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國民黨組織結構的研究，不僅要關註黨員群體的社會構成，更不能忽視對其核心領導人的分析。但是，如何定義國民黨的核心領導人，學術界存在不同的觀點。
傳統觀點認為中央執行委員會是國民黨的最高權力中心，其成員自然是最核心的領導人；
而另一種觀點則對此提出疑問，認為中執會只是國民黨形式上的最高權力機構，實際上只是一個沒有實權的象征，其成員並不都能真正決策，因此不能一概視作國民黨的核心領導人。
但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畢竟在理論上是黨的象征，雖然只是一個象征，蔣介石和他的黨內競爭對手仍然需要它提供黨的合法性依據。
中央委員雖然沒有實際決策權，但仍然具有名義上的崇高地位。正是因為這樣，無論在戰前還是戰後，中央委員的席位一直是黨內各派系爭奪的重要目標。
國民黨自1924年改組以來，共召開過6次正式和1次臨時的全國代表大會，其中最後一次於1949年敗離大陸。
大會之間的間隔時間逐漸變長，最後一次間隔時間最長。雖然大會是黨的最高決策機構，但在蔣介石的掌控下，其實際功能逐漸減弱，由一個黨的最高決策機構逐漸蛻化為一個黨統象征性機構。
在早期，國民黨大會由孫中山和汪精衛主持，但隨著孫中山的去世，蔣介石逐漸掌控了大會。在1929年召開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大多數出席代表由南京中央指派，引起了以改組派為首的一大批左翼國民黨分子的強烈不滿。
雖然蔣介石辯解大會代表由孫中山指定可，由蔣介石指定則不可，但這也是因為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實力和威望還難以懾眾。
在1926年「二大」至1935年「五大」期間，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均有派系傾軋和派系妥協色彩。由於全代會不僅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更具有黨統的象征意義，因此在一段時期裏，自開全代會便成了黨內各派爭奪黨統的一大要著。
全代會的重復召開，勢必產生出多個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的職位又成為各派政治分贓的物件與討價還價的籌碼，由此遂衍為「中央執行委員愈多，則黨的糾紛愈增加；黨的糾紛愈增加，則中央執行委員愈多」的惡性迴圈局面。
從1935年「五大」以後，國民黨在長達10年的時間裏，除了戰爭的影響外，沒有召開過正式的全國代表大會，這是因為蔣介石的個人權威逐漸加強，黨內反蔣勢力也相繼淡出政治鬥爭。
1936年胡漢民的去世和1939年汪精衛的投敵，使得蔣在黨內的地位更加穩固，他不再需要全代會來提供合法性依據。
特別是1938年當選為國民黨總裁後，他的個人意誌完全主宰一切，因此全代會對他來說已經不重要。這種情形與蘇（聯）共史太林的情況極為相似。
與戰前不同的是，戰時及戰後國民黨的派系鬥爭不再是反蔣派系與擁蔣派系之爭，而是主要表現為擁蔣派系內部的彼此沖突。
各派在共同擁護蔣介石的前提下，盡量擴充各自的政治資源。雖然CC系與力行社在抗戰前就存在沖突，但抗戰開始後，蔣介石訓令他們停止小組織活動。
然而，兩派隨後又以「黨方」與「團方」的形式繼續對抗，並且越來越激烈。
蔣介石長期將黨務大權交給二陳兄弟，導致CC系勢力極度膨脹。這種一派之黨忽略了黨員對黨所應盡的忠誠和義
導致黨內資源從「公領域」流向派系的「私領域」，並形成了以組織部長為中心的現象，讓有成績的幹部因得不到升遷而抑郁，造成了黨內人才資源的枯竭。
此外，黨權派系化也阻礙了國民黨組織力量的擴張，因為其他派系會建立起嚴密的防禦工事，抵制CC勢力的滲透。
錢昌照在其晚年回憶錄中提到，過去有句話叫「蔣家的天下，陳家的黨」，意指黨部的權掌握在陳家手中。他曾在資源委員會中與陳矛盾，反對在機構內成立黨部。
到了1944年，國民黨開始籌辦六全大會選舉，所有重要機關都要設立國民黨黨部，資委會被迫在會內成立第78區黨部。
國民政府直轄的資源委員會，對於國民黨黨部的建立，卻堅決抵制，原因在於防止CC勢力的滲透。這樣的情況並非特例，據何廉回憶，在他執掌農本局時期，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也多次要求在農本局總部和各省辦事處建立國民黨組織，但都被他抵制了。
CC系在戰前就已經成為國民黨內最具實力的重要派系。例如，1935年國民黨「五大」會議中，新當選的200多名中央委員（含候補）中，CC系占據了50多席，超過了其他派系。
力行社、政學系、改組派等則分別只占據了3-6席。CC系擁有超過1/4的份額，一躍成為黨內最大最具影響力的集團。
二陳兄弟勢力也達到了鼎盛。為了抑制二陳勢力的過度膨脹，蔣介石在「五大」會議後一度不讓陳立夫執掌組織部。
雖然中委逐漸成為了一個榮譽性的頭銜，但其崇高的地位仍然令各派系覬覦。從五全大會以後，1938年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沒有進行中委改選，一直延續到1945年「六大」召開，因此第五屆中委的任期長達10年。
在這10年間，國民黨內各派系的生態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有的派系幾乎從政治舞台上消失，而有的派系則在戰時大幅擴增。
力行社在1938年關閉後，又投胎於三青團並獲得了其主導權，組織與政治動員能力比力行社時代更為精進，政治欲望也與勢俱增。
在戰時，新的派系逐漸湧現。朱家驊，一位曾在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和中央組織部部長等職位上任職的人，甚至一度兼任中統局局長。
朱家驊掌握了大量的權力資源後，開始招兵買馬，自己組建班底，成為一個新生派系。朱家驊原本與CC關系密切，但自立門戶後，與CC的關系變得緊張。
朱家驊擔任組織部部長後，對省黨部的人事進行了改組，安排了自己的人手，這無疑對CC系的原有地盤構成了威脅。
CC系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存空間，開始抵抗。據王子壯觀察，戰時朱家驊系與CC系在地方層級的沖突十分激烈。蔣先生對於他的幹部采取牽制政策，使得一些幹部如果夫、立夫有了自己的組織，他們在黨內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力量。
朱家驊在學界和政界都有一定的地位，因此，他的措施不能完全按照舊有的軌域進行，這導致了下級的沖突公開暴露，例如在河南、陜西和山東等地，工作因此而停滯，更不用說上下級之間的健康關系了。
當國民黨從東南沿海遷移到西南後，原有的地域根基大部喪失，而內陸的舊實力派不願意與新來的黨中央分享地方資源。
一些內地省區即使允許國民黨在其所轄各縣建立黨團組織，但實際控制權仍掌握在原有地方領袖之手。這些地方領袖要麽任命自己的黨部和團部委員，要麽設法孤立由中央黨部和團部所派人員。
例如在雲南，龍雲雖然允許三青團在1939年9月建立了支團籌委會，但有意限制三青團在雲南的活動，甚至下令逮捕三青團的幾名負責幹部，直到重慶出面交涉才釋放。
在地方政治資源相對減少的情況下，國民黨各派的政治競爭主要集中在中央一級和部份未被地方實力派壟斷的省區。隨著政治資源日趨緊縮，派系鬥爭勢必更加尖銳和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