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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我們那一批四十八人的上山下鄉的「知青」來說，公元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號，是個刻骨銘心的日子。
我的家鄉是川黔交界，赤水河川界的一個彈丸小鎮。
小鎮不小，古有明朝洪武年間奢香夫人奉洪武大帝之命修築的「畢節驛」，連線川界「摩尼驛」，川絲，川鹽，蜀繡，貴州「窩鹽」（粗鋅），桐油，土漆等物資透過此驛道出川入黔滇，甚至遠銷東南亞。抗日戰爭時期，修築了舉世聞名的「川滇東路」，抗日物資從緬甸經昆明，過赤水河經我的家鄉運至重慶。
上世紀六十年代，「抗美援越」英雄的人民子弟兵和大量軍事物資同樣是經「川滇東路」上越南前線。
小鎮的戰略意義可想而知。
「川滇東路」通車以後，大量的重慶，成都商人湧入小鎮，開棧房（旅店），飯館，貨棧，一時間，小鎮成了遠近聞名的「小香港」。
話說公元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據後來後有關人士透露，小鎮接到上級通知是：接待安置「山城」上山下鄉知識青年。
公社「革委會」主任是重新出來主持工作的原公社書記，苗族，沒多少文化，解放初期川南「征糧剿匪」工作隊長。是那種踏實，肯幹，能吃苦，能跟群眾打成一片，堅決執行上級指示的好基層幹部。去區公所（三十多華裏小路），去縣政府（一百華裏小路）開會辦事，擡腳就走，據說他曾經去縣裏一天打了一個來回。
「革委會」主任早就看不慣從一九六六年以來公社小學畢業，以及因種種原因小學都沒畢業的這幫子小青年，吃了飯沒事幹，一群一夥成群結隊晿著「語錄歌」在公路上當「壓路機」。
更為傷腦筋的是，這幫小青年經常打架鬥毆，瓜前李下。於是，「革委會」主任叫人從派出所調來戶口總冊，大手一揮說：凡年滿十六周歲的非農業戶籍青年，一律下鄉。
據說那時安置下鄉知青有指標，縣裏也就黙認了公社革委會主任的創新。
於是就有了文章開頭的四十八名「知識青年」下鄉。
我統計過，我們這四十八個青年中，有五位六九級初中生，（實際情況是上了三個月正課就「停課鬧革命」，）有二十來個六六年及以前的小學畢業生。有十多個小學沒畢業的社會青年，還有幾個因特殊原因在外地工作，因單位下馬回鄉的「待業青年」，有幾個青年已經結婚生子，還有五，六個青年連自己的姓名也寫不起。
這樣的人員結構，套上「把自已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太擡舉我們了。
前文說到，「抗日戰爭時期」，大量移民湧入小鎮，使得小鎮的商業，手工業，服務業得到極大的繁榮。解放初期，尤其是一九五三至五五年的「三，五反運動中，因為人性劣根性作怪，不少人不惜撿舉揭發別人，於是就成了你咬我，我咬你的亂像，由於缺泛嚴肅認真的甄別，不少人因偷漏稅，加入過袍哥組織，被脅迫短暫加入土匪等原因，被送去勞改，勞教，或戴上「壞份子」帽子，成分結構比較復雜。
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我們這幫四十八名下鄉青年中，三分之二屬於「可以教育好子女」，以後的命運自然可想而知。
在以後的三到六年中，有十多個下鄉青年陸續被縣上各公司，廠礦招為工人，包括我在內的三十來個「下了知青」，一直等到一九七九最後一批轉回非農業戶口，自謀職業。
有這樣一位下鄉青年，（粉絲中有不少認識的朋友，真實姓名就不寫了）。
他祖父是抗日戰爭時期山城重慶移民，做窄幅家機土布生意，後來生意做大了，在小鎮開起了家機布作坊，有四台木制織布機，掙了錢後購置了十來畝水田出租，土改時被定為「小土地出租」，等級間於富農與富裕中農之間，屬於「教育改造」物件。
該員的父解放初期參加工作去了外省，幾歲時老家母親病故，父親在外找了新歡。他與小腳祖母相依為命。父親每月寄幾塊錢購糧錢回來。
下鄉不久，祖母去世。俗話說：有後娘必有後爹。父親就不管他了，不久，他就與農村姑娘結婚，算是「上門女婿」。生了兩個兒子，後來老伴去世，兒媳把他攆回當初的知青房居住，對他的生活起居不管不顧。
九十年代初，落實下了知青「工齡政策」，十年的下鄉經歷視同繳費，（以後雖在農村，己經不享受知青待遇了）。
社區工作人員和部份在農村結婚安家的朋友勸他再花兩萬多塊錢續買五年社保，年滿六十歲後可以每月領取養老金。
該員是出了名的「咬卵匠」，根本不相信國家會有這等好政策，堅持不辦，不續買。
後來，政府要想給他「吃低保」吧，他又有兩個身強體壯的兒子，要想不管吧，生活確實貧困潦倒，只好變通一下，每年給他評點困難補助。
直到他年滿七十，每年能領到點高齡補貼。
那年我回家掃墓，他上街趕場，我給他聊了半天，他始終不承認當初的錯誤決定，反復說：要是老婆給他生了個女兒就好了，女兒嘛，孬死也有七成好，也不至於落到現在這步田地。
一晃又過去幾年，不知他還在不在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