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鄧穎超同誌逝世31周年紀念日，她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是婦女運動的卓越領導者。這位偉大的女性在生前留下了兩份遺書，表明她不願舉辦追悼會，與周總理一樣，也不希望保留骨灰。
早在1987年，一家出版社就計劃出版一本關於長征女戰士的書，他們希望能采訪鄧穎超，並寫一篇關於她的傳記。
她一口否決了這個提議，聲稱自己在長征中並未做出什麽工作，沒有什麽可以寫的。在20世紀80年代，她曾兩次拒絕為她立傳的人，但最後，組織上還是堅持要給她安排下來。
那麽，這位樸實無華的革命家本色是如何培養起來的呢？或特許以從青年鄧穎超在直隸女師的那段經歷中尋找答案。
鄧穎超在青年時期曾在1915年至1920年就讀於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院（簡稱「直隸女師」）。該校有參政愛國的傳統，註重革命與學習的結合，為鄧穎超後來的革命生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16年，鄧穎超以自己的優秀表現成功升入直隸女師本科。同年11月，蔡鍔先生因病在日本去世，他曾經組織和領導了護國運動。
一場主題為「追憶蔡松坡先生」的作文比賽在新生校友會中熱烈展開，共有250名同學參與其中。最終，評委會從眾多參賽作品中挑選出了四篇優秀佳作，其中鄧穎超的文章脫穎而出。
她用簡潔流暢的文字，深情緬懷了蔡鍔先生在革命中所做出的卓越貢獻，字裏行間充滿了對他的敬仰和贊許。在文章的結尾，鄧穎超寄語全國同胞：「讓我們上下一心，提振精神，為國家的進步而努力！」
這無疑充分表達了她深沈的愛國情懷和救國願望，直到新中國的誕生，這個夢想才得以實作。在鄧穎超求學期間，她積極參與五四運動，組織和領導婦女進步團體，並擔任女界演講隊隊長。
那時，她的領導才能已經初露頭角。1920年，年僅16歲的鄧穎超從直隸女師畢業，隨後應聘到了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小任教。
她從此開始了一段難忘的教學生涯。這是她首次獨自踏入社會，年輕而充滿熱情。鄧穎超到這所小學教書，開啟了歷史先河。
盡管教育界長期以來對女性存在偏見和歧視，很少有人聘請女教師，但鄧穎超打破了這個傳統的思維，為教育界開辟了新路，也為後來的女性進入教育界樹立了榜樣。
然而，正如我們前面所說，教育界過去一直輕視女性。在鄧穎超的教學生涯中，她確實遇到了一些這樣的困難。當她負責帶領學生們做操時，學校每天都會安排一位老師。
當她走上台時，學生們看到這位年輕而稚嫩的女教師，都不由自主地散漫起來，對她表示輕視。
面對學生們的喧鬧，男教師面露不滿，似乎試圖用不管的態度來阻止他們。然而，鄧穎超並沒有慌亂，只是默默站在學生面前，微笑著看著他們。
這種平靜的態度似乎給學生們帶來了無形的壓力，讓他們不再嬉鬧。隨後，她以洪亮的聲音詢問學生們：「你們說夠了嗎？
笑夠了嗎？」學生們立刻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安靜下來，跟著她一起做早操。鄧穎超對教育事業充滿熱情，全身心投入，認真負責。
為了改進教學，她曾不分晝夜編寫了兩冊教學方法，這些方法融入了她對平等和革新的思想。雖然她後來去了其他學校教書，但對她曾經任教的第一所小學的情感始終如一。
如今，那所學校已經發展成為北京第一實驗小學，正好迎來建校80周年。
在病重之際，鄧穎超以學校首位女教師的身份，親筆寫下800多字的賀信。她表示雖然自己因為工作不能時常回學校看看，但是每當她驅車路過南華新街時，她總會掀開窗簾，看一眼學校。
除了教書育人的工作，鄧穎超還曾開辦補習學校，幫助那些因為各種原因無法上學的婦女。1923年，以她為首的一批馬克思主義者和進步青年，創辦了「女星社」。
在目睹了下層婦女終日勞作，而無法學習的困境後，鄧穎超決定要免費為這些婦女上課補習，以幫助她們擺脫封建思想，解放自身。
在這一過程中，她培養了未來一大批中國婦女運動的骨幹。1924年，鄧穎超在天津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隨後又在第二年3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擔任中共天津地委的婦女部長。
正是在那個時候，鄧穎超放棄了教育工作，投身於革命的洪流之中。在她後來的革命生涯中，始終堅持一個原則，那就是不把自己所做的事進行宣傳報道。這樣的原則又引出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鄧穎超一生反對樹立自己的紀念碑，對於周總理和她的故居，她同樣持反對態度。1982年4月29日，她在與中央文獻室及編輯周總理相關集子的工作人員交談中，就故居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她批評了他們修復故居時的不實事求是，這也是她和周總理都不願意搞故居的重要原因。他們認為修復出來的地方與他們生前差別太大，那還能被稱為「故居」嗎？
她還強調，周總理一直以來都是反對搞故居的，她也是反對的。雖然中央要搞別人的故居，她不能反對，但她至少可以反對搞自己的故居。
"當鄧穎超離開這個世界後，她的遺囑中明確表示，這所房子不是個人的，而是屬於公家的，不要將其作為她的故居。
她深感組織上總會有人堅持修復故居，因此特意叮囑她的秘書趙煒：如果聽到他們要修我們的故居，首先要反對，並清楚表達我們對此事的看法；如果必須要修，也要實事求是，按照我們在世的模樣去修，不能讓它變得富麗堂皇。
鄧穎超在說這話時，還專門請了寫周總理集子的工作人員作為見證人，這段關於"故居"的歷史因此得以保存下來。
然而，她仍然認為"故居修復"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並曾認真建議黨內幾個研究黨史的人坐下來，共同研究這個問題。"
作為中國革命和婦女革命的先驅，鄧穎超一生為革命和解放事業做出了許多貢獻。但她始終以實事求是的原則，拒絕為自己的事跡立碑著傳，也從不願宣傳和居功。
鄧穎超深感過去的革命鬥爭殘酷，許多人為此獻出了生命，有些東西也因此保存不下來。作為幸存者，我們應該為自己留些東西，但同時也不能忘記那些犧牲在路上的同誌和戰士們。
因此，在1987年的一天，當一家出版社策劃出版一本專門講長征女戰士的書時，鄧穎超堅決地拒絕了這個方案。
鄧穎超是長征中少數幾位走完全程的女性，因此出版社的編輯希望采訪她。然而，當她收到這個訊息時，她堅決表示反對。
她說，她在蘇區時身體狀況不佳，經常咳血。在長征過程中，有一次騎馬時不慎摔倒在沼澤中，從此患上了肺病。組織安排她去休養連，由其他同誌帶著她走完了長征。
與蔡暢同誌、康克清同誌和李堅貞同誌不同，她覺得自己沒有值得書寫的經歷。之後，她甚至寫信給中央文獻室，堅決反對為她立碑樹傳。
直到1988年，中央才正式決定為她寫傳記。盡管如此，她仍然堅持自己的立場，不願意接受采訪。
有人問鄧穎超如何寫自己的傳記，但她並不想過多講述自己的生活經歷。她希望寫作的同誌能用創新的方式，結合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深入挖掘那個時代的歷史環境和革命發展歷程。
同時，她還特別強調要全面、客觀地展現事物的全貌，不要只是片面地歌頌贊美。這種樸實而高尚的品質，同樣體現在她留下的兩封遺書中。
78歲的她，在1982年這一年裏，用心寫下兩封遺書。一封是在6月17日，她在1978年7月1日寫給黨中央的信上進行了修改，這是寫給組織的。
另一封是在11月5日，她寫給身邊的工作人員，希望他們能夠幫助處理自己身後的事情。
鄧穎超的遺願：火化骨灰後，直接把骨灰盒送去周總理處，不要新建骨灰盒；房子屬於人民，堅決不搞故居，不搞追悼會。
鄧穎超在遺書中強調了對親屬關系的公平對待，她自己的親屬本分，希望她的親屬待遇也能公正公開。她以此為例，期望端正黨風，反對黨內排場和官僚作風，恢復黨的優良傳統。
在第二封遺書中，她明確表示，如果病重無救，不要進行搶救，以減輕工作人員的負擔和病患的痛苦。她將自己的薪金交黨費，房屋由公家處理，書籍退回原機關，剩余的可以分給青少年閱讀單位。
鄧穎超的心中充滿了對黨和人民的深深熱愛，她始終掛念著國家的發展，但卻忽視了自己。在她的信中，她貼心地為身邊的工作人員布置了任務，還留下了一些物品作為紀念。
鄧穎超的細膩和體貼在信中展現得淋漓盡致。在這封信的末尾，她也對所有人表示了感謝。關於遺體的處理，她堅持簡單就好，讓身邊的人乘平時坐的車去天津海河撒掉骨灰，不要麻煩天津的同誌，也不要驚動其他人。
鄧穎超於1992年7月11日在北京去世，她的骨灰裝進了周總理曾經用過的骨灰盒，並按照她的遺囑撒入了天津海河。
原本安放周總理骨灰的地方，兩人的遺體以這樣的方式，在16年後重逢，此生此世，再也不會分離。鄧穎超的遺書，不僅體現了她對黨的深深忠誠和艱苦樸素的革命精神，也展現了她對親人的關愛和對死的超脫與豁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