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還要講什麽，願意講什麽，解釋什麽，就講嘛！請你根據報告的精神在大會上放開講一講！」
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京召開了長達27天的擴大工作會議，因與會者多達7118人，也被稱為「七千人大會」，開篇這句話正是1月27日劉少奇作報告之前，毛主席對他的一番叮囑。
當天下午的大會，劉少奇的講話原本有講話稿做依照，沒成想，從匯報開始，他就完全脫離稿子內容的預先安排，給在場眾人上了政治生涯中最難忘的一課。
「關於目前的國內形勢，實事求是地說，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
由此開始，句句醍醐灌頂、句句直透心底，與會眾人屏聲靜氣地聽著，那場報告，劉少奇將他們幾年來想說而不敢說的心聲和盤托出。
相傳，就在報告結束之際，全場掌聲雷動持續了整整10分鐘之久，就連那些早就對大小會議司空見慣的服務員們都被驚動了，紛紛來到會場想要一探究竟。
那一次針砭時弊的發言，是劉少奇頂住壓力的結果，實際上，也是他政治生涯由明轉暗的重要標誌，著實可悲、可嘆。
本文著眼於「七千人大會」召開前後的時局大背景，筆者想要聊一聊劉少奇當年身為一國領導人真正值得敬畏之處。
從1959年4月當選國家主席直到1969年11月含冤病逝，劉少奇走過了人生最後的十年風雨坎坷路，也是他擔任國家主席的那段日子，在身邊工作人員的回憶中，就在他被正式委以重任當天，回到住地時，整個人非但沒有一絲喜悅之情，還一個人在辦公室裏沈思了很久。
熟悉那段歷史的人們都能猜出這背後的深刻原因，「大躍進」、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泛濫成災，國民經濟嚴重困難，毫不誇張地講，擺在劉少奇面前的就是一個隨時可能徹底崩塌的「爛攤子」。
作為一名從戰火中走來的硬核政治家，他沒有選擇退縮，而是以舉重若輕的姿態開始試著讓新中國發展方向逐漸回歸正軌。
「廬山會議」上，彭老總的被打倒讓劉少奇感到自己的政治生涯同樣如履薄冰，即便如此，1961年3月末，廣州會議後，他還是帶著夫人王光美踏上湖南鄉村調研的征程。
「我將近四十年沒有回過家了，很想回來看看，回來了，看到鄉親們的生活很苦，我們工作做的不好，對你們不起！」
面對眼前一個個面黃肌瘦的鄉親父老，劉少奇的聲音是哽咽、顫抖的，這也讓他對「左」傾錯誤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切膚之痛，一個念頭從此在心中生根發芽。
「再這樣搞下去，不得了呀！再也不能這樣搞下去了！是該回頭總結一下的時候了！」
如果說此時的新中國有如一位羸弱的病人，劉少奇就是那位敢於為其刮骨療毒的醫者，都說「藝高人膽大」，可對於他而言，想要力挽狂瀾，無論阻力還是代價都將是極為沈重的。
回到北京，就在黨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上，他率先提出當時很多領導人都避之不及的問題——反「左」。
在他看來，將當時全國各地暴露出的嚴重問題統統歸結為天災是不夠客觀的，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論斷，多次講話中，他都會對「左」傾錯誤造成的苦果反復提及，只為引發更多領導人的警覺。
「如果現在我們還不回頭，還要堅持，那就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了！」
回看中國共產黨一路發展史，凡是出現路線錯誤，造成的後果都是極為嚴重的，如此，由劉少奇引發，當時的權力核心產生了巨大震蕩與反響，也是從那時開始，先前還沈浸在「三年超英，五年趕美」發展夢的人們開始回歸現實、直面錯誤與困難。
1961年7月，北京會議之後，劉少奇再度率調查組前往東北、內蒙古小興安嶺調研林業生產情況，來到小興安嶺林場之際，面對一棵棵參天大樹，他的心情依舊是沈重而憂慮的。
「歷史會無情地審判我們這些敗家子的，我們造下的孽，懲罰的惡果會讓我們的後代去承擔的！」
每每讀到這段往事，筆者總會感受到一股莫名的悲壯，或許，此時的劉少奇已經做好孤註一擲的準備，寧可搭上自己的政治生涯，也要憑一己之力喚醒所有人。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會」在京拉開帷幕，幾年調研總結出的嚴峻問題此刻已是迫在眉睫，劉少奇早已對其爛熟於心，他很清楚，「非解決不可」的時刻已然來到。
正如開篇提到的那一幕，那一天，他站在演講台上望著眾人，看似孤獨一人卻如同千軍萬馬。
「左比右好」、「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聽風就起哄」，諸如此類的慣有思維與提法被他深刻批評著，就連毛主席堅決維護的「三面紅旗」都被他婉轉而貼切地提出了質疑。
難道，此時的劉少奇沒有預判到自己如此發言後極有可能面臨如彭老總一般的窘境？答案不言自明。
面對現實與百姓疾苦，他沒有絲毫猶豫，選擇遵從本心，選擇用自己的方式為新中國國民經濟發展開啟一片生機，哪怕拼盡所有，而這也才是這場頂住壓力的發言引發轟動掌聲的原因所在。
他，就站在那裏，眼含熱淚，深情呼喚，無怨無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