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能設想中國人民會同意以任何形式把台灣從中國國土上分割出去」
1973年3月10日，在已經身患重病的周總理提議下，鄧小平恢復了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並逐步協助毛主席開展黨、國家和軍隊的日常工作。
要當好中國這個九億人口大國的家，需要做的事情是千頭萬緒的，鄧小平一方面大力整頓國民經濟、軍隊建設，一方面持續關註著外交工作和祖國的統一事業。
自從1949年蔣介石集團竊據台灣以來，兩岸就處在武力對峙狀態，因為台灣的國民黨當局始終拒絕對話，並且不斷叫囂「反攻大陸」，在1950年代連續發生了三次「台灣海峽危機」。
對於蔣介石向大陸派遣特務和偵察機，並且簽訂所謂的「美台共同防禦條約」，企圖「挾美自重」的態度，毛主席的回應是「你們不要和談，打是免不了的」。
因此，1958年8月23日開始，解放軍大規模炮擊金門，國民黨軍隊遭到沈重打擊後也開炮回擊，兩岸之間的炮戰斷斷續續打了將近20年。
盡管解放台灣的態度和決心是明確的，但由於美國出於封鎖和幹擾的新中國目的長期幹涉中國內政，使得台灣問題從一個中國內政問題變成了復雜的政治問題。
美國還夥同一批盟友，在新中國成立20多年來持續不斷地在國際上混淆視聽，造謠汙蔑，將新中國解放台灣的正義行動說成是「侵略」，堪稱無恥之尤。
到了1970年代初期，兩岸所面臨的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首先是1971年10月25日，新中國在大批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支持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並且將台灣蔣介石政權的代表從聯合國驅逐出去。
這不僅給了幻想著維持所謂「國際承認」的蔣介石一記響亮的耳光，也給了明裏暗裏與台灣當局勾勾搭搭的美國政府一記響亮的耳光。
其次是開始奉行「務實外交」政策的美國尼克遜政府為了蘇聯咄咄逼人的攻勢，不得不主動尋求與新中國對話的機會。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遜抵達北京，先後會見了周總理、毛主席，並於2月28日發表了【上海聯合公報】。
在這份公報中美方表態：美國認識到「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美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美確認最終從台灣撤走其全部軍隊和軍事設施。
與此同時，透過以周總理為首的新中國傑出外交工作者們的不斷努力，新中國在國際上的朋友越來越多。
在1972年初中美開始對話之後，中國當年就與英國、日本、西德、荷蘭、澳洲、紐西蘭等西方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
這一切積極訊號，都說明局勢越來越朝著有利於新中國的方向發展。
當然，無論美國政府作出什麽樣的表態也好，聲明也好，他們永遠也改不了以某種程度上的國家關系同他人「做交易」的心態，而且只能是美國占便宜，別人不行。
這些讓步也是美國在尋求一致對抗蘇聯的大背景下心不甘情不願地「擠出來」的，尼克遜訪華之後美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反復，就充分地說明了美國人的現實態度。
當鄧小平第二次復出開展工作時，距離尼克遜訪華已經過去了一年多時間，而尼克遜也因為1972年6月突然發生的「水門事件」搞得焦頭爛額，自顧不暇。
1974年8月8日，尼克遜被迫宣布辭職，由副總統傑拉爾德·福特繼任。
比起他的前任尼克遜，福特顯然在魄力、政治手腕和決斷力上有所不如，因此美國政府很快在從越南撤軍、美蘇核裁軍、環境保護等一系列國際問題上陷入了危機。
美方既想要討好中國，又不願意放棄借台灣當局牟利來制約中國，完全是蠅營狗茍的小人心態，使得中美關系的發展步履蹣跚。
鄧小平打心底看不上美國這幫心態陰暗的投機政客，1975年，在會見訪華的美國報紙主編協會代表團和美聯社董事長時他明確地重申：
「台灣問題是中國統一的問題，這是一個主權問題。不能設想中國人民會同意以任何形式把台灣從中國國土上分割出去，這不可能。」
他希望美國新聞界能夠把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堅定立場傳播出去，也要讓華盛頓明白中國對於台灣問題的態度是不可能改變的。
1976年，周總理、毛主席先後逝世，將祖國統一偉大事業堅定不移地繼續下去的接力棒就這樣交到了鄧小平手中。
二、「解決台灣問題就是兩只手，兩種方式都不能排除」
1977年8月，新任美國總統卡特派出國務卿萬斯訪華，卡特給萬斯交的底是：美國可以與中國建交，但是，中國政府應當保證不用武力解放台灣，並公開承諾「和平解決」台灣問題，而不能采取別的方式。
首先，卡特並不想面對國會裏那些頑固反華的議員：台灣當局長期向國會山送錢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如果不能在與中國建交的同時給他們一些交代，恐怕那群被收買的議員會用口水淹沒白宮。
其次，卡特非常清楚美國資本家的想法：都已經是1977年了，日本和歐共體的企業早就已經湧入中國做生意並且賺得腰包鼓起，而九億人的中國市場對美國企業卻大門緊閉。
賺不到錢，選你當總統有什麽用？
但是，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的老大，美國又不能在社會主義的中國面前丟了面子，而且從長期來看，中國依然是美國的競爭對手。
最後，美國和中國建交的願望是迫切的，因為美國和蘇聯在【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上的談判遲遲得不到進展，蘇聯領導人布里茲涅夫並不懼怕美國，反而在全球軍事博弈中一再咄咄逼人。
1977年的蘇聯國力依然處於鼎盛狀態：蘇軍的坦克數量是美軍的5倍，核彈頭數量世界第一，作戰飛機和海軍艦艇方面也和美國差距不大，只要蘇聯願意，鋼鐵洪流很快就能推到英吉利海峽。
所以卡特給萬斯提出了一個堪稱沒有十年腦血栓都想不出來的折中方案，而這種異想天開而且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暴露了美國徹頭徹尾的霸權主義思想，自然不可能被中方所接受。
8月24日下午，鄧小平專門約見了萬斯，當這個國務卿再一次向鄧小平兜售所謂的「美式方案」時，鄧小平非常淡定地說：
「我們中國人是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指統一台灣問題）的，奉勸美國朋友不必為此替我們擔憂。」
後來這幫老外們才發現，鄧小平說話越淡定，意味著事情越大。
而鄧小平講的後一句話才是真正戳心的：「從全球戰略來說，你們下決心解決了台灣問題，你們的戰略態勢只會更好。」
這是在提醒美方：美蘇競爭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現實情況是美國有求於中國，而不是中國對美國有什麽期待。
這一次，在美國政界混了幾十年的老玩家萬斯明顯地感受到了鄧小平的冷淡，他不再討論關於中美關系正常化的任何細節問題。
鄧小平已經明確表了態，美國人只能空手而歸。
1978年1月，在和訪華的美國國會議員代表團談到台灣問題時，鄧小平果斷地說：「解決台灣問題就是兩只手，兩種方式都不能排除。」
就那時的情況而言，代表「和平統一」的那只手力量要大一些，但實在不行的時候，就只能使用「武力統一」。
在鄧小平為代表的新一代中國領導來集體的堅決鬥爭下，從1977年開始的中美建交談判以中國取得勝利而告終，美國方面不得不在斷交、撤軍、廢約三前提下與新中國建交。
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發表公報宣布正式建交，就在同一天，還發生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是徐向前國防部長釋出【關於停止對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炮擊的聲明】，決定從即日起解放軍全面停止炮擊。
第二件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在這份重要公告的末尾情真意切地寫道：
「統一祖國，是歷史賦予我們這一代人的神聖使命……讓我們攜起手來，為這一光榮目標共同奮鬥！」
當天，鄧小平在全國政協關於【告台灣同胞書】座談會上發表了題為【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提上具體日程】的講話，明確表示要「把台灣歸回祖國，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提到具體的日程上來」。
推動祖國統一事業，這是祖國和人民交給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決定的。
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實作祖國統一的根本方針，是毛主席、周總理生前制定的，但他們還沒有來得及實作這一目的就去世了。
經過兩年多的努力，到1979年初鄧小平又把這一目的往前推進了一大步，透過中美建交，推翻了美國支持台灣，甚至縱容台灣「獨立」的法理基礎，使得中國在獲得了實作統一很大的主動權。
而1978年10月【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壓了日本國內的右翼反華勢力，使得他們與台灣方面勾結的聲調暫時地低落下去。
1979年1月訪美會見卡特總統時，鄧小平再一次在台灣問題上敲打美方，告訴美國政府不要充當「推手」，如果美方一定要給台灣當局月台撐腰，讓台方有恃無恐的話，「我們不得不做其他選擇」。
這裏的「其他選擇」，自然就是指透過武力手段實作統一。不過，鄧小平並不打算馬上將武力統一的選項付諸行動。
因為首先海峽兩岸都是中華民族的同胞，當時距離蔣介石逃台才30多年，許多台灣政界、軍界、乃至商界人士都是從大陸過去的，對大陸有著很深的感情。
如果兩岸交戰，必有死傷，而且台灣省多年建設的成果毀於一旦，損害的還是民族的整體利益，最終會讓親者痛仇者快。
其次采用武力的方式在當時也不成熟，因為人民解放軍的裝備水平還不能滿足現代化登陸作戰的需要。
特別是海軍沒有大型的兩棲登陸艦，也沒有航空母艦，要想運送大批部隊安全穿越平均寬度200公裏的台灣海峽依然有很大困難。
所以，鄧小平在為實作和平統一而不斷努力的同時，也在做統一的兩手準備，也就是加快國防建設，加強軍事力量。
其實繞了一圈，又回到了老問題：無論是研發裝備、采購裝備還是訓練部隊都需要大量資金，所以要想發展國防，一定要首先發展經濟。
此外，國家的經濟發展起來了，創業機會多了，可以吸引台灣同胞到大陸投資興業，從而加強對大陸的依賴和情感。
這是一步布局比較長遠的妙棋，不難看出，此時鄧小平所做的大部份布局，都是圍繞著「和平統一」展開的，他的出發點是為了民族的未來福祉考慮。
偉大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策實施改革開放，將黨和國家的精力集中到經濟建設上來，不僅僅是改善民生，發展科技的需要，也是服務於保衛祖國，推動國家統一的客觀需要。
還有一層，就是台灣的蔣經國政權對故土並不是毫無感情，畢竟在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灣獨立」的原則性立場上，兩岸之間的觀點是一致的。
1982年，蔣經國在一篇悼念乃父蔣介石的文章裏還表達過自己對大陸的思念之情，這篇文章很快就放在了鄧小平的案頭。
根據鄧小平的判斷，要在蔣經國這一代對大陸抱有感情的人身上實作「第三次國共合作」並非沒有可能。
三、「等十年、二十年，老等還行啊？」
進入1980年代之後，除了主持推動改革開放和為中國贏得更加廣闊的戰略空間這兩件大事，鄧小平最關心的還是國家統一的頂層設計問題。
根據毛主席「台灣只要回歸祖國，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大權均由台灣當局掌握」的初步思想，鄧小平建設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方案。
1983年6月25日，鄧小平將適用於台灣的「一國兩制」方案細化為「鄧六條」，在「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大陸並不一定會派人到台灣，甚至台灣還可以司法獨立，擁有相當大的自主權。
在此之前，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內部可以容許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同時存在，因此世界也分成了涇渭分明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陣營。
因為政治領導人們有擔心：如果同時實行兩種制度，民眾的思想會不會搞亂？經濟會不會亂套？社會秩序會不會出問題？
可以說，決定實施「一國兩制」是一個政治制度上的創舉，需要極大的勇氣和魄力，但其價值也是顯而易見的。
「一國兩制」為和平統一之後台灣的政治、經濟制度、內政外交管理、蔣經國及麾下文武的安排做好了充分的鋪墊，顯示了充分的誠意。
可以說，香港、澳門問題的和平解決本質上是「一國兩制」的試點，而這個天才構想需要解決的最主要問題還是台灣。
說起鄧小平糊蔣經國其實有一些淵源，當年二人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鄧小平還是蔣經國的黨小組組長，蔣經國把鄧小平當做自己的兄長一樣對待。
在蘇聯的短短兩三年中，二人結下了比較深的革命友誼。鄧小平經常給蔣講述自己在法國打工時的故事，蔣經國出學校墻報時鄧小平還常常給他寫稿，而蔣經國也會把鄧小平的文章放在墻報最顯眼的位置。
只不過幾十年過去，雙方的身份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最終成為了海峽兩岸各自的掌舵人。
1980年，鄧小平76歲，蔣經國70歲，在蔣經國包括交通運輸、重工業、能源專案等「十大建設」新政的帶動下，台灣經濟發展迅速，展現了一些新的氣象。
這一年，鄧小平第一次托人給蔣經國帶話：「我們這一代解決好了兩岸統一的問題，歷史會給我們講些好話。」
在後續幾年中，鄧小平糊中共中央多次透過寫公開信、托人帶話、發表談話等方式，敦促蔣經國抓住機會，雙方坐下來談判，促成和平統一的千秋大業，成為中華民族的功臣。
可能雙方都知道魯迅先生有一名句：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民族大義下，任何一個有良知，有責任感的政治家都不會不心動。
但是，蔣經國在政治智慧方面畢竟較一流政治家相比尚有差距，他對海峽對岸傳來的訊息猶豫再三，對大陸方面釋出的善意顯然抱有顧慮。
他所擔憂的第一點，就是台灣保持大量軍隊繃緊弦這麽多年，雙方如果真的開展談判，台灣是「以小事大」處於下風，一旦談判不成，軍心士氣難以再振，那麽自己的身家性命難保；
第二點，還是台灣彈丸小島毫無戰略縱深可言，倘若在談判同時放松戒備，大陸搞「突然襲擊」，自己絕對難以抵擋；
畢竟乃父蔣介石就是一個搞陰謀詭計的行家裏手，蔣經國耳濡目染，對此種情況不免心有戚戚。
當然還有第三點，那便是美國這個站在自己背後的巨大陰影，美國絕不希望看到兩岸和平統一，可能會對自己下手，到那時可能事情還沒談成自己就沒命了。
因此，蔣經國對外宣傳的口徑依然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以及「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原則，兩岸冰封的局面總體上沒有改變。
對於台灣方面的態度，鄧小平並不意外，但從他與外國客人的談話中可以看出他對完成統一有著自己獨立的時間表：
「現在台灣當局根本不同意和我們對話，那有什麽辦法。我們可以等一年、兩年、三年或再多些年，等十年、二十年，老等還行啊？」
四、「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看來恐怕做不成了」
到了1985年以後，身患重癥糖尿病的蔣經國精力日衰，掌控台灣的局面已力不從心，實際上無力再深思兩岸關系下一步如何發展的問題。
蔣經國的病情嚴重，以及台灣島內鼓吹「獨立」思想的悄然擡頭，引起了鄧小平的警惕，1985年9月20日，他在會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時發出警告說：
「不管怎樣，現在台灣和我們還有共同點，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但如果蔣經國不在了，就可能真正出現兩個中國。我們怎麽能承諾不使用武力？」
1987年10月11日，已經是油盡燈枯的蔣經國勉強主持了台灣歷史上規模空前的「僑泰」實兵演習，試圖向參加觀摩的島內外人士宣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既定國策沒有任何動搖。
3天後，國民黨「中常會」正式宣布透過允許台灣居民赴大陸探親的方案，同日國務院發表談話，表示歡迎這一決定，並保證來大陸探親的台灣同胞來去自由。
先舉行軍演，後開放探親，蔣經國這樣的安排凸顯了自己在處理兩岸問題中的無奈和糾結。
僅僅在2個月後的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猝然去世，這讓鄧小平深感突然，因為1910年出生的蔣經國比鄧小平還小6歲，按道理說不應該走得這麽匆忙。
這次意外讓鄧小平不禁扼腕嘆息：蔣經國走得太早了！他的突然離世，給剛剛啟動的兩岸「破冰和解」事業留下了巨大的難題。
這時香港、澳門回歸祖國的談判已經塵埃落定，他迅速調整了實作台灣統一的思路和方法：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是要靠自己的發展！
1988年9月5日，鄧小平對來訪的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說：「我的最大願望是活到1997年，因為那時將收回香港，我還想去那裏看看。我也想去台灣看看，不過看來1997年以前解決這個問題不容易。」
到了1989年上半年，國際形勢再一次發生劇烈的變化：中美關系發生曲折，東歐劇變，蘇聯頹勢顯著，冷戰即將結束。
鄧小平預料到不久之後美國會再在台灣問題上做文章，因此加快了後冷戰時代中國國際關系和生存空間的布局。
1989年5月15日，蘇聯領導人戈巴卓夫訪華，次日中午，已經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的鄧小平親自會見了戈巴卓夫。
同日，中蘇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實作關系正常化，長達二十多年的中蘇對峙局面正式宣告結束。
在與戈氏談話的最後，鄧小平不無遺憾地說：「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灣問題，恐怕看不到解決的時候了。」
回顧小平同誌1977年第三次復出以來，平定南疆，力推改革開放，「一國兩制」收香港、復澳門，在美蘇兩大國之間縱橫捭闔，推動中印、中越關系和解，前後不過短短十二年而已，但功業顯赫，足以彪炳千秋。
老人家謀篇布局，為祖國統一大業規劃深遠，雖然生前未能親眼見到國家的最終統一，但後人必當繼承遺誌，將這一偉大的事業進行到底。
向為國家昌盛、民族復興鞠躬盡瘁，嘔心瀝血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