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接見了回祖國講學辦學的美籍華人陳樹柏，他的父親是20世紀30年代獨攬廣東軍政大權，有「南天王」之稱的粵系軍閥陳濟棠。
陳樹柏雖然常年在海外，但是對祖國還是心懷掛念，這次會見鄧小平，實際上是他出於對祖國教育事業的關心。
早在他1980年受邀請訪華時，他就曾對祖國的科技文化都提出了很有見地的看法。
鄧小平一見到陳樹柏便親切地說：
「我現在該稱呼你為陳教授，還是陳博士呢？」
陳樹柏回答：「您就叫我的名字就好了。」
兩個人已經是第二次見面了，相談十分愉快。 陳樹柏依然驚訝於鄧小平一點領導架子也沒有，鄧小平也感嘆陳樹柏年紀輕輕就學識淵博。
陳樹柏
不過確實誰也沒想到，陳樹柏居然向鄧小平提了一個提議，他問道：
「你們共產黨，考慮換一個名字嗎？」
鄧小平聽後微微一怔，隨即他目光深邃地盯著陳樹柏回答：「那你說換成什麽名字啊？」
陳樹柏推了一下眼鏡說： 「我看叫社會民主黨也行，共產黨聽著怪讓人害怕的。」
鄧小平聽到他因為這個原因勸共產黨改名，一邊掐滅了煙頭，一邊哈哈大笑起來。
他意味深長地說道：
「延安的時候我們什麽都沒有，就靠理想和信念撐著。這個信念就是共產主義。」
「沒有艱苦奮鬥的精神，沒有堅決的信念支撐，那是真的什麽都沒有，靠什麽領導國家、領導人民呢？所以你說這個名，改不改得？」
陳樹柏聽後若有所思，再也沒提過這件事。
鄧小平
陳樹柏此人
1929年，陳樹柏出生於廣東，受父親陳濟棠的影響，他中學畢業就前往陸官學校學習和訓練，畢業之後也是受到派遣去往海南擔任過一段時間連長。
1950年，他隨軍去了台灣，並在鳳山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當了9個月教官，也正是這段教官生涯讓他醒悟過來，自己余生不願意再留在部隊當中。
於是他選擇退役，放棄了前途一片光明的軍教生涯，在1951年成功考取了美國佛琴尼亞軍事學院電機工程系。
也許是他本身就適合學術研究，又也許是他天資確實過人，在本科期間他就發表了一些比較有分量的論文，並在該校以應屆第三名的身份畢了業。
因為他在校的成績過於優秀，學術成果也比較豐富，1957年到1960年他被母校留任當了講師，後來又當上了副教授。
陳樹柏的水平承受住了時間檢驗和認證，得到了美國學界的認可。他在美國做學術做了二十多年，甚至連美國總統都對他青睞有加。
1979年，陳樹柏獲得「總統特別獎」後，他收到了來自祖國的邀請，希望他能夠回國進行存取。
已經好多年沒有回過祖國的陳樹柏，心裏除了驚訝，也有幾分擔憂。畢竟他的父親陳濟棠曾經是國民黨軍隊的高級軍官，他自己本人也曾經在軍隊中任職，不管怎麽說，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屬於敵對方。
懷著一顆惴惴不安的心，陳樹柏向鄧小平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試探性地說出了自己的顧慮以及擔憂，但同時也表達了對祖國的一份牽掛。
鄧小平收到他的來信很高興，並立馬讓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錢三強回信過去，表示陳樹柏不僅可以放心地來，還希望他能夠回國進行講學，為目前正在快速建設中的祖國提供一些經驗和建議。
於是，1980年9月陳樹柏便啟程趕往北京，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受到了鄧小平等人熱情地接待。
鄧小平見到陳樹柏後，態度非常親切，還直言道：
「令尊治粵八年，建樹很多，至今老一輩的廣東人都非常懷念他。」
這讓陳樹柏在聽後很是感動，他完全放下了顧慮和擔憂，與鄧小平一起暢談起了祖國的未來。
他認為中國現在如果要推進現代化，必須要在人才的培養上下足功夫， 所以雖然是第一次回到祖國，他還是立馬就對國內二十多個大學都進行了考察，並且花了三個月的時間仔細研究了相應的改進和培育建議。
陳樹柏
為此，鄧小平也親自為陳樹柏題寫了一句魯迅的名詩：
「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他將這幅親自書寫的題字送給了陳樹柏，一方面感謝他對祖國科技教育事業的上心，一方面也表達了兩岸統一的殷切願望。
陳樹柏也沒有辜負鄧小平的這份情誼，他一回到美國便擬定了一份詳細的建議書， 表示可以在中國創辦一所吸取美國經驗的科技型大學，專門用於培養國家所急需的高科技人才。
因此很快鄧小平就在人民大會堂第二次接見了陳樹柏， 他對陳樹柏說的這個中國實驗大學很感興趣，並且直言這是個好建議。
陳樹柏誠懇地跟鄧小平說出了自己對中國和西方教育的看法，也表示美國的教育方式有一些可取之處，如果在祖國能把他擅長的電子工程領域趕上去，相信在中國開發出一個「矽谷」只是時間問題。
在1984年，鄧小平存取深圳時，他便將陳樹柏的這個建議傳達給了當時深圳的市委書記，認為深圳可以辦一所實驗大學。
就按陳樹柏說的，在這個大學裏培養一批尖端人才，由華僑來進行投資，既可以讓海外華人報效祖國有路，也能夠讓國內的教育向更高的層次邁進。
不過由於資金籌集困難，這所大學最終沒能夠實作落地。 但陳樹柏對於幫祖國培養人才的心願還是沒有被消磨。
他沒有氣餒，並且在回到美國之後重整旗鼓。繼續四處籌集資金，召集人力、物力，還自己出錢辦了一些所需的器材。
最終在1994年，陳樹柏終於在美國矽谷創辦起了國際科技大學，這也是中國第一所由華人創辦的正規大學 ，這裏不但為許多華人學生提供了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也為祖國輸送了大批尖端人才。
他一直以來為祖國教育事業做貢獻的夢想得以實作，這所非營利性質大學也成為了華裔人才的「矽谷」。
國際科技大學
陳樹柏對祖國的這片心意自然與他的父親陳濟棠分不開關系，雖然共產黨與國民黨曾屬於敵對的兩方，但鄧小平對於陳濟棠的態度是很客觀的，也由此可以體現其胸襟寬廣。
「南天王」陳濟棠
1927年12月，廣州暴動爆發，陳濟棠也在此時崛起，隨後他以廣州為大本營，主粵八年左右的時間使得廣州社會趨向穩定和發展。
陳濟棠是廣東人，粵桂戰爭爆發後他率軍擊敗了桂軍占領了廣東大部份區域，加上軍事力量的不斷擴充。
到1932年時，已經坐擁15萬大軍的陳濟棠，成為了獨霸廣東的「南天王」。
當時，他把「整軍經武、改革政治、發展經濟、闡揚文化」作為治粵的方針，對廣州的商業和經濟建設做了極大的努力。
1929年到1936年，中國處於黨爭不斷、軍閥割據的時期， 但在陳濟棠治理之下的廣東，百姓卻能安居樂業，並且民生有保障。
以廣州為例，當時的物價每年都在下降，不僅社會穩定人丁興旺，而且經濟也不斷發展。
陳濟棠透過救濟和復興農村的經濟，改良和引進優良種子，防治農作物病蟲害，使得廣東的糧食連年增產，連進口都少了一半之多。
陳濟棠
在那個時期流通港幣的廣東，一塊錢可以買到20碼的花布，一分錢可以買到一份有菜、有粥、有油條的早餐，對於所有生活在廣東的人民來說，都是一種比較普遍的享受。
陳濟棠在一開始上台主粵的時候，廣東的經濟其實是非常困難的。工業很少，糧食量產也不多，再加上商業不景氣，全省的收入都屬於巨大的虧空和赤字之中。
陳濟棠眼見這一形勢，便執意要發展經濟以增強實力，他制定了一系列發展和保護工商業的法規，主張為國家和人民謀利益。
在財政方面，陳濟棠提出一是要開源節流，二是要懲治貪官汙吏，一旦發現有任何貪汙行為便立即革職免職。
就拿當地的財政廳長來說，當時的財政廳長馮祝萬借口籌款來斂財，被陳濟棠發現之後立即將其免職，並進行公開的通報和處理，讓整個廣東的官僚風氣都肅清了不少。
在建設方面，陳濟棠和陳樹柏一樣，很重視僑資和海外華裔人才的引入。
他註重吸引僑資，並且大量引進了國外的先進技術和器材，僅僅是吸收僑匯這一項，1933年就達到了全國僑匯總額的84.26%，1935年廣東僑匯的投資就達到了5500萬元。
這對於當時的經濟建設發揮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因此在1933年時，廣東市民的生活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時還有報紙評價這一盛況：
「新履仕途，必多朝氣；武人驟治民事，亦多慈祥。」
但蔣介石的內戰決策使這和平景象天翻地覆。
當然，除了陳濟棠治粵有方這一點使得鄧小平給了他較高的評價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陳濟棠對「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態度與共產黨不謀而合。
抗戰
在第五次圍剿後，蔣介石下令要讓陳濟棠出兵參與圍剿，但這個時候的陳濟棠卻顯得很消極，不僅不肯派兵，派出的兵力也只是裝裝樣子。
民國時期廣州
蔣介石心裏很清楚，只有把紅軍擠進廣東和陳濟棠互相牽制，他的兵力才不至於失衡，因為就他的兵力部署而言，一直是北重南輕，如果贛南紅軍能深入廣東，那麽陳濟棠自然也不會維持一家獨大的局面了。
陳濟棠明白蔣介石的這番心機，廣東的治理和建設剛有成效，他不願意受到這樣的損耗，於是便在對紅軍的圍剿上一直陽奉陰違。
但蔣介石不會放棄廣東方面的軍事部署，便用戰時補助和取消廣東的免稅政策作威脅，要陳濟棠立馬出兵參與圍剿。
陳濟棠見此情形留了一手，他出兵作戰，但保留了一半的軍力在廣東地區。
粵軍和紅軍的戰爭越打越烈，陳濟棠在被紅軍打得節節敗退之時也不得不再多派出兵力進行支援。
但是他意識到，如果最後和紅軍鬥得兩敗俱傷，那麽獲利的只有蔣介石一個人，這是他不希望看到的局面。
所以他和白崇禧商量，要防住蔣介石。
白崇禧和陳濟棠分析完局勢，都不約而同地想到了與紅軍進行和談。
這時候，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早已洞悉了國民黨內部之間的問題，尤其是陳濟棠和蔣介石之間的矛盾，準備從陳濟棠突破，爭取他一致統戰的態度。
周恩來
1934年，粵贛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何長工受周恩來委任，開始了和陳濟棠的和談工作。
周恩來和朱德先後發表了通告，呼籲停止內戰、一直抗日，並且將這份通告加印了好幾千份送到前線，表明了做好統戰工作的態度。
陳濟棠自然看在眼裏，很快就和共產黨人聯系並給周恩來發去了信件。
周恩來和朱德當即回信同意和陳濟棠進行談判，並且雙方在利益一致的前提之下達成了五條協定，協定表示 「就地停戰，取消敵對局面」 。
何長工
這次協定對紅軍來說確實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陳濟棠在接到蔣介石要求增加兵力派往前線的指令後，假意派出了兵力，但實則下令「敵不向我開槍不準射擊，敵不向我攻擊不準出擊」，對紅軍的轉移起到了比較大的幫助。
因為蔣介石全力圍剿之下的紅軍其實損耗已經很大，再加上當時在粵軍區沒有根據地和後方，要是和陳濟棠全力拼殺，其實說不清楚結果究竟會如何。
所以這一次雙方的和談，可以說是保全了共同的需求。
兩廣事變
1936年5月，蔣介石想借胡漢民的去世結束兩廣的半獨立狀態，繼續在內戰上大做文章。
但陳濟棠認為在這個節骨眼上，顯然抗日才是關鍵，於是便與桂系李宗仁聯合，發動兩廣當地的各級組織和群眾共同舉行抗日示威運動，這也是歷史上有名的「兩廣事變」。
在當時繁華的廣州街道上，到處都能看到「打倒蔣介石」「討伐蔣介石」的宣傳畫和標語，蔣介石怒不可遏，便立馬派兵向廣東進軍。
他買通了陳濟棠的部下，將兩人策反，粵軍也在這樣的分化之下被瓦解。
粵軍
陳濟棠手下的部隊幾乎全部投向了蔣介石，他身邊的要員也紛紛離開，在眾叛親離的形勢之下，陳濟棠被迫下野遠赴歐洲，直到抗戰爆發後才再次回國。
不可否認的是，陳濟棠身為國民黨將領，其反共立場是客觀事實。他走在一條錯誤的道路上，但共產黨歷來都是願意與對祖國發展有貢獻的國民黨人一笑泯恩仇的。
不論是抗戰勝利後的重慶談判，還是解放戰爭中的和談嘗試，即便是蔣介石敗逃台灣後，中國共產黨也在兩岸和平統一上不斷嘗試，都象征著共產黨一直站在人民的立場，站在和平的立場。
就如同鄧小平送給陳樹柏的那句詩：「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我們黨的寬廣胸襟也使得我們能夠對於這樣一位國民黨軍官做出客觀的評價，才沒有錯過像陳樹柏這樣的華裔人才。
從19世紀中葉開始，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就在海外華僑的幫助之下創立興中會、同盟會，海外僑胞聲援反帝愛國運動，融入抗日救國戰線，不僅捐款獻物、參軍參戰，有的甚至也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生命。
新中國成立後，以李四光、華羅庚、錢學森等人為代表的一大批海外華僑科學家毅然回國，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嘔心瀝血，幫助國家擺脫困境，還有許多海外僑胞投資興業、捐款匯款，時至今日，僑資都仍然是中國引進外資的主體。
錢學森
像陳樹柏這樣的華僑華人專業人士也始終是中國人才引進計劃中的主體，歷史證明，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取得偉大成就，海外華僑華人是功不可沒的。
同樣，在中國一直以來的發展行程之中，我們黨都秉持著積極和寬容的態度，對待所有願與祖國共同發展、共同進步的華夏兒女。對於華裔人才更是如此。
我們歡迎每一個願意為祖國發展做出貢獻的同胞，也願意用最真誠的態度接受建議。
華僑華人是中華文明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繼承者，也是重要傳播者，在實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未來路上，有一代又一代的華僑華人都發揚了愛國愛鄉的赤子情懷，支持著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偉大事業。
未來，我們黨也依然會積極以中國夢引領僑務工作，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切實維護好僑胞的合法權益，與海外華僑華人同胞們一起努力，共建祖國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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