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元朝時期，怯薛不僅是一種官職，更被認為是導致元朝短命的元兇。這個神秘而又頗具爭議的怯薛制度，究竟是何方神聖，為何成為元朝覆滅的罪魁禍首？這個引人深思的歷史問題將引領我們穿越時光，深入了解元朝的政治制度和為之埋下禍根的怯薛制度。
在這個前言中，我們將揭示怯薛制度的神秘面紗。怯薛在元朝擔任何種官職？他是如何成為元朝政治機構中的關鍵因素？更重要的是，為何怯薛制度被認為是導致元朝短命的罪魁禍首？
一、怯薛：大汗的左膀右臂
在元朝這場中原政治的盛宴裏，真正掌握大權的，並不是我等漢人眼中金章紫綬的丞相。而是一個看似低調的官職——怯薛。怯薛發源於蒙古遊牧部落時代的「那可兒」。那可兒原本是部落首領的貼身護衛，與首領之間是仆從與被仆從的關系，而並非奴隸。他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主人。
鐵木真在建立蒙古軍事系統的時候，也帶著六名那可兒作為自己的侍從官。這就是怯薛的雛形。後來，這六名侍從官各內建領一千勇士，組成了鐵木真麾下的親衛軍。當鐵木真奪汗位稱大汗後，這支親衛軍迅速發展壯大，達到了一萬人。為了保證政治可靠性，這一萬人全部由蒙古貴族子弟組成。他們與大汗關系極為密切，可以說是大汗的左膀右臂。
等到忽必烈滅宋，怯薛的職能進一步擴大。不僅要保衛皇帝，還要負責皇宮的雜務。比如有專門管理皇宮酒水的怯薛，也有為皇帝起草文書的怯薛。可以說，怯薛基本上包辦了所有皇帝需要他人輔助的事務。
在元朝，怯薛才是真正代表皇權、行使皇權的核心人物。舉個例子，蒙古人有一個官職叫「大斷事官」，職權極大，專斷生殺。我等漢人問蒙古人，這個官職地位如何，蒙古人說只要他想管的事，沒有他管不了的。
可漢人找不到相對應的官職，只好尷尬地稱他為「宰相」。其實這個所謂「宰相」，只是皇帝派出的副手，代表皇權的分身。真正理解怯薛的權力和地位，就能理解元朝的政治執行之道。
而另一方面，我等漢人也只能用自己熟悉的官職去對應怯薛。於是乎，一名怯薛可能同時兼任中書左右丞相之類的職務。可實際上，這些官名在怯薛眼裏不過是虛銜。怯薛的真正身份和地位，在於他們是皇帝的心腹，是天子家中的奴仆。
這樣的制度存在諸多隱患。首先，皇帝過度依賴怯薛的本質就是削弱了自身對重要決策的控制力。這讓帝國的政治方向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群皇宮佞幸。並非皇帝本人決斷。第二，怯薛權力過大也容易滋生淩駕於君主之上的心態。當機會來臨時，不排除它們發動政變奪權的可能。這在後期證明是元朝政局動蕩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者，元朝對怯薛的優容也導致政治上的嚴重腐敗。大量賄賂透過怯薛之手輸送給皇帝及其家人。甚至連皇位承襲都無法避免被怯薛操縱的命運。這無疑加劇了蒙古貴族內部的矛盾。
最後，元朝的漢人官僚看不慣怯薛的專橫跋扈。在他們眼中，這些蒙古俊臣只是皇帝身邊的奴才，依靠皇恩而非才幹高位。 漢人官僚與怯薛之間的仇視積怨，也成為元末政局失控的導火索之一。由此可見，怯薛的存在及其與皇帝的特殊關系，為元朝蒙古政權埋下了諸多隱患。這些隱患終將在歷史洪流中化解，導致這個外來政權在中原的覆滅。
二、滿足怯薛致財政枯竭
一個帝國註定要在某個時刻停止擴張，並面對巨大的內政壓力。對蒙古帝國而言，這個時刻就是忽必烈滅宋稱帝的時候。滅宋之後，蒙古人面臨的最大難題就是如何治理這個新並入的龐大帝國。南方和北方的社會結構差異巨大，統治方式也全然不同。而皇帝左右的怯薛，作為蒙古貴族利益集團的代表，同樣需要皇帝的眷顧與饋贈。這無疑給元朝本已捉襟見肘的財政帶來了巨大壓力。
元廷在南方沿襲了宋朝的復雜稅收體系，以保護本地士紳階層。這批南方士紳很大程度上掌控著元朝的財富流向，是不可或缺的統治基礎。而他們往往以儒家思想來反對皇帝加重稅賦、清丈土地。在他們眼中，這是與民爭利、剝削人民。
與此對立的是以哈米德為代表的西域財政官僚集團。他們主張清查戶口、重新測量土地，以此大幅擴充元朝的稅收來源。只有這樣，才能滿足蒙古貴族特權階層迅速膨脹的開支。
然而漢人士紳堅決抵制這些舉措，雙方矛盾激化。皇帝在兩派爭鬥中左右為難。他明白財政收入的增長對帝國的生存極為重要，卻也無法拋棄南方士紳這個統治基礎。
於是往往是妥協於南方士紳，透過暫時的包稅方式湊合。這讓財政收入難以大幅提升，軍費開支也無以為繼。更要命的是，皇帝迫於政治環境，不得不持續甚至加劇對怯薛權貴的支持與饋贈。
這無疑雪上加霜，令元廷的財政情況雪上加霜。要知道，怯薛這個基本盤如果保不住，皇帝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為了滿足怯薛，皇帝不得不瘋狂印鈔票、濫發紙幣，結果造成通貨膨脹、貨幣貶值。
國庫空虛，軍費無著，危機因子在這惡性迴圈中快速蓄積。這樣的財政怪圈毫無疑問將在不久的將來爆發，讓這個外來政權付出慘痛的代價。
三、怯薛致軍制崩潰
元朝頻繁的戰爭同樣消耗了大量軍費，這使得本已捉襟見肘的財政雪上加霜，步步艱難。長年戰亂不僅消耗國力民力，也嚴重影響了蒙古傳統的軍戶制在元朝的執行。北方漢人軍戶因戰亂激增的賦役而逐漸衰敗、破產、逃亡。許多軍戶淪為印籍戶或隸戶，喪失了自主權。
南方繼承自宋朝的士紳地主階層又無法實行軍戶制。兩方結合，使得元朝逐漸喪失了漢人的武裝力量。取而代之的是各路蒙古、色目軍閥，而這支外來武裝力量往往忠誠於皇帝個人，而非帝國整體。這無疑埋下了各類動蕩和政變的隱患。
而要補充南方軍力，皇帝又只能不斷重新調撥北方軍戶南下充數。這無異於殺雞取卵，結果導致北方軍戶迅速衰竭。一旦北方軍戶也瀕臨全面破產時，元朝便會在軍事上暴露出難以填補的空白。這無疑威脅了帝國在中原的統治基礎。
當財政已然枯竭的時候，皇帝為了應對軍費開支，也只能透過濫發貨幣和嚴酷的攤派役來支撐。結果通貨膨脹進一步惡化，而百姓也在苛捐雜稅下呻吟不堪。這樣的惡性迴圈讓元朝的社會結構迅速解體，各種災禍與叛亂接踵而至。
四、家奴共治？註定覆滅
那麽，元朝為何最終走到覆滅的終點？關鍵就在於它根本不是一個正常意義上的帝國。我等漢人可以容忍皇帝專制，卻無法接受皇帝與一群家臣共治天下的景象。這與中原兩千年的政治倫理完全相悖。
中原王朝的合法性建立在「天命」思想之上。天命加持於一位明君之身，使其言行代表天意。臣下必須絕對服從。一旦皇權被家臣瓜分，君臣之義就成空文，政權合法性也難以為繼。
可對於蒙古人而言，怯薛就是他們的政治常態。大汗必須優待作為自己「內廷」的怯薛，兩者共同統治蒙古帝國。 沒有了皇帝，怯薛也難以立足；沒有怯薛的支持，皇帝也難以治世。兩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高度一體。
於是，這就註定了一個悖論。大汗想要絕對的皇權，卻無法擺脫怯薛的掣肘；怯薛又必須依附大汗生存，雙方無法分割。這個悖論在元朝統一中原以後達到極致。皇帝必須滿足怯薛不斷擴大的政治和經濟需求，才能維系蒙古貴族的統治基礎。
但這無異於毒瘤生根，最終讓財政軍政的負擔超過這個外來政權的承受能力。我等漢人官僚自然也看不慣這種「家奴共治」的可笑現象。 漢人文人官僚與怯薛之間的仇視積怨，終將在政治鬥爭中爆發，導致元廷的國家機器解體四分五裂。
結語
蒙古帝國之所以覆滅，某種程度上就是因為它是一個「家奴共治」的怪胎。這與中原王朝的政治傳統格格不入。它的覆滅亦是歷史的必然。元明更替，正是中原政治迷途知返，重新確立以皇權為核心的君主專制體系。這一歷史教訓，值得所有執政者銘記於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