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王亞文踏入李立三領導的安源煤礦罷工之浪潮，由此結識劉少奇等早期革命者，終投身於革命的懷抱。
自此，他暗中為黨效力，曾主海陸空軍策反，亦任上海起義軍政委，身經百戰，歷盡滄桑。
上海一解放，王亞文未隨粟裕南下，亦不赴京從政，而是留於此地，潛心教研，直至人生落幕。
關於周恩來的居所秘辛，王亞文也知之甚詳，常憑一根大煙鬥，在國民黨上流社會中巧走，留下了不少傳奇。
周公館的秘密
曾家巖50號的周公館，名聲遠播，是那種連孩童們都能在夜晚的故事中提及的地方。
但對於那座通往嘉陵江畔的隱秘通道，便只有寥寥數人知曉其真面目。
直到1995年某日，王亞文隨上海市委老幹部局組織的老同誌遊歷重慶，在嘉陵江的遊船上指著江邊的一個不起眼的洞口，激動地聲稱：「那個洞口，正是當年我給周公館傳送情報時所用的秘密通道。」
這段往事，才露出水面，讓外界得以一窺其中的秘密。
1939年，王亞文奉中共中央南方局之命，急匆匆趕往重慶的曾家巖50號周公館報到。
從那刻起，他便深藏身於國民黨的黨軍政高層，成為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領導下的一名秘密工作者。
他的日常，是在緊張與危機之間穿行，於細微處觀察，於微光中傳遞資訊，做著那些只有少數人能夠理解和贊賞的工作。
周公館中那條秘密通道，便是他與外界聯系的隱蔽紐帶。
通道幽深曲折，似這場鬥爭的過程，每一步都布滿風險，每一次傳遞都關乎生死。
王亞文多次透過這樣的路徑，將情報安全送出，他的行動為戰爭的勝利投下了希望之光。
此番遊歷重慶，已是風煙俱凈之時，王亞文回首往昔，那些曾經的秘密和努力，如今終於可以在江邊輕聲話舊。
在潮濕的雨季，曾家巖50號周公館的石階上，常常有水珠滴落，泛起層層漣漪。
在這樣一個充滿機密與危險的地點，王亞文之所以能夠擔綱重責大任，周恩來曾經詳細分析過其原因。
周恩來對他說，他身負多年的革命鬥爭經驗，對黨忠誠不二，歷經風霜仍堅定不移，這是他身上最寶貴的品質。
而且王亞文擁有擁有不可多得的天時地利。
王亞文的舅舅，陶廣，在國民黨軍中威望頗高，為人正直，且心懷抗日之誌。
而王亞文的堂兄王芃生，更是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的研究所長，對日本的研究頗有成就，是蔣介石信賴的人。
再者，湖南朱子祠學堂的‘三大才子’程潛、劉斐、李明灝，均出自醴陵，與王亞文是同鄉。他們都對抗日有熱忱，且在國民黨中有一席之地。
透過他們，王亞文能更易接觸到更多國民黨的將領，為抗日大業凝聚更多的力量。
最後，王亞文在黃埔軍校的日子裏，連蔣介石都對他有所耳聞。
這份名聲，將為王亞文在國民黨中的行動提供更多的便利。
葉劍英當時在旁聽罷，也補充提醒了一句，讓他別忘了符昭騫。
符昭騫與葉劍英及朱德都是雲南陸軍講武堂的老同學。
1937年起，他在衛立煌的部隊中擔任參謀，參與了多場抗日戰役。
符昭騫是王亞文值得深交的朋友。
講完這番話，葉劍英輕輕整理了王亞文的衣領，語重心長地說：「穿著要體面些，不可讓他們小覷你。金錢上的需求，盡管向我們提，與他們交朋友，花費再多，黨也會支持你，會對你負責。」
曾家巖50號周公館，不僅是中共代表團的駐地，同時也是秘密聯絡的核心。
這裏，時刻被戴笠的軍統特務緊密監視，出入其門的每一個人，無不成為軍統審查的重點。
而王亞文，憑借他的智慧與勇氣，在敵人監視之下，將無數重要情報安全地送入了周公館，七年如一日，英勇無畏。
王亞文與周公館之間的聯系方式，只有少數人能解。
通常，聯絡的法則嚴格如同兵書上的陣法：時間、地點預先協定，細節安排得井井有條。
清晨或深夜，當四周的空氣中還彌漫著薄霧，周公館派出的汽車會準時駛達約定地點。
車輛的車門微開，王亞文瞥見特定的車牌號，便疾步如飛地閃入車內。
車輛隨即啟動，行駛的路線曲折多變，尾隨者難尋蹤跡。
在這移動的秘密空間內，王亞文會將手中的情報細致匯報。
車子或是繞城一周，或是穿梭於偏僻小巷，直到司機確信四下無人追蹤，這才讓王亞文悄然下車，如同未曾出現過。
然而，若是約定的時間未能成行，或是有什麽緊急情況發生，他們還設有備用計劃：在傍晚人聲鼎沸時分，當周公館周圍行人稀少，沒有可疑之人徘徊時，王亞文便可從正門大搖大擺地進入。
若是形勢更為緊迫，那隱藏於周公館深處、直通嘉陵江的秘密通道便是他的最後退路。
遊走於國民黨高層
王亞文找到王芃生，說自己從西南聯大畢業了，其重慶是國共抗戰的大本營，想來此為抗日救國出力。
於是王亞文借堂兄王芃生之介，得以躋身於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擔任編譯員。
在這裏，他借著轉譯英文情報的職責，悄悄掌握了諸多關鍵情報。
王芃生對王亞文的才幹與為人甚是賞識，不僅多次推薦他給國民黨的高級將領，還讓他結識了諸多政壇要人。
而湖南醴陵籍的程潛，也對這位故鄉來的青年頗有好感，甚至邀請他居住於自己的宅邸，待他如至親至友。
他在國民黨的上層社會中周旋，表面上看似逍遙自在，然而實則步步為營，處處留心。
某日，當他從周公館步出，經過不遠處的戴公館，恰巧與王旸不期而遇。
王旸，這個名字在國民黨特務系統中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他早年在「一二·九」運動中已潛伏學生之中，而對王亞文了如指掌。
見到王亞文，他的眼中閃過一絲詫異與算計，立刻命令手下跟蹤，意圖尋找機會對王亞文進行拘捕。
王亞文察覺不妙，步伐不由加快。
他的心中清楚，此時不可有半點遲疑，於是立刻將這緊急情況報告給了董必武。
董必武沈思片刻，便對他說：「我們必須做好兩手準備。」
董必武認為需要透過內部關系洗清王亞文身上的共產黨嫌疑；其次，倘若真的無法在國民黨高層繼續留下，將立即送王亞文前往延安。
一天，王亞文為了試探特務，故意繞道至戴公館，表面上看似無事，心中卻早有盤算。
他從容不迫地向程潛家走去。
尾隨其後的特務看準時機，欲硬闖程潛家門，卻被門前的衛兵嚴厲攔下。
衛兵將其押至程潛面前，程潛大聲斥責：「回去告訴你們戴老板，他是我們自己人。若日後再有類似行徑，格殺勿論。」
就這樣，王亞文巧妙地化解了一場危機。
1941年1月16日，王亞文和符昭騫拜訪了程潛。
正當他們談話投入時，程潛突然接到了蔣介石的電話。
通話結束後，程潛臉色凝重地轉達了訊息：「新四軍部份被‘國軍’剿滅，葉挺被俘，項英及周子昆被叛變的部下所害，明日將宣布新四軍‘叛變’，取消其番號。」
得知此訊息，王亞文不待天明，立刻悄無聲息地離開，穿梭於夜色中，直奔曾家巖50號。
他將訊息如實報告給葉劍英。
葉劍英聽後冷靜分析，對著在場的同誌們斷言：蔣介石既然要取消新四軍番號，我們便立刻重建新四軍！
周恩來亦緊接著表示：戰端既起，我們不應退縮，以打對打。
訊息一經傳至中共中央南方局，迅速向延安匯報。
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發表題詞，慷慨激昂：「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到了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迅速做出反應，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軍長，張雲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
他們立刻組織四散的新四軍將士，於蘇北重建軍部，繼續堅持抗戰。
國民黨當局因此政治上陷入孤立，被迫收斂反共活動。
隱藏身份的煙鬥
當時在王芃生、陶廣以及程潛的引薦下，王亞文與楊傑、劉斐、李明灝、符昭騫等國民黨重要人物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找尋機會進行了一系列策反活動。
楊傑，位高權重，曾任陸軍大學校長及華北第八兵團總指揮，是國民黨中的重要軍事人物。
自蘇聯回國後，更是被委以顧問重任。
他的正直與抗戰的堅決態度，使得他與王亞文這位年輕的湖南人一見如故，常相邀於家中，暢談天下大勢。
楊傑欣賞王亞文的激情與才智，決定贈與他一件非同小可的禮物——一只大煙鬥，這是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親手贈予的珍品。
為了表達對這份禮物的重視，王亞文特地前往市中心的金銀首飾店，委托工匠在煙鬥的煙桿上加裝銀箍，以示身份。
在後續的多個關鍵場合，他常將這煙鬥輕巧地夾在嘴邊，其獨特的身份和難得的氣派，讓在場的國民黨高級將領無不對他刮目相看，信任加深，從而無形中推動了他的秘密工作。
上海剛剛宣告解放，王亞文卻做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選擇。
他沒有隨眾多革命同誌北上進京，也沒有隨粟裕南下，而是決定留在上海，投身於教育和科研工作，或許是心中有一團火，期待在知識的海洋中燃燒。
同年五月，中共中央通知楊傑赴北平參加新生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然而，這一訊息很快傳到了蔣介石的耳中，引發了蔣介石的震怒。
他怒不可遏，沒有意料到楊傑會「背叛」他的黨國。
在知道楊傑已經離開昆明前往香港後，蔣介石決心施行秘密報復。
他派遣了毛人鳳和周養浩等一眾特務趕赴昆明，並在那裏展開了一系列搜查。
毛人鳳暫住沈醉家中，他們很快在楊傑家中找到了一些私人日記和信件，從中摸清了楊傑在香港的聯系方式和住處。
隨後，毛人鳳指揮台灣保密局行動處長葉翔之帶領的特務團隊，包括韓世昌等四人，悄然抵達香港。
他們偽造了一封介紹信，找到位於軒鯉詩道260號四樓的楊傑友人家。
在楊傑低頭閱讀偽造信件的瞬間，特務冷血地使用手槍朝他的頭部連開兩槍，殺害了這位為中國獨立解放奉獻的戰略家，隨即逃離現場。
這一行徑，無疑是卑鄙的，是蔣介石以國家利益為名行私仇之實的表現。
楊傑的不幸身亡，引發了中國共產黨及廣大進步、愛國人士的極大憤慨。
他們紛紛譴責國民黨反動派的陰暗與殘忍。
在這一事件的沈痛之後，王亞文以筆名「溫雅風」寫下了【關於楊傑將軍】的悼念文章，深情而又痛心疾首地回顧了楊將軍的一生與犧牲。
這篇文章在得到黨的審閱同意後，發表在香港的【展望】雜誌上，以此表達對楊傑的深切悼念和對其理想的堅定支持。
透過這種方式，王亞文和他的同誌們希望能將楊傑的精神和犧牲永遠銘記在人們心中。
參考資料：
【昆明文史資料選輯 第3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雲南省昆明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血火一生為革命——憶父親王亞文
王基 張林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