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收到一份幾經轉折的信件，當毛主席仔細閱讀完信中內容的時候，眼中的淚水再也止不住地往下流。
讀完手中的信，毛主席將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叫到跟前，把信件轉交給他，並讓他從自己的稿費中拿出300元轉交給寄信人。汪東興點了點頭，轉身離開的時候，毛主席又道： 「李慶霖是不是黨員？如果他是黨員的話，可以考慮推舉他當‘十大’代表，如果他不是黨員的話，也可以讓他出席第四屆人大，對了還有，要把李慶霖這封信編到課本裏面去。」
四天後，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主持了一次高級領導人會議，在會議上周總理宣讀了李慶霖給毛主席寫的信件和毛主席的回信後，特意說道： 「我們一定要把知青‘上山下鄉’這項工作做好，不能再讓毛主席操心這件事情了。」
「上山下鄉」的工作對於許多人來說，應該是不陌生的，而李慶霖這封信的影響也是巨大的。今天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當初的時代背景和這封信的具體內容以及後續影響吧，同時也能體會到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革命家對於青年一代的關心和對百姓的愛惜。
「上山下鄉」一詞最早出現在1956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的檔中。 而真正的這一工作從1955年便開始，當時為緩解城市就業壓力，毛主席發出「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到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口號，開始了知識青年離開城市在農村定居和勞動的群眾路線運動。
這條路線的規劃，也是迫不得已而為之。由於中蘇關系的惡化，蘇聯抽調了大批專家和援助，導致中國整體的工業化行程陷入停滯階段。 這直接影響到中國的就業崗位直線下降，出現全國範圍內勞動力供過於需的情況，而「上山下鄉」運動也就因此應運而生。 不過這並非是中國的獨創，而是借鑒了蘇聯模式中的方法。
當時總共有兩大模式，一個是農場，一個是插隊。
農場就是兵團、幹校之類的，而插隊的條件就相對艱苦一些，雖然沒有政審、體檢等繁瑣的手續條件，但屬於集體所有制，沒有基本的後勤保障，就出現一些尚未成年在當地又沒親屬幫扶的知識青年，李慶霖的兒子李良模就是其中之一。
李慶霖之子下鄉後，卻遭遇到不公平的待遇...
1929年，李慶霖出生在莆田縣城一個極度貧困的家庭之中。他的父親在很小的時候就被送到一家首飾鋪去當學徒，後因生意蕭條和市場不景氣，這個小鋪子也不得已關了門。
失去了生活來源，一家人只能四海為家，到處乞討度日。沒過多久，李慶霖的父親或許是因為接受不了殘酷的現狀，就患上了精神疾病。原本打算上吊自殺，可結果沒死成反而落下了終身殘疾，家裏唯一的勞動力也癱瘓在床。就這樣，李成霖的母親只能肩負起家庭開銷的重任，出去給人當保姆來維持生計。即便如此，還是要供李成霖學習、讀書。
1944年，福建省立仙遊師範來莆田招生，因免收學費還供應夥食，李慶霖便去報考，並以優異的成績被錄取。畢業後就被分配到黃石鎮沙阪小學去教書，生活狀況雖沒有很大改善，但卻總有一口飯能得到保障。1951年，李成霖結婚了，婚後五年長子良模、女兒良培、次子良雄相繼出生。
1969年，李良模當時積極響應國家號召，在知道自己去處的時候便收拾好行囊，去距離縣城幾十裏外的荻蘆公社落戶。剛開始的時候生活也算過得去，因為政府有規定，知識青年下鄉後第一年內的生活費用全部由政府承擔，然而當李良模領到第十一個月生活費的時候卻戛然而止。
李良模每次回家都不經意地跟父親訴苦，下鄉的工作有多麽多麽艱難，連最基本的生活都難以保障。 剛開始的時候，李成霖還以為是自己的兒子在城裏生活有些嬌生慣養，只是一下子不能適應農村的生活，反而還勸導孩子要聽毛主席的話，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對於你們來說是大有裨益的。
後來慢慢就覺得有些不對勁，李良模好幾次回家都是帶著病的。幾番詢問後才得知，在公社裏生病只能硬抗，不能耽誤勞動生產。看著越來越消瘦的孩子，李成霖心裏也不是滋味。
當時規定知識青年下鄉每個月的口糧是37斤，生活費每個月8塊。醫藥費和下飯的菜金倒是由知青家長支付，對於李成霖來說，每個月要支付的金額一下子翻出去一倍都不止。
由於在山區幹活沒有收入，斷了這唯一的來源就等於沒有飯吃。如果是相對富裕，家裏還有點積蓄的人還能貼補一下子女，可李慶霖就是莆田的一位小學教師，幾番支援下來，家裏倒缺了余糧。如果膝下再無兒女，那老兩口省吃儉用也是要給李良模送去生活費的，而除卻大兒子外，還有一兒一女需要養活，日子一度十分拮據。
況且看到身邊有好幾個幹部子女，雖然一開始也積極響應號召積極下鄉，可沒多長時間總會有各種理由、借口什麽有「更重要的奉獻工作」需要完成。實際上就是托人，走關系去安排了各種各樣的工作，跟下鄉的待遇比起來簡直就是雲泥之別。
看看他們，再想想自己的兒子，李慶霖這心裏越來越不是滋味。自己一個人在家思來想去，來回踱步。總覺得還是要解決這件事才行，這麽忍下去不是個辦法。
剛開始李慶霖只能去一些當地負責此事的相關部門去一一反應，可得到的結果卻是回家耐心等待，等事情查清後一定會有一個交代的。剛開始李成霖以為是這些部門確實不知道知青們的真實情況，於是便回家安心等著，相信當地部門的同誌們一定會為知青們做主的。可後來李成霖在家左等右等，依然沒能訊息，無奈之下李成霖只能再去詢問，可得到的結果依然是回家耐心等待。
幾次三番下來，李成霖逐漸明白了向當地部門反應是沒有用的，而且很可能會適得其反。可要是向上一層反應呢？ 恐怕得到的結果還是一樣的。李成霖咬咬牙，打算直接給中央寄信，這次李成霖算是賭對了。
李成霖給中央寫信，毛主席收到信後流淚了...
關於給中央寫信這件事，李成霖心中也沒有絕對的把握，畢竟中央領導日理萬機，哪還有空顧得一個老百姓發牢騷的信件。話雖如此，但如果不寫這份信，那不單單是自己的兒子，數以萬計的知青所面臨的問題就更得不到解決。
幾番猶豫之下，李成霖還是提了筆，洋洋灑灑地寫下這份反映真實情況的信件。在寫完一次不滿意後，又廢稿再寫一次，來回幾次後總算確定了文章的總體框架。李成霖又開始逐字逐句地斟酌、推敲，看哪個地方用這種字眼效果會比較好，哪個地方可有略加修繕好反應真實情況，哪個地方可以說的盡量婉轉。
李成霖雖然書讀得不多，比不上大學生，可到底是讀過幾年書的。李成霖是一個資歷頗深的語文老師，最基礎的遣詞造句往往越有大學問值得研究。經過幾天的奮筆疾書之後，終於確定下這份2000多字的信件應該怎麽寫。
可這個時候又有一個問題，說是往中央寄信，可中央那麽多領導又應該寄給誰呢？李成霖說到底只是一個縣城教師，對中央的情況並不熟悉，也不知道哪位領導統管此事，只能給最熟知的領袖寫信。
一開始李成霖是想給周總理寄信的，這信也寄出去了，可等了半天也沒得到回復，這一封信便石沈大海了。開弓沒有回頭箭，既然要跟這種不公平的現象鬥爭下去，就必須堅決地貫徹，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
於是李成霖便再次寫信，又開始一字一句地斟酌，而這次李成霖想要給毛主席寄信。或許是吸收了上次的教訓，察覺到如果將收信人直接寫成毛主席或周總理，那八成人家是收不到信件的。
畢竟全國面臨著各式各樣的問題，而當時還沒有建立起系統的監督信訪機構，很多在地方解決不了的問題，統統都被反饋到中央，其中就不乏跟李成霖一樣寄信給毛主席和周總理本人的。
面對這種情況，李成霖倒是想出一個迂回策略，那就是這封信一定要寄給經常在毛主席身邊，而身份又不是特別敏感的人。
斟酌半天，王海容成為李成霖的不二選擇。 選擇王海容的原因有二，一來是因為王海容當時正擔任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經常陪毛主席接待外賓，兩人有很多時間能接觸。二來是此人同毛主席還是遠房表親，而且與李敏也是好朋友，在經過毛主席特許後可以自由出入中南海。
事實證明，李成霖的這個選擇是正確的。
李成霖在信中內容所述全是實情，把當時毛主席看不到的情況，全都如實地呈現出來：
在山區，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來不見分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菜吃光了，沒有錢再去買；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制新的；病倒了，連請醫生看病都沒有。他日常生活需用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從一九六九年起直迄於今，孩子在山區務農以來，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費都得依靠家裏支持；說來見笑，他風裏來，雨裏去辛勞種地，頭發長了，連個理發的錢都掙不到。此外，他上山下鄉的第一天起，直到現在，一直沒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當地貧下中農的房子。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另找住所。看來，孩子在山區，不僅生活上困難成問題，而且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
在我們這裏已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份人並不好好勞動，並不認真磨煉自己，並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系，走後門，都先後被招工、招生、招幹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歷史過程。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掌大權的革命幹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需要」呼叫出去，說是革命幹部的子女優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定。這麽一來，單剩下我這號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而加以呼叫了。唯一的資格是在農村滾一身泥巴，幹一輩子革命而已。
於是就出現我們開頭講的一幕，毛主席在知曉知青們發生的事情之後生氣又難過。當即回信一封。
李慶霖同誌：
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毛澤東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
很快，李成霖給毛主席寫信的事情就在全國範圍內傳開，而當時的李成霖顯然還沒意識到這件事會掀起怎樣的影響。直到陸續有記者上門，這才意識到自己的這封信起了作用。李成霖緊接著收到印有「中共中央辦公廳」字樣的信封，當看到毛主席的回信後和300元稿費後，李成霖簡直就要喜極而泣了。
當時李成霖將這三百塊錢小心地存好，又拿著毛主席的回信奔走相告，當地的百姓也很高興，感覺孩子們在鄉下的生存狀況很快就要得到改善了。
「上山下鄉」運動中存在的種種問題
中央對這類問題十分重視，雖然早有耳聞，可實際反應上來的情況卻遠超預料。在周總理隨後主持的大會上，具體提到了知青們的待遇問題。盡管當時國家財政十分困難，但還是拿出9億的特別經費，做出每人300元的補助。
會議決定成立一支有30多名黨政軍幹部組成的工作隊，分成12個調查小組去仔細探討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中出現的情況。
中共中央隨後釋出了【21號檔】，其中完成刊登了李成霖和毛主席的往返書信，並作出重要的指示。要求各級部門深入學習檔精神，積極解決在運動中出現在各類問題。
不查不知道，這一查可是嚇了一跳。
在「上山下鄉」運動這幾年中，所出現的問題不單是簡簡單單的違紀，而是存在嚴重的違法行為。
首先是部份地方政府存在「一刀切」的下鄉，對知青們進行軍事化管理，只強調勞動再教育，卻忽視文化知識教育。
同時也對各地存在的「走後門」的現象，做出了追責和調整。對相關責任人進行處理，對混入工廠的知青們也做了清退。
其次是對知青的迫害和奸汙等事件，也進行徹查。當時新華社所報道了驚世駭俗的幾起案件：雲南生產建設兵團一營長賈小山，強奸女知青20余人；一師某指導員張國亮強奸女知青幾十名；黑龍江兵團一團長黃硯田、參謀長李耀東強奸女知青50多人；內蒙兵團被奸汙的女知青達299人，罪犯中有現役幹部209人。
雲南生產建設兵團4師18團的個別幹部對99名知青施加了酷刑，將知青吊在空中，狠狠的推著往墻上撞、讓知青跪碎玻璃、冬天往知青身上潑冷水等。
據當時的不完全數據統計，在短短幾年時間內，有200多名女性知青被侵犯，1000多名知青被非法關押和迫害。有的無法伸冤，只能選擇自盡，也有些人徹底喪失勞動力。
周總理在聽到這個訊息後，簡直怒不可遏：「此等法西斯行為，非處理不可。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軟，不要畏縮，要大膽管！」
李先念氣憤地表示：「這些人不是共產黨，是國民黨，至少是國民黨行為，不知為什麽得不到糾正？省委和軍區難道說也不知道嗎？」
葉劍英元帥知道後，也堅決表示：「要殺一儆百，殺一儆千！」
一樁樁一件件罪行被送到中央，各位領導看過之後不僅很是氣憤，同時也難免有疏察的自責。這些事情被不斷糾正以後，「上山下鄉」運動也逐漸回到了正軌，廣大知青的日子有所改善，也更好的能將再教育和當地實際情況結合起來。 可以說，從某種意義而言，這時的「上山下鄉」不僅對中國農村奠定了改頭換面的改革基礎，還對中國年輕一代的知識青年進行了思想形態上的轉變。
結語
「上山下鄉」運動是時代所需，現在很多學者對這項政策的評價各有不一。
單從李成霖這件事來看，他敢於從一個老百姓的角度出發給國家領導人上書，就表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當中「文死諫」的精神。同時也暴露出，當時很多問題因為各種各樣的理由不能真實的反映到中央的客觀情況。
李成霖此後被叫做「知青家長」，就是因為他的行為拯救了許許多多的遭受到迫害和正處於危險中的知青。
盡管李成霖在此後的政治道路出現偏差，但也不能因此來否定他當初敢於批評社會不公現象的勇氣。
毛主席在收到信件後忍不住流淚，是壓根沒有想到孩子們過得這麽辛苦。這發生的一切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卻從來沒有發現。周總理、葉元帥對此怒不可遏，老一輩革命家的嫉惡如仇並沒有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消減，反而對犯罪行為的深惡痛絕更是體現出時時刻刻要將人民放在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