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來介紹戰國年間「由禮而法」 的演變行程。
前面我們曾提到， 禮有廣義和狹義之分。 狹義的禮， 可以指禮的儀式， 廣義的禮可以指國家和社會的制度。 和禮的情況相似， 法也有廣義和狹義的區分。 狹義的法， 可以專指刑律、 法條； 廣義的法， 則可以指治理國家、 統治民眾的制度。
就它們各自的狹義來講， 禮和法是有明顯區別的； 但是從它們各自的廣義上來說，禮和法又很容易混淆， 或者說， 到了戰國時期， 人們在使用「禮」「法」 的概念時， 經常是混用的。 而這種混用， 本身就表現了一種思想演進的趨勢， 即「由禮而法」， 這是由周制到秦制， 也就是從封建宗法制， 向君主專制制度過渡的一種表現。
這次課主要來梳理下面兩個問題： 就是「由禮而法」 的這種過渡是如何產生的？ 它經歷了怎樣的發展階段， 又具體表現為哪幾種路徑？ 當然， 這些問題每一個都很復雜， 這次課恐怕只能開一個頭兒。
先來說這個過渡是怎麽產生的。
我們知道， 周代的禮制有一個特點， 就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 宗法身份決定政治身份， 平民沒有染指權力的可能。 這種制度在經歷了春秋戰國幾百年的發展演變之後， 逐漸解體了。 那些原本掌握政治權力的人， 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 很多失掉了他們的權力和地位； 相反， 那些本來處於宗法邊緣的人、 甚至一般的平民， 由於他們自身的能力和歷史的機緣， 開始走向政治舞台的核心。
相應地， 周初的那一套禮制， 也就很難再起到維護政治、 社會秩序的作用了。 這些問題， 最終擺到了那些致力於代周而興、 一統天下的諸侯國君面前； 當然， 它同時也成為那一時期的思想家們必須嘗試去解答的問題。 這是「由禮而法」 背後的歷史原因。
另外， 這個過渡的歷程， 其實是非常漫長的。 它大約起於公元前六世紀末， 到公元前四世紀末才初告完成。
我們可以粗略地把這種轉變歷程分為兩個階段。 在第一個階段，「以禮為國」的觀念仍然占據主導的地位， 但是「法」 的重要性開始增強， 並呈現出進一步壯大的趨勢， 這個階段大約對應於春秋時期， 標誌性的事件有「鄭鑄刑書」 和「晉鑄刑鼎」。
據【左傳· 昭公六年】 的記載， 這一年， 也就是公元前 536 年， 鄭國的子產將法律條文鑄在銅鼎上， 向全社會公布。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 這個事件招致了晉國上大夫叔向的批判， 他派使者給子產送信說：
民知有辟， 則不忌於上， 並有爭心， 以征於書， 而僥幸以成之， 弗可為矣。……
民知爭端矣， 將棄禮而征於書。 錐刀之末， 將盡爭之。 亂獄滋豐， 賄賂並列，終子之世， 鄭其敗乎！
叔向的意思是說， 子產不遵周公的禮治精神， 將鄭國的法律條文公布於眾， 這樣一來， 百姓們就不會再守禮、 也不會再畏懼貴族了， 他們會想方設法去鉆法律的漏洞， 爭取自己的利益， 鄭國早晚要亂。
子產回復說：若吾子之言， 僑不才， 不能及子孫， 吾以救世也。
他也不否認叔向說的話有道理， 但是他又說這是沒辦法的事， 我只能用這種方略來救世了。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是「晉鑄刑鼎」， 發生在公元前 513 年， 比子產鑄刑書晚了 20 多年。
這次是晉國的大夫趙鞅， 把範宣子制定的刑書鑄在鼎上， 向晉國民眾公布。 對於這件事， 孔子發表了他的評論。 據【左傳· 昭公二十九年】， 孔子說：
「晉其亡乎！ 失其度矣。 夫晉國將受唐叔之所受法度， 以經緯其民， 卿大夫以序守之。 民是以能尊其貴， 貴是以能守其業。 貴賤不愆， 所謂度也。 ……今棄是度也， 而為刑鼎。 民在鼎矣， 何以尊貴， 貴何業之守？ 貴賤無序， 何以為國？ 」
顯然， 孔子對趙鞅鑄刑鼎的事情是持批判態度的。 他說， 這樣一來， 原本的那一套尊尊貴貴的等級制度就要遭到破壞了， 老百姓不會再尊重貴族， 而是按照刑律去做事， 貴賤失去了秩序， 晉國必然不能治理的好。
以上是春秋年間的情形， 統治者中的改革派已經意識到社會現實的發展和變化， 開始主動去調整治國的策略， 來彌補禮制的不足； 但是， 守舊的或者說對周代禮制充滿感情的大夫們， 並不以這種改革為然， 並堅持著批判性的立場。
這種新舊觀念的對抗繼續延伸到戰國時期， 「由禮而法」 的過渡進入了第二個階段， 也就是「法」 占主導的階段。 在這個階段主張法治的代表人物中， 有溫和派和激進派之別。
荀卿可以作為溫和派的代表， 他是戰國晚期儒家的後勁， 也是先秦禮論的集大成者。 但是， 正如蕭公權先生所指出的那樣， 荀子所討論的「禮」， 從總體上來看， 已經不再是封建天下的舊禮， 而是新舊交糅的「治法」 了。 他提出了「隆禮」 的主張， 同時也表達了「重法」 的傾向。 對於禮法的關系， 荀子也提出了新的看法， 如他說：禮者， 法之大分， 類之綱紀也。（【勸學】）
他想表達的意思大概是說，「禮」 是立法的總原則， 禮代表了一種合乎「義」的道德立場。 良好的政治治理， 不能僅僅用「法」 來進行利益的分配， 還要兼顧「禮」 所蘊含的道德理想。 如果能夠達到「禮」「法」 的平衡， 那也就實作了荀子所說的王道政治。
激進派的代表比較多， 像活動在戰國中後期齊國一帶的學者編纂的【管子】一書， 就明確提出了：
「威不兩錯， 政不二門。 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管子· 明法篇】
的觀點， 並且較為深入地討論了法的概念、 法的作用、 立法和推行法治的策略，以及以法治國的理想目標等內容。
除【管子】 外， 戰國中期秦孝公任用商鞅（約前 395-前 338） 在秦國施行變法。 商鞅提出了：
「聖人茍可以彊國， 不法其故； 茍可以利民， 不循其禮。」
「治世不一道， 便國不法古。」的主張。
秦國的這次變法， 可以視作「以法治國」 的一次完整實踐。 從提升國力，富國強民的角度看， 這次變法是很成功的， 盡管商鞅後來被舊勢力反撲， 落得個車裂的下場， 但以法治國作為歷史發展的趨勢， 已經不能挽回。
再到後來， 荀子的學生韓非， 站在維系君主專制制度的立場上， 進一步總結和發展了荀子與商鞅的學說， 提出了「法術勢」 相結合的「法治」 思想， 實作了從「以禮為國」 向「以法治國」 過渡的徹底完成。
總而言之， 這個過渡的實質：
就是從西周時代血緣族群組織形式下的禮治，向秦代「編戶齊民」 組織形式下的法治的過渡。
二者之間的區別在於：
禮治強調以儀文等差之教為維持制度之主要方法， 而以刑罰為輔； 法治則強調以刑罰之威為維持制度之主要方法， 而以儀文等差輔之。
當然， 我們這裏只是籠統而簡略的介紹， 希望同學們圍繞這個思路提前閱讀相關材料， 以便到課堂上繼續開展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