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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蔣介石下密殺令,盧漢只字未改卻成功解救90名地下黨員

2024-07-24歷史

1949年,蔣介石下密令給盧漢,讓他把抓到的百余地下黨員全部殺掉,還派了心腹去監督盧漢。

盧漢正為此事發愁時,有個高人給他支了一招,最後盧漢竟然成功將90名地下黨員解救。

那麽這位高人究竟是誰?

盧漢又是如何解救地下黨的呢?

1949年,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徹底擊碎了蔣介石的幻想。

蔣介石失去了東南地區,他意識到如果想繼續堅持下去,就需要再找一處立足之地。

於是地處西南邊陲、地勢險要的雲南就成為了他的首選。

蔣介石打算以此為據點與解放軍對抗,若再失敗,就向南方的海島撤退。

此時雲南地區由雲南王盧漢管轄著。

表面上,盧漢支持蔣介石的計劃,但實際上,他早已心生異念,想要聯系解放軍,策劃起義。

然而,就在盧漢確定起義計劃後,香港的報紙突然爆料,稱龍雲與共產黨在密謀起義。

雖然報道中沒有提及盧漢,但卻引起了蔣介石的警覺,他隨即邀請盧漢到重慶商談要事。

盧漢明白,這次邀請實際上是鴻門宴,但他又不得不去。

因為如果拒絕,蔣介石就會認定雲南有反叛之心,進而采取軍事行動,屆時雲南的百姓就會遭受災難。

為了實作雲南的和平解放,盧漢毅然前往重慶與蔣介石會面,不過情況卻比他預期的要好很多。

蔣介石忌憚盧漢手中的重兵,采取了拉攏的手段。

一見面,蔣介石就送上了一百萬銀元的軍餉。

盧漢心知肚明,這份軍餉實為收買之意,意圖讓自己站在國民黨陣營。

同時,蔣介石指派國軍特務帶人到昆明,瘋狂抓捕共產黨地下人員和民主進步人士。

短短時間內,他們抓捕了四百多人,其中兩百多人面臨死刑。

蔣介石將名單交給盧漢,意思是讓他處決這些人。

名單上有不少雲南的重要人物,其中甚至包括盧漢最近接觸過的黨員楊青田,盧漢也被這份名單嚇出了一身冷汗。

為了拖延時間,盧漢想到了軍法處審案需要五人共同審理,還需要各方證據,這樣或特許以借機釋放一些人。

於是,盧漢迅速發電報給蔣介石,提出按規矩審理這些案件。

盡管蔣介石心中不情願,但盧漢的做法合規,只得同意。

而盧漢深知國民黨官員的腐敗,三名審案官員到昆明沒幾天,其中兩人就被他用金錢美人收買,他成功掌握了審判權。

在盧漢的操作下,大量人員在公審中被判無罪,進而直接被釋放。

隨著公審的推進,盧漢放走了三百多人,只剩下九十人。

蔣介石知道後,又給盧漢發了一道八字密令。

盧漢抓破腦袋都想不到應對的方法,這時,有位高人指點了盧漢,只字未改,卻讓蔣介石密殺令變了個意思,最終剩余的90多為地下黨員都被解救了。

那麽這則密令的內容是什麽?

這位高人又是如何指點盧漢的呢?

1949年,盧漢表面跟隨蔣介石,實際早已與共產黨建立聯系。

蔣介石為了試探盧漢,讓他殺掉四百名地下黨。

盧漢暗中運作,將大量地下黨光明正大放出,只剩90多名。

此時蔣介石坐不住了,又給盧漢下了密令。

而就在盧漢頭疼之際,她突然受到了高人指點,一字未改就把蔣介石的密殺令變成了赦免令。

那麽這到底是怎麽回事呢?

蔣介石的心腹沈醉發現案件審理越深入,槍決名單上的人越少,這讓他十分著急,於是他給蔣介石發了一封電報,希望國民黨能夠直接下令處死剩下的九十多人。

然而,蔣介石並沒有直接回復沈醉,而是秘密地向盧漢發了一封電報。

盧漢收到蔣介石的密令後,感到如墜冰窟。

密令中寫著情有可原,罪無可逭。

意思也就是說,這九十多個人絕對不能留活口。

無奈之下,盧漢找到了辛亥革命元老李根源。

李根源是朱德總司令的恩師,見多識廣,人稱山中宰相。

李老看到電報上的八個字,摸了摸胡須,建議盧漢將這兩句話反過來看。

盧漢按照李老的指點,將情有可原,罪無可逭顛倒順序,變成了罪無可逭,情有可原。

如此一來,密令的意思就完全改變了,從命令處死變成了建議寬恕。

當時,國軍內部發送密電需要透過密碼本進行破譯。

盧漢只是改變了一下這句話的語序,根本用不著修改蔣介石的密電原件。

盧漢回到辦公室後,當即將蔣介石的密電原件倒轉過來,交給電訊處,要求工作人員破譯並轉交給沈醉。

沈醉收到電文後,感到非常困惑。

這電報看起來像是要求他放人,但他無法相信蔣介石會放過這些共產黨人士。

盡管如此,他去電訊處檢視了密電原件,卻找不到任何修改的痕跡。

沈醉對蔣介石的話不敢不從,只好認為蔣介石和盧漢之間達成了某種他不知道的私下協定,於是暫停了對九十多名共產黨人士的槍決計劃。

後來,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

李宗仁贊成與共產黨和談,他將剩下的那些人交給盧漢全權處理,並特意囑咐從輕處理,於是盧漢就找機會分批將這九十多名地下黨員釋放了。

這段歷史事件不僅反映了當時政治環境的復雜和險惡,也展示了智慧和策略在人性救贖中的關鍵作用。

盧漢、李根源等人的抉擇和行動,為我們提供了深刻的歷史反思。

在政治鬥爭中,個人的智慧、勇氣和人性光輝依然能夠產生巨大的影響。

這一事件提醒我們,在任何歷史轉折點上,個體的選擇和行動都可能深刻影響歷史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