍圈。
總結一下，四渡赤水期間，蔣介石對紅軍的走向做過 四次 主要的預判。其中，第一次，也就是一渡赤水前後，預判紅軍將北上川西，是對的。而其他三次：紅軍在紮西時、二渡赤水後、三渡赤水後，蔣介石的預判都錯了。
與其說「錯」，不如說是落入了毛主席預設的「思維陷阱」，或者按現在的流行語來總結：毛主席預判了蔣介石的預判。
這就是本文的第二層意思： 四渡赤水期間，蔣介石預判的紅軍走向基本都是錯的。
下面說最後一層：如果蔣介石預判對了紅軍的走向，會導致長征失敗嗎？
03
首先，如本文第一部份所述，第一和第三階段是「打明牌」，拼的是實力，蔣介石如何預判並不重要。
其次，在第二階段，也就是四渡赤水期間，蔣介石如果正確預判了紅軍的走向，也不代表長征就會失敗。雖然假設的歷史無法驗證，但我們可以用已知的事實來進行邏輯推導。
假設，紅軍停留在某地，這個時候蔣介石分析，紅軍北上的可能性最大，西出或東進次之，南下的可能性最小，然後，根據這個分析進行了排兵布陣。
此時楊永泰或某人「登場」了，預判紅軍會南下（假設紅軍的行動計劃正是南下）。
最後，蔣介石聽取了此人的建議，調整部署以主力堵截紅軍南下。那麽，結果會如何呢？
結果是，紅軍極有可能臨機決斷，放棄原來的南下計劃，從其他方向突圍了。
這個推測基於以下兩個事實。
其一，毛主席和紅軍高層，對國民黨軍的動向是了如指掌的。
這個「了如指掌」，首先來源於紅軍的偵察能力，這個能力包括了軍委二局高超的電報破譯能力，地面偵察部隊的高效與盡職，以及基於群眾工作的情報收集能力。
其次，是毛主席、周恩來、朱德等紅軍高層，對蔣介石的思維方式，以及國民黨內部各種「小九九」的了如指掌。
其二，便是前述的，紅軍的高組織度和高機動性。這是紅軍能夠做到臨機應變的基礎。試想，如果還是長征初期「大搬家」的狀態，紅軍要高效地做到「腳隨心動」，就沒那麽容易了。
我們回到上述的那個假設，蔣介石調整部署，將主力向南集結。這個調整會很快被紅軍探知，然後高效決策，高效執行，從新出現的「缺口」處跳出包圍圈。
這個推測是否過於理想化呢？不是，因為它現實發生過。
中央紅軍第四次渡過赤水河的時間是 3月21日晚至22日 ，然後一路南下，於 26日 進至遵義、仁懷一線。
27日，朱德向各軍團發出了一封電報，這封電報在長征文獻中，被命名為 【朱德關於紅軍改從鴨溪、白臘坎向西南轉移對二十七日行動的部署】 。
「改」指的是，原定計劃是從 長幹山、楓香壩 之間突圍。如下圖所示，新部署其實就是把突圍點東移了。因為，西面有敵情。
圖源：【看地圖，話長征】
31日，紅軍二渡烏江，後面便是佯攻貴陽，渡江地點是 江口、大塘、梯子巖 等地。
那麽，在地圖上看一下，從突破口（鴨溪、白臘坎）到上述的渡江地點，是 完全的正南而下 ，為什麽27日的電報會說 「向西南轉移」 呢？
在長征紀實文學【烏江引】中，提到過一封26日由紅三軍團彭德懷、楊尚昆發給朱德的電報，內容如下：
目前向西南尋機動很困難，首先要突破周、王、孫縱隊，很難完成到達黔西、大定地域的戰略任務。
由此可知，紅軍原先的行動方向是西南，而非正南。黔西和大定（今大方）的位置見於上面的地圖，都在西南方向。
事實上，紅九軍團的長征路線，以及一年後紅二、六軍團的路線，都經過了黔西、大定地區。從貴州西進入滇，這條路線更直接，而且不用渡烏江。
中央紅軍之所以沒走這條路線，就是因為敵情所致。或者說，蔣介石預判紅軍會在烏江北岸西進，所以調集了好幾個縱隊嚴防西線。
但紅軍只用了三天的時間，就完成了尋找突破口、紅九軍團調敵、主力紅軍南下、二渡烏江這一系列操作，再一次從國民黨包圍圈的薄弱處沖了出去。
試想，如果蔣介石預判了紅軍最終會南下渡過烏江，然後提前調重兵守烏江，會是什麽結果？結果就是紅軍會改走西南一線，直接從烏江北岸往雲南而去。
所以說，蔣介石的預判其實沒有用。
因為在絕對實力面前，蔣介石的「計劃」始終趕不上紅軍的「變化」。這個絕對實力指的不是人數和火力，而是領導力、組織力、執行力和效率。
遵義會議後，長征取得勝利已帶有了某種必然性，並不會因為國民黨的一兩次預判是否準確而改變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