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從廣東遷到湖北，中共中央機關也從上海搬到了漢口，再加上莫斯科的各路駐華代表都聚集在武漢，使得中國大革命時期的幾個最高領導機構（共產國際代表團、中共中央、武漢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央）都在武漢，讓武漢成為了熱鬧非凡的「紅色首都」。
【1、國民黨左派唯一大丈夫】
宋慶齡和鮑羅廷負責武漢國民政府的對外宣傳工作。
設在鮑公館樓下的宣傳機構和報刊，主要用英語宣傳中國革命，動員美國人民和所有正義之士，開展阻止其政府對華武裝幹涉的活動。宋慶齡的主張通常首先在【人民論壇】上發表。
宋慶齡是鮑羅廷尊敬的重要人物，她憑借孫中山遺孀的特殊身份和威望，迅速成為武漢國民黨左派和國民政府的核心人物。
宋慶齡在漢口德明飯店住了一陣子後，就搬到了黃陂路口的華俄道勝銀行（現在的漢口沿江大道 161 至 162 號）。1927 年 1 月，華俄道勝銀行變成了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漢口分行。
宋慶齡在這兒和娘家人一塊兒住了 8 個月。這期間，她為遷都武漢、建立武漢國民政府、組成「武漢黨政臨時聯席會議」、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辦武漢婦女政治訓練班、慰問和搶救傷員、對外宣傳中國革命等，做了不少事。
宋慶齡是漢口鮑公館的同誌和朋友，她堅定地支持孫中山的革命理念，在建設和維護武漢國民政府的艱難時期，無論是反對蔣介石的獨裁和「遷都之爭」，還是在寧漢分裂後的嚴峻形勢下，她都始終支持鮑羅廷的工作，被鮑羅廷譽為「國民黨左派中唯一的大丈夫」。
【2、「列寧紀念號」事件】
鮑羅廷到武漢後，身邊最大的變化是因為「列寧紀念號」事件，漢口鮑公館的女主人鮑羅廷娜被捕，導致鮑羅廷暫時沒了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助手。
鮑羅廷夫人叫法尼婭·謝苗諾芙娜·鮑羅廷娜，她和鮑羅廷在美國芝加哥認識並結婚（大概 1908 年）。
在芝加哥的猶太區移民中，鮑羅廷創辦了「（格魯森）伯格進步預備學校」，年輕的法尼婭·謝苗諾芙娜成為了該校校長鮑羅廷的重要助手。
後來，她培養出了同時處理多項工作的出色能力。在美國，他們的大兒子弗列德和小兒子諾爾曼相隔七八年相繼出生。一家四口受美國文化的影響，英語都說得很流利，是一個很有文化素養的幸福家庭。
十月革命後，鮑羅廷決定響應列寧的號召回俄國，通情達理的鮑羅廷娜也放棄了辛苦建立的優渥生活，帶著兩個孩子回到莫斯科，還跟隨鮑羅廷走上了充滿未知和危險的革命道路。
在廣州鮑公館，鮑羅廷娜一個人幹好幾個人的活。她得照顧丈夫和孩子的生活，還得幫丈夫處理各種雜事。
因為丈夫的特殊身份和工作需要，她也參與了很多社會工作，認識了宋慶齡、何香凝、陳璧君、楊之華、蔡暢、鄧穎超、王一知等人，還成了中國南方婦女運動的蘇俄「顧問」。
1924 年 6 月，鮑羅廷完成了協助中俄談判的任務後，在回廣州的路上，和鮑羅廷娜一起對上海的婦女運動狀況進行了調研。
當時中共中央婦女部的負責人向警予不在上海，中央就決定讓她的副手楊之華來接待。因為有瞿秋白當轉譯，楊之華順利完成了任務，還因此促成了瞿秋白和楊之華的戀情。這也算是鮑羅廷夫婦的意外收獲吧。鮑羅廷娜不僅有賢妻良母的耐心，還有秘書的細致。
蘇俄顧問切列潘諾夫回憶：
法尼婭·謝苗諾芙娜那幾年給鮑羅廷當秘書，幹得挺不錯。
廣州國民政府北遷時，鮑羅廷先跟第一批人走了，鮑羅廷娜和鮑羅廷的女秘書阿基莫娃等蘇俄工作人員則跟譚延闿、顧孟余、何香凝等第二批離粵北上人員一起出發。一路上很不容易，鮑羅廷娜在 1927 年 1 月初到了「紅色漢口」，鮑羅廷一家終於在武漢團聚了。然而，這幸福的時光並沒有持續太久。
就在鮑羅廷娜和宋慶齡頻繁參加各種活動，尤其是婦女集會的時候，沒想到在 2 月中旬的一次短途旅行中，她失去了自由，再也沒有機會回到武漢。
那時候，鮑羅廷娜帶著 11 歲的小兒子諾爾曼，悄悄去了上海，她想找人把諾爾曼送回俄國。事情辦成後，她就坐「蘇維埃商務艦隊公司」的「列寧紀念號」輪船回武漢了。
沒想到，開船後的第二天，「列寧紀念號」輪船逆流而上，開到南京浦口時被軍閥張宗昌的部下給扣下了。
本來南京浦口長江兩岸一帶地區是孫傳芳部隊的地盤，但孫傳芳被北伐軍打敗後，他的地盤就被安國軍副總司令兼直魯聯軍總司令張宗昌的部隊接管了。當時，北伐的國民革命軍在蘇俄顧問的幫助下，正向南京一帶推進，馬上就要打響攻占南京的戰役了。
就在雙方要決戰的前一天，鮑羅廷娜坐的掛著蘇聯紅旗的「列寧紀念號」輪船，肯定會引起張宗昌部隊的註意和敵視。
鮑羅廷娜心裏明白，作為鮑羅廷的妻子，她很可能會被當成人質或被處死，所以一開始她拼命隱瞞自己的身份。然而，她很快就灰心喪氣地意識到，想要隱藏身份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因為他們已經知道她在這條船上，所以「列寧紀念號」才會被截。鮑羅廷娜被扣押後，先被關在南京，不久又被押到濟南，到 5 月上旬又被轉到京師警察廳關押。這些都是秘密進行的。
3 月 24 日，在武漢的鮑羅廷才知道妻子被捕了，他急得不行。張宗昌扣著鮑羅廷夫人，又派人到漢口找鮑羅廷談判。一個自稱張宗昌代表的人來到漢口鮑公館，他跟鮑羅廷說，張司令要鮑顧問主張南北和平妥協，把共產派趕走，然後就把夫人送回來。雖然很傷心，但鮑羅廷當場就拒絕了這個無理要求。
他回答得很明確：
送夫人回去是我自己的事，但因此而放棄中國民眾的革命，那是大錯特錯，那簡直就是反革命。而且我是個俄國人，沒有代表中國民眾的權利。
張宗昌把鮑羅廷娜當人質，想借此控制她丈夫的行動。這沒對鮑羅廷處理武漢政權的事造成啥影響，但肯定讓他很痛苦，也讓他覺得大禍臨頭了。
要是說之前鮑羅廷還盼著老婆能回到自己身邊，那經過這檔子事以後，他好像對法尼婭·謝苗諾芙娜的命運不抱啥希望了。
幸好！法尼婭·謝苗諾芙娜·鮑羅廷娜最後沒有死。
1927 年 7 月 12 日，她被京師高等檢察廳批準「取保開釋」。剛出看守所，鮑羅廷娜就坐上了等在外面的蘇俄使館小汽車，很快消失在北京的街頭巷尾。
但是，沒過幾個小時，暴怒的北京政府（張作霖 6 月 18 日在北京懷仁堂宣布成立安國軍政府，自稱陸海大元帥）就下令重新逮捕鮑羅廷娜。而負責這個案子預審的法官何雋，雖然他的判決沒有超出他的職權範圍，但政治後果太嚴重了，他嚇得不敢回家，直接辭職跑了。
於是，鮑羅廷娜的案子變得撲朔迷離，各種傳說和謠言四起。鮑羅廷娜在保釋後一直躲避軍警的追捕，在許多好心人的幫助下，她最終成功輾轉回國，在莫斯科與家人團聚，這是後話。
【3、批判蔣介石】
蔣介石在遷都的事情上反復無常，還強行把國民黨中央黨部和政府留在南昌，又要求解除鮑羅廷的顧問職務，他的專制跋扈引起了武漢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的強烈不滿，於是武漢方面在鮑羅廷的指導下發起了反獨裁、強黨權的運動。
為了更好地領導這一運動，1927 年 2 月 9 日，在武漢的一些國民黨高級幹部開會，決定實行民主、反對獨裁、提高黨的權力，執行三大政策、支持農工運動，還要召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等。
為了落實上述決議，會議又決定讓徐謙、吳玉章、鄧演達、孫科和顧孟余這 5 人組成「行動委員會」。
2 月 11 日，【漢口民國日報】發了篇社論，題目是【時局進展與吾黨目前之責任】，裏面說：
整頓黨組織，嚴肅黨紀，擴大黨的威信，要讓我們的黨成為真正的最高權力機關，能真正領導所有實際工作。
2 月 15 日，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開了第九次會，鄧演達、顧孟余、張太雷、葉楚傖等 30 多個人參加了，顧孟余報告了黨務宣傳的情況，會議明確提出，不能讓黨權分散，不能讓封建勢力滋生，不能讓黨務和政治隨著軍事的發展而退步，不能讓黨重蹈辛亥革命的覆轍。
因此，會議針對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傾向以及支持他的國民黨右派分子，特地透過了【黨務宣傳要點】，內容如下：
（1）鞏固黨的權威，一切權力歸黨；（2）統一黨的指揮機構，擁護中央執行委員會；（3）實作民主政治，掃除封建勢力；（4）促汪精衛同誌銷假復職；（5）速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解決所有問題；（6）以打倒西山會議派的勁頭，對待黨內一切昏庸老朽的反動分子，才能鏟除黨外危害本黨的官僚市儈；（7）軍隊聽從黨的指揮，統一起來，準備與奉系進行武裝決鬥。
兩天後的 17 號，鄧演達在【漢口民國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名為【現在大家應註意的是什麽？】的文章，告訴讀者：
現在的鬥爭是封建和民主的鬥爭，是革命和妥協的鬥爭，是成功和失敗的鬥爭。所以，國民革命要成功，必須依靠工農的力量，不能再讓政權落入反對革命的人手中。
他在文章裏沒點名地警告蔣介石說：
軍事指揮者要清楚，個人力量有限，只有無條件服從黨的決定，接受黨的制裁，才能提高黨的權威，才能用這個權威去指揮統一全體軍隊，不管是舊有的還是新收的。
19 號，孫科在【漢口民國日報】上發了篇文章，叫【為什麽要統一黨的指導機關】。
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擅自修改黨章，設立常務委員會主席一職，這讓他在政治上成為了國家的大總統，在黨務上成為了黨的總理，簡直就是獨裁者。
鄧演達和孫科的文章體現出武漢國民黨左派的普遍心情。
【4、莫斯科方面的態度】
為了發動全體黨員和群眾的力量，一萬多國民黨黨員和二十萬群眾二月二十四日在武昌閱馬場開了個以「救黨」為主題的大會。
這次大會是由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常委董必武（共產黨員）來主持的。
「救黨」大會旨在提升黨權，演講者雖未指名道姓，但矛頭直指企圖搞專制獨裁的蔣介石及其追隨者。「救黨」大會過後，武漢掀起強黨權運動，眾多機關團體紛紛集會，或發表通電，一時之間，「打倒昏庸老朽分子」、「一切權力屬於黨」、「請汪精衛銷假復職」的呼聲四起。
鮑羅廷在武漢組織反獨裁、強化黨權的運動，蔣介石「去鮑」的要求也遭到武漢左派的抵制，這兩件事讓蔣介石非常生氣。
盡管他多次在不同場合表示自己是「本黨的忠實黨員」、「總理忠實的信徒」，但滯留在南昌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譚延闿、何香凝、丁惟汾、李烈鈞、陳果夫五人還是在 3 月上旬離開了南昌，前往武漢參加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
在南昌的中央執監委員最後只剩下蔣介石、張靜江和朱培德 3 人了，這表明蔣介石在革命隊伍中已經孤立無援。
蔣介石在 2 月 23 日於九江對維經斯基宣稱：
當鮑羅廷離開中國並在國民黨內確立「嚴格的紀律」，否則就「準備決裂」時，實際上他是在向莫斯科提出改變共產國際在中國政策的最後通牒式要求，但聯共（布）和共產國際卻以更加激進的中國政策作為對蔣介石最後通牒的回應。
3 月 3 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開了個秘密會議，討論「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工作制度進行必要修改」的問題，並做出了決定：
(1)認為必須堅決實行發展工農運動、吸收工人群眾入黨、吸收工農群眾加入國民黨的政策。
(2)要堅決為國民黨左派建立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工人的基礎。
（3）要大力推動國民黨成為有內部紀律和經選舉產生的組織；要實行排擠國民黨右派的方針，在政治上讓他們名譽掃地，並逐步撤銷他們的領導職務。
(4)一定要加強提拔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擔任軍隊、軍校、重要軍事技術等部門幹部職務的工作。
（5）一定要堅持把軍隊從個別軍閥的僱用軍，變成革命政府的、聯系群眾的常備軍的方針；實行掌握軍隊中重要職位的政策，在可能的地方，著手建立特別忠於革命的軍隊。
（6）必須加強軍隊中的黨支部工作，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的支部，只要有條件都要建立；如果不能建立共產黨支部，那就透過秘密共產黨員去開展工作。
(7)要武裝工農，讓各地的農民委員會都有自衛武裝，成為實際的政權機構。
從上述檔的表述可以看出，莫斯科對中共政策的規定已經轉向采取「堅決方針」。
與之前相比，這次在工農運動、軍隊、國民黨和黨的工作方面的指示，在表達上都非常肯定，比如「必須」「堅決」「無論如何」「大力」「一切地方」等等，特別強調要在國民黨內「實施排擠右派的方針」，「逐步自下而上地撤銷他們的領導職務」。
【5、清算蔣介石的會議】
莫斯科的新激進政策在 3 月 10 日至 17 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得到了體現和貫徹。
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是「在鮑羅廷的嚴密控制下」召開的，莫斯科讓蔣介石務必參加，但直到 3 月 10 日，蔣介石都沒露面。所以，作為國民黨的高級顧問，鮑羅廷也只能順其自然、過時不候了。
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能在武漢順利召開，這本身就是反對蔣介石獨裁、恢復黨權運動的勝利。
更關鍵的是，會議內容以黨的檔形式，對蔣介石主導召開的二屆二中全會的規定進行了多項重大修改。
最重要的是，三中全會對二中全會後黨內實行的主席制進行了修改，建立了防止個人獨裁和軍事專制的新集體領導體制。
會議決定了【統一領導機關案】，內容是：
中央常務委員會對黨務、政治、軍事有最終決定權，但不設主席，實行集體領導，同時設立政治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政治委員會審議政治問題，決議後「交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指導國民政府執行」。
中央執行委員會下面設了個軍事委員會，是國民政府最高的軍事行政機關。
軍事委員會由中央委員中的高級軍官和非軍職的中央委員組成，不設主席，設主席團。主席團由 7 名軍事委員會委員組成，負責執行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軍事的決議和軍委全體會議的決議，並處理軍事日常事務。主席團的決議和命令需要 4 人簽名才能生效，總司令、前敵總指揮、軍長等職務需由軍委會提名，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
另外，為了避免個人對外交的幹涉，會議透過了【統一外交決議案】；為了避免個人對財政的幹涉，會議透過了【統一財政決議案】。
同時，會議也聽取了彭澤民的建議，決定把軍事政治學校的校長制改成委員制，防止蔣介石透過黃埔軍校培養自己的勢力。
三中全會確立的這些集體領導原則，目的是「解決黨與個人關系問題」，實際上就是撤銷了蔣介石的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軍委會主席、軍人部長、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長等職務，把蔣介石從權力的巔峰上「拉」了下來。
【6、勝利背後的遺患】
二中全會堅持並重申了國民黨「一大」的路線和政策，強調農民問題的重要性。會議不僅透過了【農民問題決議案】，還透過了【對全國農民宣言】。
【宣言】表示，革命需要農村發生大變動，要讓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及所有反革命派的活動，都在農民的力量下被徹底消滅，讓農村政權轉到農民手中，所以要武裝農民。
【決議案】提出要建立區鄉機關，設立土地委員會，在今年內完全實行減租 25%，依法沒收貪官汙吏、土豪劣紳及一切反革命者的土地財產，明令禁止高利盤剝等。
這些都是鮑羅廷在「三二〇」事件後一直主張做的事，但二屆二中全會並未提及。
鮑羅廷對二屆三中全會的成果感到挺滿意。
後來他回到莫斯科，在老布爾什維克協會會員大會上作報告時說：
等國民黨中央三月全會召開的時候，我們在武漢已經把各方面都準備好了。全會也做出了所有需要的決定，有了這些決定，就可以跟三月分子（中山艦事件發動者）進行積極的鬥爭了。全會讓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的聯盟更牢固了。共產黨人可以參加武漢政府，這樣就能利用一些重要的部門（農民部、內務部、勞工部）來發展和深化革命。從全會的結果來看，確實可以說，我們利用了蔣介石，而且準備像扔掉一個擠幹了的檸檬一樣拋棄他。
說實話，鮑羅廷作報告時的心態，有點像阿Q的精神勝利法。
理論上，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是國民黨左派和中共黨人的巨大勝利。它完成了 1926 年國民黨中央及各省區聯席會議沒完成的任務，糾正了蔣介石操縱的二屆二中全會的很多錯誤決定，從蔣介石為首的新右派手裏奪回了黨權和政權，意義重大。
但是，紙上的宣言和決議終究拗不過蔣介石手裏的槍桿子，所以武漢方面削弱蔣介石軍權的一些重大措施，實際上已經沒什麽用了。
不久，蔣利用手中的軍權，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在南京建立了與武漢國民政府對立的南京國民政府。
結果，國民革命運動從珠江流域發展到長江流域後，革命統一戰線內部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分裂。
（文章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