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明朝的戶籍制度，很多人會覺得明代的戶籍制度形成了森嚴的等級制度，限制了人身的自由，以至於影響了社會的階級流動，更有甚者拿出來跟印度的種姓制度相提並論。然而事實真的這樣嗎？
其實，明代的戶籍制度整體而言一直在盡力適應社會經濟的變化，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主要表現在戶籍制度的制定者、踐行者、參與者都對此做出了相應的努力。這從明代附籍政策的制定、執行及落實中可以看出。在面對流民問題時，明朝的中央政府制定了附籍政策，並視流民的規模、區位做了相應的調整。明代的地方政府在執行的過程中，也會因地制宜，並非一味的執行中央附籍政策，而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流民作為附籍政策的參與者，利用附籍政策甚至可以為自己謀取科舉和經濟利益。
明代出身軍籍、匠籍的名臣眾多
到了明代中期之後，隨著社會商品經濟的繁榮和發展，明代商人的社會地位也有了一定的提升，明朝政府甚至為了讓鹽商子弟能夠參加科舉考試，而單獨設定了商籍，並且商籍擁有單獨的科舉名額。這和我們以往刻板印象中那個「重農抑商」的明朝完全不一樣。而以明代的南直隸為例，一共有77科進士，各個戶籍的進士數量由高到低是：民籍進士2421人，占比為68.24%；軍籍780人，占比為22.01%；匠籍184人，占比5.19%；官籍75人，占比2.11%；竈籍42人，占比1.18%；儒籍17人，占比0.45%。
明·【南都繁會圖】
明代77科南直隸進士統計表
而我們一般印象中的官籍和儒籍進士數量竟然不是最多的。而在眾多進士之中，嘉靖朝的內閣大學士趙貞吉就是匠籍出身，另一位我們熟悉的一代名臣張居正是軍籍出身。而這些都不是特例，比如葉向高、趙誌臯、王家屏等等都是出身軍籍，數不勝數。總的來看，明代出身軍籍官員其實一直占科舉很大比重，至少有四成之多。這和近些年來互聯網上傳播的那種「明代軍籍都是打仗的農奴」的謬論所描述的大相徑庭。當然也有例外的情況，縱觀整個明代唯一沒有軍籍官員名額的是眾正盈朝的崇禎時期。
張居正
總之，明代的戶籍制度是一個彈性十足、富有張力的制度，並且在整體上能夠做到和與明代的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並不是我們想的那麽呆板和壓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