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後，所有上山下鄉的知青並不都是紅衛兵，所有的紅衛兵也並不都成了知青，但知青中有著眾多的紅衛兵，同樣，眾多的紅衛兵成了知青。由一代天驕的紅衛兵變為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知識青年，這一戲劇性的變化有多方面的歷史原因。首先，自然要分析紅衛兵運動與上山下鄉運動的關系。
1966年5月16日，由毛澤東主席發起的一場「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的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始了。
在廣大群眾中誰最適合充當這場運動的先鋒隊呢？工農商為維持社會成員的生計，不得脫崗去鬥去批，解放軍怎麽能去鬥去批呢，動槍桿子還了得。所以只有不從事物質資料生產和保衛國家安全的學生們是再合適不過了。
而且，當時的青年學生正處在一個激烈且動蕩的年代，他們充滿熱情和幻想，政治思想也不夠成熟，他們渴望著在政治上表現自己，他們企盼著接受毛澤東主席的派遣，去完成毛主席的指令和暗示。
時代與社會需要什麽樣的青年，青年便會把自己塑造成什麽類別的人，這是一個亙古不變的真理。
毛主席的命令下達後，清華大學迅速反應，釋出了「哪個學生要是將矛頭對準學校，就會遭到嚴肅處理」的通知。清華大學附中的幾位高中學生為了對付校方，最先打出了「紅衛兵」的旗號。
1966年5月29日，清華大學附中的張承誌等一些人，秘密商定今後要寫的大小字報都簽同一個名字，讓校方無從查處。大家一致同意使用張承誌曾用過的一個筆名——紅衛兵。也正是這一天，後來被視為紅衛兵的誕生日。
1966年6月2日，在清華大學附中校園內正式貼出了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首都中學生紛紛湧到清華附中看大字報，並紛紛以某校紅衛兵的署名來表示支持。與此同時，紅衛兵組織迅速地出現在各個中學校園裏，中國第一批紅衛兵就在中學生中產生了。
在那張張大字報中，紅衛兵莊嚴地發出了自己的誓言：「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行動的最高指示。我們宣誓：為保衛黨中央，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們堅決灑盡最後一滴血。」
透過這些豪言壯語，可以觸摸到當時的紅衛兵們對毛澤東主席的一顆顆虔誠、摯愛、崇敬的赤心。把這些同兩年後他們熱烈迅速地響應毛主席的那一最高最新指示，奔赴農村和邊疆的舉動聯系起來，不難看出紅衛兵們聽毛主席的話是一貫且堅決的，他們的這種忠誠，這種氣慨
，也正是毛澤東主席所需要的。
1966年8月，全國範圍的紅衛兵運動蓬勃興起。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公開發表，標誌著他親手拉開了那場史無前例的「運動」的帷幕。
1966年6月18日，是紅衛兵們絕不會忘記這個日子，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檢閱了紅衛兵隊伍，並在城樓上接見了紅衛兵代表，接受了紅衛兵獻上的紅衛兵袖章，為毛澤東主席親手戴袖章的是北京師範大學附中的宋彬彬。
「你叫什麽名字？」毛主席笑容滿面地問。
「主席，我叫宋彬彬。」
「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毛主席目光炯炯地看著宋彬彬。
「是。」 宋彬彬漲紅著臉，聲音洪亮地回答道。
「也不能只會文，還是要會武嘛。」毛主席用鼓勵的語氣說道。由此，「宋要武」大名便不脛而走，紅極一時。
兩年後，這位宋彬彬按照毛主席指明的又一條道路，隱名埋姓到內蒙古大草原的蒙古 包裏當了知青，而且深得農牧民的贊許，當然這是後話。
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澤東主席八次在北京接見紅衛兵。就在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之後的次日，即8月19日一天，在北京就有30萬紅衛兵沖向京城的各個角落，去打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8月2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把京城紅衛兵大破「四舊」的行動向全國廣播，全國各大報刊也紛紛登載了這一訊息，【人民日報】更為此發表了【好得很】等社論。於是，破「四舊」運動迅速蔓延到全國。
9月15日，毛澤東主席第三次接見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大會上林彪對紅衛兵破「四舊」給予大力贊揚，他說，「你們的整個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留下來的殘渣余孽。你們做得非常好，你們的鬥爭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支持你們。」
林彪一貫善於把話說絕， 他怎麽就那麽相信紅衛兵的鬥爭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呢？紅衛兵們也沒意識到，他們的掃「四舊」竟同他們日後上山下鄉有著某種聯系。
1967年初，紅衛兵由破「四舊」，轉到扮演「鐘馗」的角色上來。在打倒劉、鄧、陶的過程中，紅衛兵首先為打倒陶鑄立了大功。毛澤東主席評價說：「陶鑄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紅衛兵起來就解決了。」陶鑄的被打倒，為最終打倒劉鄧掃除了最後的最大的障礙。
1967年的國慶日，劉鄧陶均未公開亮相，這意味著他們已被逐出當時中國的政治舞台。當然，紅衛兵的歷史使命也隨之完成。於是就有了大中小學都要復課鬧革命的檔，隨之又出台了「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的知識分子政策，為包括教師在內的「臭老九」們松了一下綁。可那些剛從地上爬起來的教書先生們，哪裏還敢管和管得了在社會上闖得野性勃發的紅衛兵們呢。
在校園裏，紅衛兵們依然是相互攻擊，相互對峙。在校園外，紅衛兵仍在行動。毛澤東主席發出指示，讓「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但在進駐過程中，卻遇到紅衛兵的抵制乃至驅逐。紅衛兵變得越發不像話了，他們的行動使毛澤東主席很不安。
1967年7月28日，毛澤東主席在接見幾位紅衛兵頭頭時，神情嚴峻地說道：「現在是輪到你們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不要腦子膨脹，甚至於全身鬧浮腫病。誰如果再破壞交通、胡亂放火、肆意毆打他人，誰就是國民黨，誰就是土匪，就要被人民殲滅！」後來有人說，這一天是紅衛兵運動的祭日。
胡喬木的一篇文章中，披露了一件與紅衛兵命運有關的事。他說：「毛主席關於搞‘運動’究竟要依靠什麽力量，有一個非常的講話。毛主席曾親口說‘我開始曾經把希望寄托在青年學生（紅衛兵）身上，後來感覺到這些人也不行’。」
196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等最高領導部門共同發表了【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並由原來單一的工人組成，改為由工人和解放軍共同組成的宣傳隊。
1967年11月27日，周恩來，李富春，余秋裏等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東北廳接見首都紅衛兵代表，傳達最新指示。紅衛兵不得不重新回到了校園。
早在毛澤東主席看重紅衛兵小將的時候，他就產生了對這群娃娃們的看法和擔心。他了解到由首都十幾所中學的一些紅衛兵組織的「聯合行動委員會」，其中大多數都是中國黨政軍主要領導的子女，同時也是大多數被打倒或者靠邊站的高級幹部的子女，他們的能量和膽量大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並成為有阻於打倒劉鄧的力量。
毛澤東主席也知道各地紅衛兵，不僅派系林立搞權鬥，還有占山為王的猖狂之舉。尤其是在劉少奇被打倒後，紅衛兵們變得越發不聽話，也越發的不好控制了。
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將紅衛兵們召回學校，負責教育他們的知識分子們和教育界又不能令人徹底放心。而且，總不能把紅衛兵長期圈在校園裏，校園是有出有進的地方，出不去，便進不來，從1966年至1968年的初高中畢業生沒有分配的人數，已經高達172萬多人，所以必須先解決出的問題。
在1968 年12月下旬之前的一段日子裏，毛澤東主席就在思考著如何安排那些紅衛兵的去處，還一連數次做專門批示，最著名的就是於12月21日發表的那段最高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於是，風雲一時的紅衛兵運動徹底被上山下鄉運動所代替。#深度好文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