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秋的9月，駐守江蘇泰興的日軍部隊被黃橋方向的隆隆炮聲驚動。
當日軍部隊急行軍至黃橋附近5公裏時，他們停止了繼續前進，因為他們發現「一出好戲」，中國的兩支抗日軍隊正在進行激烈摩擦戰。
參戰雙方分別是分別隸屬於中國共產黨的新四軍和國民黨部隊的韓德勤部。
黃橋戰役雖然讓新四軍大獲全勝，但是也進一步刺激了國民黨頑固派，這也就為後面國民黨發動更大規模的皖南事變埋下了引子。
國民黨發動的皖南事變被周公稱為「千古奇冤」，新四軍在這場沖突中元氣大傷。
其實在皖南事變之前，中國共產黨高層就意識到國民黨軍可能對新四軍采取更大規模軍事行動，所以就提前安排了一部份非戰鬥人員撤離皖南。
這三人中就包括當時新四軍中的三名重要非戰鬥人員，即薛暮橋、湯光恢、宋裕三位高級軍官，那麽他們在皖南事變後的結局又是如何呢？
經濟大師薛暮橋
1904年，江蘇省無錫縣的一個普通農村裏誕生了一名男嬰，這個男嬰就是後來聞名全國的經濟學家——薛暮橋。
薛暮橋的少年求學經歷十分曲折，讀過私塾、小學和師範學校。
就在讀初二的薛暮橋努力讀書時，家中噩耗傳來，父親薛魁標因欠債無力償還，懸梁自盡。
父親可是家裏的頂梁柱，如今父親故去，家裏的經濟來源一下子便斷了。
這對於年僅15歲的少年來說無異於晴空霹靂，家中變故使得他不得不中斷自己的師範學校學業而另尋出路。
萬幸的是，當時的滬杭甬鐵路招收練習生，薛暮橋用偽造出的「薛雨霖」的證件去報考，幸運的是他的這一舉動並未被識破，他順利地透過了考試並開啟了自己的下一段學習生涯。
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後，薛暮橋正式在鐵路上崗，在滬杭甬鐵路新龍華火車站任站長助理、替班班長。
到了1924年，薛暮橋就已成為當時滬杭鐵路各個車站中最年輕的站長，這年他剛滿20歲。
薛暮橋在鐵路工作期間，無數次見到各路軍閥的為非作歹，這讓他想要將舊世界的混亂秩序打破。
在擔任站長期間，薛暮橋看到了太多鐵路職工艱辛的生活和悲慘的命運，這些都促使他決定投身到轟轟烈烈的鐵路工人運動中去。
在經過一系列來自黨組織的考驗之後，薛暮橋終於在1927年光榮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入黨的同年，薛暮橋因領導並參加鐵路工人運動被捕入獄，在監獄裏，薛暮橋發奮讀書，尤其醉心於蘇聯和西方的經濟學著作，在自己腦海裏形成了初步的經濟學框架，這也為他以後成長為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大師奠定了基礎。
在重獲自由後，薛暮橋遇到了改變了自己一生的老師——陳翰笙。
和其他的學者相比，陳翰笙更重視基於實地調查產生的數據和結果，而對引經據典、套用理論等行為頗為不齒，這也對薛暮橋日後的基於調查再做結論的工作方式、方法產生巨大影響。
1938年10月，正是日本侵略者大肆侵略中國的時刻，薛暮毅然決然地放棄原有工作，投筆從戎，加入到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中。
根據薛暮橋的自身特長以及所學，在黨組織的決定下，薛暮橋被安排到新四軍教導總隊負責軍隊教育工作。
透過長時間的軍隊教育工作，他積累了豐富的教學、宣傳經驗，接觸了大量的幹部、學員。
在新四軍教導總隊工作期間，由他講授的政治經濟學和中國革命問題兩門課程深受好評，他也逐漸在軍隊教育工作中成長起來，逐漸成為教育工作和理論宣傳的一名幹將。
在皖南事變發生後，原有的新四軍面臨重建，薛暮橋接受組織的安排，奉命來到當時的山東抗日根據地領導當地的經濟工作以解決發展過程中遇到的諸多難題。
剛來到山東抗日根據地的薛暮橋就發現，由於當時山東抗日根據地所處的特殊地域，敵我的勢力交錯，使得經濟狀況十分復雜。
但是歸結起來，其面臨的主要問題有三個，分別是減租減息、征糧、貨幣戰。
薛暮橋在充分發揮實踐的主要作用，在調查、總結的基礎上，對以上問題進行完美解決。
在新中國成立後，薛暮橋主要負責財經領域的工作。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又寫出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並且初步定在1979年12月定版發行。
恰逢改革開放，中央對幹部群體進行經濟啟蒙需要相關領域的書籍文章，【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的出版正好有了用武之地。
在黨中央的安排下，薛暮橋出任了中央計委顧問和經濟研究所所長。
在職期間，他提出國家要允許發展集體企業甚至個體戶，要鼓勵回城的知識青年自己尋求就業機會，還要恢復傳統的小吃、以及小攤點等。
被薛暮橋提出的這一觀點後來被形象的概括為「廣開門」，「三扇門」。
雖然薛暮橋提出的建議在當時的中國引起很大討論，但是後面中央還是決定，在推廣前，先在北京實驗，這項建議最終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到了1980年，經濟改革已經迫在眉睫，在同年9月，薛暮橋在中央召開的會議上代表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開創性地提出了市場取向改革的主張。
到了1991年春天，為應對當時國內因經濟改革而產生的經濟思想問題，薛暮橋寫成【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的若幹理論問題】，用以面對可能使改革發生逆轉的傾向的問題。
在這篇文章中，薛暮橋從商品、貨幣、市場計劃等10個方面進行分析，用一次綜合論述表達自己的改革主張，將世人對「市場經濟」的認識提高到一個全新的理論高度。
在薛暮橋人生的最後時光裏，他含飴弄孫，安享天倫之樂，於2005年與世長辭。
開國少將湯光恢
湯光恢於1909年出生在江西永豐縣恩江鎮的一戶貧苦的農民家庭。
11歲時，湯光恢在父親執教的私塾讀書，經過幾年學習，湯光恢考入小學，在升入初中後，湯光恢就已經逐漸開始接受共產主義思想。
1925年，16歲的湯光恢在永豐縣參加了恩江學會，並在黨組織的安排下與其他幾人合寫【共產主義與共產黨】的宣傳手冊。
這本手冊內容簡單、通俗易懂，在當地產生了極大影響。
除了掩人耳目的「正常工作」，湯光恢還在黨組織的安排下組織農民運動和學生運動，並於同年被批準加入了共青團。
1929年，朱毛紅軍攻入永豐縣城，當地的鄉鎮農協在紅軍的支持下紛紛暴動，並與國民黨當地的保安部隊發生沖突爭取現成的控制、領導權。
1930年，由國民黨反動派控制的永豐縣城被朱毛紅軍再次占領，在紅軍的支持下，永豐縣蘇維埃政府順利建立。
蘇維埃政府的成立和紅軍的回歸，極大地樹立了湯光恢將革命發揚光大的信心，促使湯光恢決定放棄原有工作，投筆從戎，加入中國工農紅軍。
在參軍後，經由黨組織安排，湯光恢被安排在在第11師擔任宣傳隊隊長，並在同年被批準轉為中共黨員。
在紅軍的湯光恢先後參加了五次反「圍剿」鬥爭，在戰爭中，湯光恢歷任第11師組織幹事、紅一軍團第二師5團連指導員。
到了1933年，湯光恢因在紅一軍團第二師5團任指導員期間政治工作突出，被主席毛澤東授予「模範優秀指導員」光榮稱號，並在隨後調任第二師偵察大隊政委。
1934年10月，由於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失敗，被迫放棄來之不易的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
全軍開道的重任交到了湯光恢的肩上，因其個人工作能力突出，被上級調入紅一軍團政治部任組織幹事，旋即被委任為政治部巡視員。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經歷兩萬五千裏長征，爬過雪山翻過草地，順利沖破敵人的包圍，勝利到達陜北。
在全面抗戰爆發後，黨中央為抵禦外辱，決定要培養更多的抗日軍政幹部，組織決定任命湯光恢為抗日軍政大學教育幹事，來發揮他的組織能力、教育能力。
在新四軍建立後，為加強對新改編的新四軍的領導，中共中央決定，從延安的幹部隊伍中抽調一大批黨的幹部骨幹力量充實新四軍的領導隊伍，加強黨對新四軍的領導。
在延安的湯光恢奉命調任新四軍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與新四軍組織部部長李子芳共同管理新四軍的幹部隊伍。
在新四軍軍法處和保衛部合並辦公後，湯光恢出任合並後的保衛部部長。
皖南事變前，湯光恢幸運地被提前轉移，在皖南事變發生後，湯光恢被任命為江北新四軍軍部的軍法處處長、新四軍政治部鋤奸部部長。
在抗戰期間，湯光恢一直負責新四軍的保衛工作，同時負責領導華中地區的的鋤奸工作。
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急需在東北建立中共領導的政權組織和部隊，在中共中央的決定下，湯光恢被中央派往東北參與東北的軍政建設。
在解放戰爭期間，湯光恢先後出任東野一縱政治部主任、華野一縱政治部主任、第二十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二十一軍政委、中共台州地委書記等職。
在新中國成立後，湯光恢先後出任山東膠東軍區政委，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東北軍區公安軍政委，黑龍江省軍區第二政委等職。
在1954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以來第一次公開評定軍銜，當時正在解放軍政治學院高幹文化班學習的湯光恢按評級評銜標準可被評為中將，但他積極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帶頭主動降銜。
在湯光恢的積極帶動下，他班裏的詹化雨等人全部自願降銜為少將。
由於戰爭年代的積累，湯光恢的身體狀況並不太好，所以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積極響應黨中央發出的號召，主動提出要退居二線的請求，後面只出任江西省軍區顧問。
1988年，中央軍委為湯光恢頒發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為表彰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總後「四大金剛」之一宋裕和
宋裕和於1902年出生在湖南省汝城縣延壽鄉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由於宋裕和少時家境貧寒，所以還沒讀過幾年書就早早輟學。
受革命運動的影響，1926年的湖南，各地農協運動如火如荼的開展，宋裕和就在他的家鄉延壽參加了他的第一次農協運動。
參加農協的第二年宋裕和就被選為延壽鄉農協籌備委員、農協副會長，並在第二年順利入黨。
宋裕和在家鄉領導農民運動失敗後，冒著生命危險幾經輾轉來到井岡山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
在參加紅軍後，宋裕和先後在紅四軍政治部擔任宣傳員、連隊指導員、團政委等職。
後面又陸續出任前委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在長征時又被委派外中央軍委總部第三局局長的職位，主要負責全軍後勤工作。
由於在任職期間出色表現，各項工作均完成得十分出色，宋裕和的工作受到廣大紅軍戰士們的交口稱贊，這也就使得宋裕和被譽為紅軍後勤戰線的「四大金剛」之一。
到達陜北後，宋裕和被中央委任為軍委總部二局副局長、陜甘寧邊區政府糧食局局長等職。
1938年1月，宋裕和被調任為新四軍軍需處處長，在此期間，宋裕和制定了新四軍的軍隊供給標準、制度等，確保新四軍在前線作戰時能夠不為後方的供需而擔憂。
在皖南事變前，作為新四軍的重要非戰鬥人員，宋裕和幸運地被提前轉移出皖南。
在皖南事變發生後，為了打擊國民黨頑固派，中共中央以及中央軍委決定要重建新四軍軍部，讓新建的新四軍軍部在後勤機構設定上不再受國民黨的掣肘，原有的新四軍軍需處撤銷，取而代之的是建立新四軍供給部。
在組織的安排下，宋裕和被委任為新組建的新四軍第一任供給部長。
在解放戰爭時期，宋裕和被委任為華東軍區後勤司令員，率領各級後勤力量和地方支前部門支援前線戰爭，為最終取得魯南、萊蕪和孟良菌戰役的勝利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出色地完成了復雜、龐大的各項後勤保證工作和支前工作。
1949年3月，宋裕作為華東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參與了中國共產黨對上海的資財接管工作。
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宋裕和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財經委員會委員。
經過宋裕和對中國當時國情的分析以及國家的發展規劃，最終制定一系列財經政策和改革措施，將新中國面臨的一系列艱難的財經難題被順利完成。
1950年1月，宋裕和被中央任命為食品工業部的副部長，並主持食品工業部的日常工作。
在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後，宋裕和任軍委總後勤部副部長兼營房管理部部長，主要負責保障誌願軍後勤供應和全軍營房建造以及日常管理工作。
在任職期間，宋裕和提出了全軍後勤組織與領導關系三原則，這對於人民軍隊的後勤建設與未來發展產生了十分久遠的影響。
1952年8月，宋裕和被調任為建築工程部副部長，在次年，宋裕和又兼任了北京建工局局長，主要負責北京的城市建設工作。
在此期間，宋裕和嚴抓建築施工隊伍素質的培養提高，努力發展建築科學與教育事業，並先後組建了建築技術研究所和建築科學研究院。
在建工部任職的13年時間裏，宋裕和嘔心瀝血，為中國建築工程事業的發展奠定了深厚基礎。
宋裕和在1965年當選為第四屆全國政協常委，在職期間他一直盡心盡力為人民服務。
1970年12月12日病逝，終年68歲。
小結
新四軍雖然在皖南事變中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重創，但是一大批以薛暮橋、宋裕和、湯光恢為首的新四軍革命火種保留了下來，這對於以後新四軍的重建、壯大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意義。
同時也讓中國共產黨我軍意識到國民黨頑固派的狹隘格局，堅定了既打擊國民黨頑固派又堅持抗日持久戰的決心。
雖然抗日戰爭勝利已經有78年之久了，但是我們要時刻牢記革命先烈的血和淚，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