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元旦，周總理躺在病床上休息，耳邊聽著廣播裏傳來的訊息：
毛主席有兩首詞【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發表在【詩刊】1976年1月的復刊號上面。
聽到了這個訊息，原本還有些迷糊的周總理立刻精神了不少，他吩咐秘書，將書買了回來，並讓他們讀給自己聽。
當秘書讀到【念奴嬌·鳥兒問答】中「不須放屁，試看天翻地覆」時，周總理難能可貴的笑了笑，除了嘴角隱隱可現的笑紋外，還能聽到周總理的笑聲。
不一會兒，周總理抿緊了嘴唇，似乎是感受到了些許痛楚，秘書收起了詩詞。
秘書臨走前，周總理囑咐，把這兩首詞放在他枕邊。
即便是在病中，周總理依舊惦念著毛主席，兩人這份深情厚誼，不禁讓人動容……
五十年的信任與支持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去世。
毫無疑問，孫中山先生的去世，使得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受到了極大的影響。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開始破壞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將矛頭對準中國共產黨以及國民黨左派。
1926年3月18日，「中山艦事件」爆發。
廣州國民政府海軍局代局長李之龍因調中山艦入黃埔，給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借口，而整件事情的起因，完全是因為國民黨右派的陰謀導致。
事發後兩天，李之龍被逮捕，大批的共產黨人遭到監視和軟禁，蘇俄大使館也遭到了監視。
圖|1927年時期的毛澤東
中山艦事件爆發後兩天，毛澤東到廣東區委軍委委員、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副黨代表李富春家裏商量對策。
當時周恩來也恰巧在李富春家裏。
雖然兩人並無交集，可毛澤東的一番言論，令周恩來十分贊同，兩人在中山艦事件中，第一次站到了一起。
並在後來的歲月裏面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從1928年到1932年，周恩來是當時全黨實際領導者和組織者，即便是他從未當過名義上的一把手。
在漫長歲月下，周恩來對毛澤東從信任到欽佩，在周恩來的心目中，始終認為，只有毛澤東才能帶領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1929年8月，已經當選為紅四軍前委書記的陳毅到上海向黨中央匯報情況。
當時紅四軍內部已有所分歧，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到上海後，陳毅利用幾天的時間完成了幾個書面材料，匯報給周恩來。
圖|黃埔軍校時期的周恩來
針對紅四軍出現的分歧，周恩來在提出四點批評意見的同時，又旗幟鮮明地站在毛澤東的一面。
「一個黨、一個軍隊都必須有一個核心人物。在紅四軍中，沒有人比毛澤東更合適，因為他既能把握正確的方向和路線，又有豐富的實戰經驗。」
在受黨內「左傾」錯誤影響時，毛主席的正確意見被排擠在一邊，可即便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周恩來依舊相信毛主席。
1932年10月，周恩來擔任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一職後，曾多次提出，要恢復毛澤東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並強調「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
1935年1月，紅軍在遵義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上周恩來等一些人堅持毛主席正確主張，從而為確立毛澤東在黨內還是軍中的領導地位，創造了根本條件。
就連毛主席都盛贊周恩來在遵義會議時的作用，後來還對賀子珍說過這樣一句話：
「那時爭取到周恩來的支持很重要，如果沒有恩來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
在長久的革命戰爭生涯中，周恩來始終站在毛主席的一邊，兩位老友密切配合、相互扶持，共同譜寫了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段佳話。
無論在什麽場合，毛主席與周總理兩人總是能更多地替對方設想。
圖|南昌起義（油畫）
1964年7月18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各黨組書記會議上提出：
「為慶祝建國十五周年紀念，要透過創作一台思想性和藝術性完美結合的大型演出，把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的歷程，把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發展歷程，完整地表現出來。同時，他希望透過這樣的大型演出，走出一條民族大歌舞的新路。」
後來這一大型的歌舞被周恩來定名為【東方紅】。
在【東方紅】的整體創作中，從每一句歌詞到每一個解說，都有周恩來的心血在其中。
在討論劇本的創作過程中，有人提出全劇不能越過八一建軍節，應該在其中專列一場表現周恩來領導的八一南昌起義。
沒想到方案報上去以後，周恩來卻這樣說：
「應該重點歌頌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支工農武裝，南昌起義不要專門表現了。」
在修改劇本的同時，周恩來將劇本中，凡是有關南昌起義的描述全部刪去，最後只濃縮成一句話：
「南昌起義的槍聲響起了第一聲春雷」
圖|【東方紅】大型音樂舞蹈史詩
不僅如此，周恩來還將有關南昌起義的朗誦詞，全部都改成了由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的朗誦詞。
事實上這絕不是特例，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周恩來在提到有關南昌起義的歷史時，總是對其失敗教訓說得多，對其偉大意義說得少；對戰友的功勞大談特談，對自己的業績避而不談。
1961年9月18日，中央在廬山開完會後，周恩來到南昌起義總指揮部舊址參觀，一邊參觀，一邊提出，要多講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的事跡，對自己閉口不談。
與此同時，周恩來在參觀第四展覽室時還指出：
「當時也是沒經驗，只曉得生搬硬套蘇聯的經驗，國際指示要建立根據地，而我們只想建立城市根據地，搞大城市起義，先後在上海、南昌、廣州搞了三次。上海武裝起義，是工人起義，失敗了；南昌起義，是軍隊起義，也失敗了；廣州起義，是工人與軍隊結合的起義，還是失敗了。工人、軍隊起義都試驗過了，都失敗了，還沒有認識到要搞農村起義。」
「我們走了，人民群眾是不高興的。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當時只有毛主席提出來。其他的人對這一路線不明確，甚至有的懷疑，有的反對。關鍵問題在井岡山，沒有井岡山的鬥爭就沒有今天。宣傳南昌起義一定要講到井岡山。」
對於老友的深情厚誼，毛主席心裏是知道的。
「八一」不能改
早在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就釋出，將八月一日定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的紀念日。7月1日，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決定：
「以每年‘八一’為中國工農紅軍紀念日。並於今年‘八一’紀念節授予戰旗於紅軍的各團，同時授與獎章於領導南昌暴動的負責同誌及紅軍中有特殊功勛的指揮員和戰鬥員。」
圖|毛主席
新中國建立以後，毛主席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制定軍旗時指出：
「軍旗要有「八一」二字，表示1927年8月1日是中國人民舉行南昌起義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歷史節日。「
1961年建軍節，毛主席專門出席了紀念南昌起義三十四周年紀念日，當走到門口是，毛主席下意識的問了身邊的人一句：
「總理來了沒？」
身邊的人回答：「還沒有。」
毛主席吩咐身邊的工作人員搬來凳子，就坐在門口，還對大家說：
「等一等總理，我們一起進去。」
1967年建軍節前夕，在上海巡視的毛主席，專程把楊成武叫到他住處，並吩咐他：「建軍節就要到了，你回去參加建軍招待會吧。」
楊成武趁這機會，向毛主席匯報了一個情況：
「現在有人不贊成八一做建軍節，還要把軍事博物館的軍徽砸掉。」
「為什麽？」毛主席疑惑地問道。
「他們提出要9月9日，也就是秋收起義那一天作為建軍節。」
「這是錯誤的。」毛主席有些慍怒：
「八一南昌起義嘛，秋收起義是9月9日，一個在先，一個在後嘛。」
圖|楊成武
「你記，我說——」
「八.一南昌起義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的第一槍。」
「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1933年，中央蘇維埃做過決議。他們不曉得歷史。南昌起義是全國性的。秋收起義是地區性的。」
話說完，毛主席還囑咐：「今年建軍節招待會，規模要大，請各位老帥參加，由你致祝酒詞。」
楊成武建議：「還是由老帥們比較好。」
毛主席沈吟了一陣，告訴他：「你報告總理，由總理定。」
張玉鳳試探問了一句：總理這麽好，為什麽不選他當接班人
張玉鳳作為毛主席晚年的秘書，兩人有一次閑聊時，張玉鳳主動問了毛主席一句：
「總理這麽好，為什麽不選他當接班人？」
毛主席伸手做了一個手勢，說了一句話：「總理雖好，缺少這個。」
盡管有各方面的因素在裏面，但毛主席主要還是強調了一個點，即年齡。
周總理在過去的歷史上，雖然沒做過名義上的一把手，但卻實際承擔過全黨的領導者和組織者，一直到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
圖|1964年毛主席與張玉鳳合影
在長久的革命歷史過程中，周總理與毛主席相互扶持，共同書寫了一段佳話。
不過毛主席在考慮接班人的過程中，除註重能力外，也還註重兩個關鍵點——新老配合與新老交替。
1956年9月13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七屆七中全會上講話，並著重探討了選舉的問題。
這時的毛主席已經十分清楚地考慮到，將來自己年齡大了以後，要結束中央領導：
「我是準備了的，就是到適當的時候就不當主席了，請求同誌們委我一個名譽主席。名譽主席是不是不幹事呢？照樣幹事，只要能夠幹的都幹。」
1945年4月，中央召開七大，選舉了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書記處書記，後來因為毛主席、周總理赴重慶談判，又增補了陳雲、彭真。
從安排上來看，毛主席是把自己放在第一線工作的。
尤其是1947年蔣介石派胡宗南大舉進攻陜北，為全國革命考慮，毛主席讓劉少奇、朱德東渡黃河前往華北，而自己與、周恩來、任弼時留在陜北，這樣一旦出現意外，劉少奇就能代表中央履行職責。
圖|1957年1月8日，周總理拜訪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
毛主席認為，劉少奇無論是理論上，還是革命經驗上，都具有豐厚的經歷，可以繼續領導中國革命。
八大籌備會議上，毛主席又談到了年齡這個問題：
「我說我們這些人（出生），包括我（1893 年）一個，總司令（1886 年）一個，少奇同誌（1898 年） 半個，不包括恩來同誌（1898 年）、陳雲同誌（1905 年）跟鄧小平同誌（1904 年），他們是少壯派」。
在黨中央領導人安排問題上，毛主席充分考慮了新老搭配問題。
「你們不要以為我現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幹事了，的確是身體、年齡、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別人了。我是屬於現狀維持派，靠老資格吃飯。老資格也有好處，因為他資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寫文章，登台演說，就不行了。」
在毛主席眼中，自己是算老的，於是在搭配的班子中，他與周總理、朱老總是擺在第一線的位置，也是做主要工作的。
唯一遺憾的是，生於1904年的任弼時因傷病過早離世，所以準備擺在第二線的是年輕的常委陳雲與鄧小平，兩人都是「零零後」，陳雲生於1904年，鄧小平生於1905年。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即身體原因。
圖|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陳雲
因為長期憂勞國事，周總理的身體幾乎是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下降。
1967年，周恩來被查出患有心臟病，這是因為經常通宵達旦的工作，身體疲勞所導致。
心臟出現問題以後，周恩來便時常需要吸氧，辦公室裏面常年需要準備氧氣瓶，外面也有醫生和護士值班。大家都認為周恩來心臟病是嚴重的，需要及時註意。
可即便如此，周恩來還是經常忘我的工作，到1972年5月，周恩來又確診患有膀胱癌。
5月18日，周總理確診癌癥的報告送到毛主席桌案前。
面對當年的老戰友如此沈重的病勢，毛主席眼神中流露出罕見的嚴肅深情，他叮囑葉劍英、鄧穎超、汪東興等組成領導小組，領導醫療組的工作。
事實上早在周恩來確診心臟病後，毛主席就曾多處囑咐他：「工作量減少一些，少看一些檔。」
周恩來患癌後，毛主席又多次囑咐他：「安心養病，節勞，不可大意。」
圖|彭真
一次，工作人員考慮到毛主席年齡大了，坐的沙發又硬，於是給他換了一種沙發，坐墊是海綿做的，底下還有蜂窩煤似的小孔，毛主席坐的十分舒服，於是吩咐工作人員：
「總理生著病，給總理也送過去一個。」
即便是在病痛中，周總理仍舊堅持邊工作，邊治療，每天超負荷的工作，極大的拖垮了他的身體，到1974年1月，周總理的病情很明顯惡化了不少。
毛主席對周總理的病情十分關註，每天都要看有關周總理病情的報告，而且還十分認真，即便後來患上老年白內障，目不能視的情況下，還是每天堅持讓人讀給他聽，對周總理的病情，毛主席基本上過目不忘。
考慮到周總理要主持國務院工作，毛主席很希望能夠有一個人能分擔，思來想去，也只有鄧小平才可以。
在毛主席、周總理親自過問下，1973年2月，鄧小平回到北京，並就任國務院副總理。
圖|鄧小平
1973年3月29日這一天，在周總理陪同下，毛主席在中南海會見了鄧小平，看著鄧小平健康敦實的身體，毛主席十分欣慰，臨走時還勉勵鄧小平：
「努力工作，保重身體。」
不僅如此，後來毛主席還向中央政治局建議，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由毛主席圈閱的一號檔，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1月8日中共中央十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又被選舉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有一次，鄧小平向毛主席匯報工作間隙表示：「不該再提什麽意見，但感覺身上的擔子還是太重了。」
毛主席搖搖頭對他說：「沒辦法，只好擔起來嘍。」
圖|毛主席與鄧小平
1974年1月13日，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鄧小平作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出席，會後，周總理抱病主持召開了國務院全體會議，並在會議上宣布：
「我身體不行了，今後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誌主持。」
在歷史的最關鍵時刻，毛主席、周總理仍然心系國家的命運，並在最後關頭做出了正確的選擇，事實也證明了他們的遠見卓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