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根，但我流動」：愛爾蘭大饑荒時期的海上移民

【棺材船：愛爾蘭大饑荒時期海上的生與死】

奇安·麥克馬洪（Cian T. McMahon）的【棺材船：愛爾蘭大饑荒時期海上的生與死】（The Coffin Ship: Life and Death at Sea during the Great Irish Famine）試圖利用愛爾蘭移民在海上航行旅程中的日記和彼此之間相互交流的信件，將愛爾蘭人的跨海移民經歷從被忽視的歷史中發掘出來。麥克馬洪從移民本身的視角出發，還原了愛爾蘭人準備移民資金或船票、前往港口登船、海上生活、面對死亡、抵達新世界的移民全過程。作者認為移民作為一種救濟方式，重塑了愛爾蘭人的生活與共同體意識。

棺材船：認識愛爾蘭移民的主體性

「統艙，是一個長長的房間，從主甲板的艙口進入，是普通移民在整個航行過程中食宿的地方。移民們的鋪蓋放在雙層甲板艙的木架上，木架沿著統艙的墻體搭建，按照6英尺乘6英尺的大小分割成艙位，每個艙位住有4人，甚至更多」（11頁）。這是19世紀帆船內部空間布局的基本特征。愛爾蘭移民乘坐船只住宿環境的擁擠與惡劣，加上人們對移民航行中高死亡率的恐懼，使這些滿載移民跨越海洋的船有了一個特殊的名字：棺材船。1852年愛爾蘭地方報紙上刊登的一封信中，乘客表達了對此的真實感受：「艙位內有兩個箱子，箱子裏面叫鋪位，不過說它們是棺材倒更貼切，因為你經常會想到自己死在海上的結局」（119頁）。實際上，「棺材船」這一詞匯雖來源於移民們所乘坐的船，但其在大饑荒時期卻鮮有人提及。「棺材船」更多地成為了後來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反抗英國政府時所使用的「武器」，暗示著英國政府對愛爾蘭的暴政（4頁）。然而，當麥克馬洪將研究聚焦於「移民」這一過程時他發現，「大饑荒時期的移民遠航是一種相對危險和可怕的經歷，單憑統計數據是無法理解的……‘棺材’和‘船’這兩個簡單的詞匯，簡潔地概括出過高死亡率和大規模移民，這是大眾關於大饑荒記憶的兩大支柱。這在19世紀以來國內外的愛爾蘭人的身份構建中發揮重要作用，這種方式往往把對實際經歷理解的細微差別排擠在外」（214頁）。

愛爾蘭移民被禁錮在「棺材船」中，使得真實的海上移民過程簡化為了千篇一律的受害經歷，愛爾蘭人在其中所發揮的主體性與創造力就全部喪失了。如果不從歷史行動者本身出發，就難以全面地認識大饑荒的深遠影響，以及愛爾蘭的全國性悲劇與資本主義的全球性勞動力流動之間的關系。跨海移民將愛爾蘭人帶離故土，分散在世界各地；但在航行的過程中重新凝聚了他們的共同體意識，共同的海上生活經歷塑造了愛爾蘭人之間全新的紐帶。

準備與登船：人際關系與全球流動的網絡

依賴馬鈴薯這種單一作物的農業經濟為愛爾蘭大饑荒的災難埋下了伏筆。1845年枯萎病席卷愛爾蘭，馬鈴薯歉收甚至絕收使農民們失去了幾乎唯一的收入來源。這片土地已經無法養活他們，他們只能前往新的土地，乘船移民成為了他們的歸宿。許多愛爾蘭人想要透過變賣家產來湊移民的費用，但很快他們發現這已是奢望。如今他們家徒四壁，靠自己無法成功。無論出於何種原因，很多人願意為移民們伸出援助之手，資助他們的航行。贊助人包括已經移民北美、澳洲的親戚朋友，私人慈善組織，愛爾蘭地主或者殖民政府等。大饑荒時期移民資金的來源途徑多種多樣，貫穿每一種渠道的關鍵是愛爾蘭人之間的人際關系。

大饑荒時期，家庭成員的匯款是愛爾蘭移民收到的經濟援助的主要來源，透過「鏈式移民」（chain migration）最終實作整個家族的遷移。現金和預付船票是最直接的資助。贊助人寄來的預付船票的背面往往寫有給移民的建議，這些建議大都來自贊助人的親身經驗，所以很有借鑒意義。建議主要涉及移民應該如何充分利用他們為數不多的錢購買必要的生活用品，比如滿足基本的飲食需求和衣物。雖然每艘船都會向移民提供食物，但實際情況下只能保證人們不會挨餓。我們從中可以窺見移民海上生活中的飲食結構：薯仔、燕麥、面粉、培根、雞蛋、奶油，這些易於保存的食物是移民船餐桌上的常客。除了這些食物外，贊助人也會建議乘客攜帶茶葉和糖，一杯熱茶可以在必要時幫移民驅散寒意，甚至在航行過程中使移民保持健康。贊助人一再強調移民對資金的使用要精打細算，避免浪費，因為這關系著他們能否在海上活下來。衣服也是移民必備的生活用品。衣服不只影響移民在船上的舒適程度，更影響著其他人對移民的看法：骯臟、破舊的衣服象征著移民貧困的處境，同時會使目的地的官員與居民把移民與傳染病聯系起來，登陸時穿著幹凈的衣服則會讓他們稍顯體面。

預付船票會替在農村生活的愛爾蘭人省下很多精力，他們大部份都是農民或勞工，對國際海運的規則並不熟悉。船舶執行有著嚴格的時間表，移民需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準時到達出發的港口。移民從家鄉到港口的交通運輸體系也在這幾年中逐漸完善，移民的交通需求使得出行方式發生了變化，鐵路網的擴充套件對移民出行的影響尤為重要。1845年愛爾蘭島上還只有3條加在一起不到70英裏的鐵路線在營運，到1850年鐵路線的總長度就發展到了400英裏。1853年貝爾法斯特到都柏林的鐵路線通車，標誌著遍布全島的鐵路網已經貫通成型。鐵路交通的速度和便利使得乘坐火車成為愛爾蘭人遠距離旅行的最佳交通方式。當然，火車票並不是所有移民都能負擔得起的，傳統的出行方式還包括馬車、運河。雖然客流不可避免地向鐵路轉移，但與火車的競爭使得馬車、運河營運商在提高速度的同時降低價格。

馬車是將村莊與城市相連的基本交通方式。大饑荒時期流行的馬車被稱為「比安科尼車」，得名於它的設計者——意大利移民卡羅·比安科尼（Carlo Bianconi）。1848年，比安科尼本人宣稱「其運輸範圍擴充套件到愛爾蘭全境，比安科尼車1小時走8-9英裏，每名乘客每英裏平均收費1.25便士」（76頁）。到19世紀50年代初「這種廉價、組織得當、用馬牽引的運輸工具使愛爾蘭境內的交通運輸與早些年相比更加便宜和便利」（75頁）。運河是無力購買火車票卻又想省時的移民的出行首選。「19世紀20年代，山農河到都柏林的運河航程70英裏，用時18小時」（78頁）。到19世紀30年代，快艇（fly boats）的普及提高了馬拉駁船在運河上的航行速度，減少了航行時間；而付不起快艇費用的乘客，仍可以選擇乘坐較慢的舊式夜船(night boats)。極端貧窮的移民也會采取沿著運河兩岸步行的方式前往出發地。

預付船票背面的建議有時會詳細地指導移民從家前往港口的行程規劃。規劃中也體現出人際關系網絡的作用，贊助人會建議移民寫信給某人或者在途經地尋找特定的朋友，讓他們提供幫助。在路上，一張熱情、值得信任的臉龐會讓移民感到心安，同時降低他們無法準時到達目的地的風險。在這一過程中，愛爾蘭人之間的人際關系紐帶得到強化。雖然建議不可能面面俱到，但至少會告知移民應到達港口的最晚時間以及提醒移民保管好自己的船票，這是他們登船的唯一憑證。移民成功到達港口後，接下來便是等待起航。

犯人以及乘坐囚犯船的人是移民中比較特殊的存在。19世紀英國政府懲罰犯人的流放制度為愛爾蘭人移民提供了一條特殊的路徑。愛爾蘭人將囚犯船視作廉價或者免費的移民船，甚至主動犯罪尋求流放。囚犯船的目的地一般是澳洲殖民地。澳洲殖民政府心甘情願地為有工作能力的愛爾蘭人提供財政支持，因為殖民地急需勞動力。在這種情況下，流放制度成為了英帝國內部勞動力流動的一種方式。這一方式將愛爾蘭人自身移民的渴望、英國政府自由放任的救濟政策和殖民地經濟發展的勞動力需求有機結合在一起，成為19世紀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讓人困惑的難題：愛爾蘭人寧願成為犯人，也要離開故鄉。他們發揮自身的創造力和勇氣，將流放制度轉化成為自身牟取利益的冒險事業。

囚犯船上也會有自由乘客。這一群體由兩類人構成，一類是犯人的家屬，多為犯人的妻子或者孩子，他們的船費部份由政府資助；另一類是貧窮的居民，他們的船費由私人慈善組織提供。還有一種情況是人們會在囚犯船上謀求一項工作，利用運送犯人的機會讓自己和家人成功移民。雖然政府在極力壓低每艘囚犯船的成本，但總體上物資不再成為移民的難題。囚犯船的優勢在於：1848年後政府規定每艘載客100人及以上的船都需要配備一名醫生。大部份商船出於利潤的考量都不遵守這項規定，而囚犯船有政府任命的船醫隨船航行能夠滿足這一要求。船醫在海上生活中能起到十分關鍵的作用。19世紀，隨著醫生社會地位的提高，船醫的角色不僅局限於治療病人的基本醫療服務，船醫也開始承擔著維持船只整潔、管理船上秩序的責任，從而降低發生傳染病和混亂的可能性，使得航行更為安全。

無論如何，愛爾蘭人上船的那一刻，過往和故土就都被他們拋在身後。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移民與愛爾蘭共同體之間的徹底斷絕。從籌集資金到登船航行，人際關系在移民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人際關系與19世紀資本主義要素的全球流動共同結成了一張巨網，移民船是這網絡上的關鍵節點，舊的社會關系並不憑空地從愛爾蘭島移植到新大陸。移民發揮自身的能動性，在海上生活中建立起全新的共同體。

海上生活：塑造情感共同體

1849年，山緲·哈維（Samuel Harvey）乘船從貝爾法斯特移民紐約，當他站在甲板上看著遠處的愛爾蘭島漸行漸遠，強烈的思鄉之情就湧上心頭。向故土告別是移民舊生活的結束，也是海上新生活的開始。思鄉並不是移民們在上船後的初始階段要克服的唯一情感。無論船舶開往何處，廣闊的海洋是它們所處的統一空間。海洋環境與陸地環境截然不同，對於初次駛入深海的移民來說，海洋風景十分新奇。山緲·哈維認為他眼前波瀾壯闊的海洋是他夢中才會出現的風景。獨特的海洋生物也會給移民帶來歡樂與食物補充，但初到海上的新鮮感很快就會消失。加上船上的住宿環境十分閉塞，移民的艙位彼此相隔且狹小，鋪位一遇到風暴就搖晃異常，乘客來到甲板上的大部份時間也只能看到一望無際的海洋。曾經讓移民感到美麗與震撼的海洋景觀，如今再看只會感到單調、枯燥。陌生的環境，陌生的同伴進一步激發了移民們的孤獨感。航海新手們還要經歷暈船的困擾，這些心理上和生理上的不適是移民在船上生活要面對的首要挑戰。

移民船是一個海上共同體，是一座漂浮的海上城市。雖然海上生活的環境特殊，但是移民船復刻了陸上生活中森嚴的等級制度。一般來說，船長處於船上等級制度的金字塔頂，船長之下是隨船的外科醫生，再之下是船員、水手，乘客則處於最低一級。在移民船上，移民更容易遭到船長或船員的暴力壓迫，因為他們比一般的乘客更為貧窮。

相互合作是處於弱勢地位的移民在海上生活中建立新共同體的常見手段。共同分配生活物資、主動參與公共事務、聯合反抗暴力壓迫，各種方面的互幫互助是將移民凝聚在一起的儀式。這些復雜儀式將移民基於共同經歷所產生的相似情感聯系在一起。數個月的海上航行中，無聊並不是移民船上的全部。移民會展開唱歌、跳舞等公共娛樂活動，以此度過艱苦的時光。前往北美的船只監管一般較為松弛，公共娛樂靠乘客自行組織；囚犯在船上的娛樂活動則往往處於政府監管之下，會被要求嚴格遵守道德規範。在海上偶遇其他船只也被視為難得的娛樂機會，船長會利用這個機會交流資訊和交換資源，而船員、乘客則會采取喊話的方式發泄自己的情緒，這樣做有利於他們緩解孤獨感。

酒是乘客們在長時間的海上旅途中放松精神的重要物品，並且往往在航行初期發揮重要作用。資金贊助人也會根據經驗建議移民準備幾品脫的酒攜帶上船。然而，酗酒與移民船上的宗教要求格格不入。雖然19世紀時水手普遍都是無神論者，宗教在海上生活中存在的痕跡並不明顯，但總體上19世紀與海員相關的慈善組織都在呼籲讓船員遵守基督教美德，強化遠洋船上的道德規範。加之為了妥善管理移民船上數量眾多的乘客，宗教作為一種整治秩序的有效手段，在海上生活中占據一席之地。特別是移民船面臨風暴等災難時，船上的牧師會帶領乘客進行祈禱以安撫驚慌的乘客。宗教活動以及乘客間的同心同德成為移民海上生活中的慰藉，這是移民在精神上與死亡抗爭的為數不多的手段。移民旅程本身就是愛爾蘭人求生的途徑，與死亡抗爭是移民海上生活中的永恒挑戰，死亡對塑造移民海上共同體的影響尤為深刻。

山緲·哈維在前往紐約的航行中曾經主動陪伴一位身患痢疾即將去世的女子。哈維所乘坐的移民船上的病房只是從操舵間隔出來的一個小房間。當哈維身處其中時，絕望感在他心頭蔓延。病人近在咫尺的垂死呻吟，混雜著風吹索具吱吱作響以及海浪像打雷一樣的轟鳴聲，整個船體搖搖晃晃。而他只能喝一杯白蘭地壯壯膽子，看著這個女人在黑暗中如此孤獨地死去。

麥克馬洪在書中重新梳理了學界對愛爾蘭移民死亡率的估算，在結合移民的日記、書信等材料進行深入研究後，他認為對大饑荒時期愛爾蘭移民死亡率的統計有時難以還原像山緲·哈維這樣在海上面對死亡的獨特體驗。移民在海上死亡的經歷往往具有特別的象征意義。因為傳染病的威脅，屍體大部份時候只能被裝在裹屍布裏扔到海中處理，重視喪葬的陸地傳統習俗因此被破壞。無法妥善埋葬的屍體證明了海上生活中死者的苦難，更顯示出了海上生活中生者在面對死亡時的堅強，移民自身的道德感與責任感使得他們在面對死亡時會自發地團結在一起，互相給予支持和安慰。

總的來說，從海上生活中的娛樂、宗教活動甚至面對死亡的經歷中，移民發展出一種基於海上生活的共同經歷而非親緣的新型社會關系，這種關系在愛爾蘭人新的陸地生活中會發揮重要的作用，為他們的新生活提供了幫助。

海洋視角下的移民史

經歷長達幾個月不等的海上生活後，移民在目的地港口登岸。受親戚朋友資助的人會立刻投奔這些牢固的關系，也有人在航行中認識了新朋友，約定結伴在新城市尋找工作。人際關系發揮關鍵作用的原因在於，移民在出發和到達時的港口都是極其弱勢的群體。遊蕩在港口的移民被視為「獵物」，他們容易遭遇各種詐騙甚至搶劫。關心移民的政府官員會盡力幫助他們，采取法律手段保證移民的利益。在殖民地，一些負責移民事項的富有善意的官員會透過財政救濟的方式積極幫助移民尋找一份工作或一個穩定的落腳點。【愛爾蘭人移民美國指南】【威利和帕特南移民指南】等大饑荒時期的暢銷手冊也為移民提供了適當的幫助，這些移民指南是愛爾蘭民族凝聚力最為生動的體現。

19世紀中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時期，資金、預付船票以及資訊的流通都有賴於正逐漸形成的全球交換網絡，移民船本身也是全球交通的重要載體。囚犯船承載的移民是英帝國內部勞動力流動的象征，前往美國的移民航行組成了英美之間形成的「新三角貿易」航線：從美國南方卓思頓等港口出發的商船運送棉花到英國利物浦，從那裏滿載愛爾蘭移民前往美國北方的費城、紐約等城市，為美國東北地區的工業發展提供勞動力，然後再將生產的工業商品運往南方，迴圈往復。

大饑荒時期，移民前往美國時乘坐的商船主要由科普家族輪船公司提供。科普公司的船會依照安排好的時間表執行，所以預付船票背面會寫有贊助人給出的時間建議。這些建議涉及愛爾蘭移民傳統的依據農業勞作形成的時間觀念與以船舶跨海航運為代表的全球流動的準時體系的碰撞。時間體系的變化不僅局限於船只出發、到達港口的時間表，船上的作息也是資本主義時間觀念的重要體現。海洋勞工史學者馬庫斯·列迪克（Marcus Rediker）認為，遠洋船是當時最精密的機械，如同一座海上工廠。水手在特定的勞動環境中按照固定的時間安排工作。毫無疑問，移民在船上也要遵守同樣的時間秩序，在固定的時間吃飯或者到甲板上放風。移民也要定期承擔清理船艙的任務，這些工作受到船員的嚴格監督。麥克馬洪認為「對於愛爾蘭農民來說，航船嚴格的日程安排是他們第一次接觸到E. P. 湯普森（E. P. Thompson）在【時間、工作紀律與工業資本主義】中分析的內容。從劃分工作班次的鐘聲，到安排每周集合、用餐和彌撒的時間，每艘船的組織結構為那些從田地轉到工廠的人提供入門指南」（138頁）。在航行的過程中，愛爾蘭移民提前適應了到達新大陸後可能要遵循的資本主義工廠式的管理。至此，資本主義的勞動力流動與規訓都透過移民船而完成。

陸地生活—海洋生活—陸地生活是大饑荒時期移民的行動軌跡。正如前文所說，愛爾蘭移民之間的民族凝聚力與共同體意識從來不是從愛爾蘭島直接移植到新大陸的。傳統的陸地中心史觀忽視位於中間的海上生活，使愛爾蘭人移民的過程成為兩個孤立且靜止的片段，這種情況下「棺材船」只能被視為愛爾蘭民族苦難的象征，我們無法從中認識到愛爾蘭人在航行中所發揮的主體性與能動性。海洋視角下的移民史試圖在同情移民遭遇的基礎上，將移民主體的行動與以海洋為空間的更為廣闊的全球背景相聯系起來，更為深刻地理解「移民」這一宏觀主題在世界歷史中的意義。

事實上，移民在大饑荒時期是一種救濟的手段，是愛爾蘭人充滿活力與勇氣的冒險。雖然海上生活存在欺騙、孤獨與死亡，但也無時無刻不體現善意、團結與新生。海上生活創造了將愛爾蘭人重新凝聚起來並形成新的共同體的條件。跨洋航行是愛爾蘭人尋求新生活的途徑。移民不是為了拋棄故土，而是與親友再次相聚，然後永不分離。

常宇辰（上海大學歷史學系）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