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紅
支持和使用國貨，理應是中國人奉行的原則，是愛國情懷、維護祖國尊嚴的一種重要體現。周恩來率先垂範，事無巨細，鐘情於穿中國面料衣、戴用國產表、乘坐國產車，並將中國特產列入國禮單贈送外賓……
「我要中國料子，無論毛料布料都要國產的。」
周恩來廉潔奉公，嚴以律己，即使是新中國成立後各方面條件好轉，仍保持革命戰爭年代艱苦樸素、躬行節儉的作風。此觀念和習慣也是有意識在除了保持和弘揚中國共產黨人艱苦奮鬥和勤儉節約的優良傳統外，著重倡導與引領將樸素愛國主義思想體現在購用國產的消費理念和社會風尚。
多年來，堅持穿用國產衣、甚至修補程式衣的周恩來常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進口是必須的，國外許多東西比我們先進嘛，拒絕學習利用是錯誤的。但我作為總理，代表著中國人的臉孔，中國人的骨氣。只要我們國家能生產的，我就要用國貨。都不用國貨怎麽能發展民族工業？我們時時都要想著為發展民族工業多作貢獻。」足見他倡導使用國貨，遠不止物質層面，更註重表現的是中國人的骨氣。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為接見外賓和出席會議需要，置辦一身較體面的行頭來應酬，變得很有必要，他毅然選中北京「紅都」服裝店。
面對工作人員介紹的英國呢料、澳洲毛料等各色外國布料，他堅定地搖頭說：「我要中國料子，無論毛料布料都要國產的。」
他仔細挑選一番，內衣選的是普通白市布，襯衣襯褲也都選了普通白布；最後又選了上海產的法藍絨，做代表中國的莊重款式——中山裝。這樣，做了一套裏外均是中國面料的簡單必備著裝。事後，他又全部按市價自費結算。一直穿到1963年，他始終細心呵護，保持整潔、挺括。
後來，中國自產的確良後，周恩來又讓工作人員用它縫制必備夏裝及兩件大衣。他每次派工作人員去做衣服時，總叮囑他們照價付款，一分不能少。待衣服做好後，工作人員取回來，他從不挑剔，馬上穿好全身心投入工作中。
因為外事活動多，周恩來要求自己衣著「定要能表現出中國人的臉孔」，衣料「不要進口的，必須用國產的」。幾十年如一日，他從貼身所穿的背心、汗衫到外衣、外褲、鞋襪、睡衣等，都是地道幹凈的國產。周恩來穿衣講究規矩嚴整、清潔平展，總是給人風度翩翩的印象。殊不知，他的內衣內褲卻多是修補程式摞修補程式。周恩來有一件睡衣，1949年進城時他就穿起，磨破了就補，補了再穿，最後修補程式摞修補程式，一直穿到他去世也舍不得買新的。
周恩來鐘情於穿黑布鞋和黑皮鞋，可從來都要求是國產的。他不要求款式怎麽樣，只要求合腳就行。即使到了迫不得已須定做皮鞋時，他也要特別強調：「要用國產牛皮。」
「工程所用的材料，必須全部使用國貨！」
1958年10月28日，為國慶十周年獻禮的北京十大建築工程之首的人民大會堂工程破土動工。工程建造時間緊、任務重。
接連橫亙在面前的是相關住戶搬遷問題、打地基運土人手太少等問題。拆遷工作艱巨，按照計算想要完成至少需半年，人民大會堂將無法趕在建國十周年前完工，工作人員對此心急如焚。
然而原本龐大的搬遷工作實際僅用一個月就完成了。國家的關懷、周恩來的關懷，讓人民備受溫暖，百姓對國家的大力支持，創造了奇跡。原來，搬遷戶中一部份接受了國家安排的居所，更大部份認為自己具備獨立找到新居能力，在拿到國家給的一些搬遷款後，不願給國家添麻煩，自己承擔了尋新任務。接踵而來的棘手事情是：挖土深度須達8米才行，預計土方量則由14.2萬立方米，增至35萬立方米。當時中國根本不具備挖掘土方和運輸土方的先進器材，只能靠人力肩背手提，全國人民紛紛響應號召踴躍報名，一支 「義務勞動大軍」很快趕赴工地上，靠著對國家的熱愛和一腔熱情，硬是搬走這多出來的20余萬立方米土方。30萬人次參加到義務勞動中。這樣宏大的場面，如此偉大的人民，在其他國家是很難看到的！隨後的技工缺乏問題，也是透過團結的力量，在全國廣招木工、瓦工、鋼筋工等，迅速得以解決。
◆周恩來正在審查北京市東西長安街建設規劃設計模型。
人手不足的問題迎刃而解，新的問題隨之而來，國慶工程第5號簡報當中，闡述了一個新的困難——「鋼筋：至今1噸也沒有……」資源匱乏，鋼筋短缺，如果不能及時解決，將很快面臨停工。
直到破土動工22天前，鋼筋甚至連1噸都沒有。是準備不足麽? 其實不然，當時中國資源極其緊缺，想要在短期內獲得充足鋼筋，恐怕只有向外國進口才行。
但人民大會堂的意義並非僅僅是一個建築而已，更具特殊政治意義。周恩來對此專門作出指示：「 工程所用的材料，必須全部使用國貨！」
這個指示，是想告訴世界：中國有能力創造任何奇跡，同時也告訴世界，中國人從此站起來的決心！
接到這一指示後，國慶工程指揮部向全國求援。全國的工廠和工人立即緊鑼密鼓大生產，建造人民大會堂所需材料開始源源不斷從全國各地運來。
不僅如此，一些生產能力出眾的企業，不僅為人民大會堂工程供應材料，還擔負起一些重要的生產任務。比如大家熟悉的那個重達2000公斤，高4.85米、寬4.5米的巨大國徽，就是由北京市東城區五金機電廠制作而成；而大禮堂頂部的那顆巨大五角星，則是由內蒙古包頭鋼鐵公司二局和上海長征化工塑膠制品廠共同制作；鞍鋼還特制了4000余噸鋼材，用於日後制作人民大會堂頂棚鋼梁。諸如此類，不勝列舉，在全國人民紛紛支持下，人民大會堂工地材料匱乏難題迎刃而解。值得驕傲的是，哪怕小到一顆螺絲釘，都采用了國產。
◆人民大會堂建設者艱苦奮鬥，成就奇跡。
克服了1958年的一個個難題，指揮部在1959年初遭遇新困難即技術難關。人民大會堂設計有一項關鍵而難啃的技術即恢宏大氣的穹頂所采取的「滿天星鬥，水天一色」設計理念。對此，工程師利用「土法兒」攻克破解了鋼梁起吊問題的技術難關，使得效果既如願以償，還不耽誤工期。沈陽橋梁廠接下了制造穹頂所需特殊鋼梁的任務，總共生產12根， 每根鋼梁的高度為7米，長度為60.9米，重量高達55噸。沈陽橋梁廠雖然對生產鋼梁有很豐富的經驗，但一直以來生產的都是用於橋梁的鋼梁。這樣的鋼梁用在大會堂的頂棚，尚屬首次。足見，中國人民使用國產物資同樣也能發揮出智慧和激情，煥發出磅礴的力量！
1959年8月底，中國人民創造了一個建築史上的奇跡，大會堂順利完工。9月9日晚，毛澤東、周恩來一行人來到大會堂的工地。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副市長萬裏向他匯報：「萬人大會堂還沒有正式命名。」毛澤東問：「你們都怎麽叫的？」萬裏答道：「施工中工人都叫它大會堂工地，有人提議叫人民宮。」毛澤東略作思忖後說： 「‘宮’嘛，有些封建，我看，就叫人民大會堂吧！」1959年9月24日，人民大會堂正式交付使用。
10個月時間，中國人民齊心協力克服重重困難，以排山倒海之勢建造出人民大會堂，創造了偉大奇跡。人民大會堂從設計到建設，與人民息息相關，是人民的殿堂，更是共和國的殿堂。全部材料都使用國貨的人民大會堂，它承載著無數人的希望，令所有中國人都為之自豪；它向全世界宣示，中國人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創造偉大奇跡，這樣偉大的國家和民族，任何人都無法戰勝！
「送給一汽當參考，讓他們能早日研究出更高級的中國小轎車。」
20世紀60年代起，凡屬大的活動，無論是黨的代表大會還是全國人大、全國政協開會，特別是外事活動中，周恩來總是要求使用國產車。一位開上海轎車的司機說：「周總理在世時，逢上重大活動，最忙、最露臉的就是我們開國產車的司機了，一出動幾十輛上百輛，風光得很。」
後來，國家進口了一批高級賓士車，有關部門想給周恩來也換乘賓士車坐，周恩來嚴肅地說：「那個賓士車誰喜歡坐誰就坐去，我不喜歡，我就坐咱們國產的‘紅旗’。」他常常說：「我們國家底子薄，還是一窮二白，一定要堅持艱苦奮鬥，自力更生。外匯很昂貴，要用在建設上，不該花在消費上。」
1958年，中國一汽廠響應國家領導人希冀乘坐「自己制造」的小轎車的號召，開始研發東風牌小轎車。
然而，由於美國全面實行對中國的經濟貿易封鎖，導致一汽無法「拿」到更先進的研究案例，工作進展陷入困境。
周恩來得知此事後，毅然「貢獻」出他的法國「雷諾」汽車，交由一汽當參考，任由一汽「拆卸」研究。
◆1958年5月12日，國產第一輛「東風」小轎車誕生。
當年5月，在周恩來的支持下，嶄新的一汽東風牌小轎車正式面世。一汽把第一輛轎車加急送到北京，當作獻給黨的八大二次會議的賀禮。
5月21日，毛澤東在秘書陪同下，親自坐到轎車中「跑」了兩圈，感慨道：「我們中國也有了自己的小轎車！」
然而，由於東風牌轎車的車型比較緊湊，不符合中央領導座駕及國禮用車的需求，所以一汽決心再次研發一款高級轎車。
他們從吉林大學借來一輛高級轎車當作參考，結合周恩來的那輛「座駕」，花費33天制造了中國第一輛具有民族特點的高級轎車。彼時的吉林省書記為它命名「紅旗」。
◆研制成功的第一輛紅旗轎車。
1965年春，中央下達命令，要求一汽研制一款有三排座椅的「紅旗」轎車，替代領導人正在使用的蘇聯轎車。
一汽的領導非常苦惱，他們要到哪裏再去找一輛更加高級的轎車當「範例」呢？無奈之下，一汽廠長王振只得親自前往首都尋找「機會」。
那時，中國最高級的小轎車當屬陳毅正在使用的座駕「平治600」，它是西德制造，全球僅有428台，深受陳毅喜歡。
王振帶著研究小組請求陳毅，讓他們近距離看看這輛車。陳毅欣然應允，大方準許王振等人試駕，並把自己的司機李師傅派去同王振幾人交流。
王振從李師傅口中得知，陳毅同樣非常期待能有一輛中國制造的小轎車當座駕，奈何彼時中國汽車行業落後，無法滿足領導人的需要。
王振當即找到首都汽車局局長，拜托他從中牽線，幫一汽「借一借」陳毅座駕當研究物件。
此事不知怎麽被周恩來知道了，他立刻找到陳毅，對他明言道：「你那輛小汽車實在太招搖了，出門多不方便，不如送給一汽當參考，讓他們能早日研究出更高級的中國小轎車。」
陳毅也是一位大方爽快的領導，二話沒說直接同意周恩來的建議，把「平治600」無償贈送給了一汽。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遜來華存取。他提前派遣一位官員到北京，向中共提出3個條件：總統座駕需運送到中國；總統將乘坐專機抵達中國；報道總統出訪新聞的轉播車也要進入中國。
周恩來微微一笑，答應了兩個條件，即專機直達和轉播車隨行拍攝，至於總統座駕則必須使用中國生產的「紅旗牌」轎車。
美國官員十分驚訝，又礙於中方強硬態度，只得勉強妥協。周恩來見事情「定」了下來，立即要求一汽來依照他的意見更改安排給尼克遜使用的「5號」紅旗車。
周恩來之所以提出修改意見，是由於重視此事的他親自「檢查體驗」了一下那輛小轎車，挑出了「車子的坐墊過於狹窄，車子震動略強」這兩點毛病。
一汽絞盡腦汁解決兩個問題，周恩來卻還是秉著嚴謹的態度，臨時調換了用車，把自己的「6號」紅旗轎車給尼克遜使用，他則乘坐「5號」紅旗轎車。
在周恩來的關註下，一汽的小轎車質素和效能越來越好。當有人勸說他換下使用許久的紅旗轎車時，他笑著反問：「我為什麽要換？有缺點不能改進嗎？如果我一直用下去，那麽一汽肯定會盡快改進。」
一汽沒有辜負周恩來厚望，作為中國國家級禮賓車，紅旗車均為新中國成立後中國自主研發的民族品牌汽車，其中一輛770J型敞篷檢閱車曾是周恩來、鄧小平、法國總統蓬皮杜、北韓民主主義共和國主席金日成、柬埔寨施漢諾親王乘用過的。
「咱們中國，什麽時候也能生產一塊這樣的手表啊！」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相關部門特地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從香港置辦了一批手表，周恩來的那塊產自瑞士，是一塊自動表，在當時屬高端手表。他愛惜地端詳一番，嘆息一聲，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咱們中國，什麽時候也能生產一塊這樣的手表啊！」
周恩來的話宛如一個美好希冀，帶給中國輕工制造行業極大鼓舞，讓他們更有信心「中國制造」。最先「實作」他如此願望的，是上海一家手表制造工廠。
那是1961年，正準備到蘇聯出席會議的周恩來突然聽聞上海手表面世訊息後，高興不已，立刻指著東南方向：「告訴他們，我買一塊。按市場價買。我給他們做廣告！」隨即吩咐衛士：「你替我從我的薪金裏支出購買。」貨到後，他驕傲自信地戴在了手腕上。
◆周恩來生前佩戴的上海牌手表。
從此，他參加各種活動都戴著它。在一次存取非洲時，他還特意向幾內亞總統展示了自己身上清一色「中國制造」的衣服、皮鞋和手腕上的上海牌手表。
他十分珍愛這塊表，一戴就是十來年。1972年，因表的表面熒光「失效」，才趁著陪同尼克遜到上海參觀的機會，拜托上海的同誌將其送上海手表廠修理一下，繼續使用。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病逝。那枚帆布表帶老上海牌手表依然戴在手腕。其保健大夫悄悄從其遺體上取下來，送交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收藏。
這塊朝夕相處陪伴其十余年的國產手表，被收藏在陳列櫃中，向後人無聲昭示著屬於一國總理的清廉作風，以及他對中國品牌的認可和期待。
別具一格的國禮：盡現外交國產優先「本色」
周恩來對待國產的原則、做法，還體現在外交上，他要求「一切招待必須是國貨，必須節約樸素，切忌鋪張華麗、有失革命精神和艱苦奮鬥的作風」。還力倡「中國制造」走出國門，他曾「置辦」過兩份別具一格的中國特色國禮贈送美國總統尼克遜。
一個就是中國兒童都極熟悉的大白兔奶糖。其前身是上海愛皮西糖果廠制作的牛奶糖，因使用米奇老鼠包裝而受到中國民眾「質疑」。1950年中國政府將該廠收為國有廠後特地將其外包裝圖案改成白兔形象。1959年，中央相關部門指定該糖為建國10周年慶典上的獻禮品，使它一下子打響知名度，成為中國馳名品牌。
1972年，美國總統先遣代表到上海參加雙方會談。清掃會場的工作人員發現，擺放在美國人桌子上的大白兔奶糖竟然所剩無幾。
他們將此事上報有關部門，有關部門又去調查了美國人居住賓館中放置的該糖食用情況，得出「美國人似乎很喜歡這種糖果」的結論。
周恩來知道後，決定把該糖列入國禮單中，贈送對方。小小奶糖，就這樣成為中美友誼的見證，實在很令人驚訝而富有傳奇色彩。
另一個則是魯迅的一套書。尼克遜訪華前，周恩來突然想到要贈送一套【魯迅全集】作禮物。
可因當時社會風向問題，該書被歸為「禁書」，無法大規模出版，導致他一時難找合適的贈送版本。
無奈他只得吩咐工作人員到魯迅博物館的庫房中翻找到幾套庫存的紀念版本，並從中挑選出一套較新書冊列入國禮單，算圓了其心思。在周恩來的推動下，【魯迅全集】得以解禁，197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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