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豐中，神宗皇帝仿唐六典所載官制，頒三省、樞密院、六曹條制，依新制任命三省長官實行新官制。
有宋開國以來，所有官制，多因襲唐朝，稍有異同。太師、太傅、太保，三師；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不常置。
以同平章事為宰相，參知政事為副，中書門下，並列於外，別在禁中設定中書，是為政事堂，與樞密院對持，文武兩柄，號做二府。
天下財賦，內庭諸司，中外管庫，悉隸三司。中書省但掌冊文、復奏、考帳；門下省主乘輿八寶，朝會板位，流外考校，諸司附奏挾名而已。所有糾彈等事，屬禦史台掌管。
至若尚書令、侍中、中書令，三省；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太常、宗正、光祿、衛尉、太仆、大理、鴻臚、司農、大府，九寺；國子、少府、將作、軍器、都水、司天，六監等，往往由他官兼攝，不設專官。
草詔歸知制誥及翰林學士：知制誥掌外制，翰林學士掌內制，號做兩制。修史屬三館，便是昭文館、史館、集賢院。首相充昭文館大學士，次相或充集賢院大學土，有時設定三相，即分領三館。館中各員都稱學士，一經此職，遂成名流。又有殿閣等官，亦分大學土及學士的名稱。這些概無定員，大半由他官兼領虛名而已。
職官制度問題頗多：一是機構重疊，既無定員、無專職，又有許多冗閑機構和官員；「台、省、寺、監，官無定員，無專職，悉皆出入分蒞庶務。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類以他官主判，雖有正官，非別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二是蒞其官而不任其職，官職名實之間悖離、混亂。「故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不預朝政，侍郎、給事不領省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註，中書常缺舍人，門下罕除常侍，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至於仆射、尚書、丞、郎、員外，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八九。」
其官人受授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別為差遣以治內外之事。
其次又有階、有勛、有爵。故仕人以登台閣、升禁從為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不以階、勛、爵邑有無為輕重。
「外官，則懲五代藩鎮專恣，頗用文臣知州，復設通判以貳之。階官未行之先，州縣守令，多帶中朝職事官外補，階官既行之後，或帶或否，視是為優劣」。真宗、仁宗以來，議者多請正名。
在熙寧變法中，吏治弊端更是嚴重。中央法令在地方執行時總是失效或者變味；而官僚機構的重疊、牽制增多，皇帝難以進行有效掌控。
熙寧末，神宗皇帝命館閣校【唐六典】。元豐三年(1080)建立詳定官制所，命翰林學士張藻，樞密副承旨張誠一主辦這事。
八月下詔肇新官制，使各機構有定編、定員和固定的職責。宰輔恢復唐三省制規模，以尚書左、右仆射為宰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借以發揮中書揆議、門下審復、尚書承行的職能，實際上權歸中書。同時，參知政事改稱中書侍郎、門下侍郎和尚書左、右丞。
對官制試圖的結構，將多余的官僚機構去掉，將政府管轄的事務重新裝入六部的框架裏。宋初形成的三司使權力下降，財政權力重新回歸戶部，由戶部統一領導。兵部恢復了部份職能，掌管廂軍、鄉兵名籍，負責鄉兵校閱，管理歸明、歸正人，處理馬政與驛傳事務，管理武學、武舉，掌管鹵簿並負責排辦儀衛以及蕃夷官封承襲事務。
九月詳定所上新【寄祿格】，省、台、寺、監之官或裁撤，或各還所職。規定一律「以階易官」，凡舊有虛銜，一律罷去，改為官階。領侍中，中書令，同平章事等名，改為開府儀同三司；領左右仆射，改為特進；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共為25階，此後升遷、俸祿等都按新定的【寄祿格】辦理。自是以下，易名有差。至此，宋朝才有一定官制。
神宗乃任王珪為左仆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為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為門下侍郎，張璪為中書侍郎，蒲宗孟為尚書左丞，王安禮為尚書右丞。更命馮京為樞密使，薛向、孫固、呂公著為樞密副使，詔民畜馬，擬從事西征。不久馮京、薛向並罷去，即命孫固知樞密院事，呂公著、韓縝同知樞密院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