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言九林
北宋與明王朝兩個政權的崩潰方式其實很像。1127年的靖康之難中，兵力有限的金軍攻陷汴梁擄走了徽、欽二帝。趙宋王朝在廢墟上重建國祚，成功控制住了半壁江山，直到1279年才被元軍所滅。1644年甲申之變，也是京城淪陷、皇帝自縊身死，然後兵力有限的遊牧政權南下，而南方大片國土仍忠於舊朝。可是，南明的弘光、隆武、魯監國、永歷諸政權，卻一個接一個滅亡，全部無法立穩根基——盡管南京「留都」有一整套與北京對應的中央機構，盡管江北四鎮與武昌的左良玉部仍擁兵五十萬之眾。1662年，永歷帝被吳三桂以弓弦勒死，朱明王朝的國祚也走到了終點。
何以如此？
在這個問題上，「腐敗亡國」、「喪失民意」之類的說法，皆屬似是而非。道理很簡單：沒有 「惡政懲罰機制」 的腐敗，不會構成統治危機；沒有 「力量兌換機制」 的民意，也無法對時局產生什麽影響。在傳統亂世裏，一個政權能不能站穩腳跟，真正的基礎性因素有兩個：
（1）能否建立起有效的機制，源源不斷從民間汲取到人力與物力。
（2）能否建立起有效的機制，將這些汲取上來的人力與物力轉化為戰鬥力。
當然了，一個政權在亂世裏勝出，原因不可能是單一的。但上面這兩條，應是眾多原因裏最重要的。相比政權是否行仁政，相比領導者是否雄才大略，有沒有建立起一套足夠有效率的汲取系統，是更加生死攸關的事情。劉邦與項羽爭奪天下，最後以蕭何為首功，將他排在功勞榜第一位，便是因為劉邦明白：蕭何入鹹陽，不取金帛財物，獨收「律令圖書」以掌控「天下阨塞，戶口多少」，據此建立起來的那套非常穩定有效的汲取機制，才是自己戰勝項羽的主因。【史記】裏也說得很明白：劉邦與項羽爭戰五年之久，「常失軍亡眾，逃身遁者數矣」，常年被項羽打得落花流水倉皇逃竄。若非蕭何源源不斷地自關中汲取人力和物力，再將之送往前線，讓劉邦獲得屢敗屢戰的機會，漢政權必定無法在秦末亂世中勝出。
【南明史】一書對明末亂世諸政權的史實梳理，同樣證明了這一點。
比如李自成的大順政權。
書中提到， 如果李自成進入北京後，「放棄對官紳地主實行的追贓助餉政策」，轉而建立起正規的賦稅與勞役汲取機制，那麽大順政權便有可能在北京站穩腳跟。可惜的是，大順軍流寇做得太久，路徑依賴讓他們更願意透過「打草谷」之類的方式來迅速解決財政問題。 所以，在整個甲申年，大順軍始終沒有實作轉型。占領大名府後，是「毒掠縉紳」；占領廣平府後，是「拷掠鄉紳，以官職大小定銀數之多寡」；在高陽縣，是「逼索鄉紳，名曰助餉」；在靈壽縣，是「勒鄉紳捐餉」；在肥縣，是「置鄉紳於獄，比餉銀」；在山東濟南府，是「拷掠宦家子，俾助餉」；在陽信縣，是「搜羅邑紳子弟蠲貲助餉」；在鄒平縣，是「刑逼鄉官，漸及富戶，謂之追餉」……在北京城也是如此，自甲申年三月開始，針對前朝官僚的追贓助餉運動大規模啟動，「言卿相所有，非盜上則剝下，皆贓也」。
建立可持續的人力與物力汲取機制，是一門有「知識含量」的技術活，需要來自技術官僚的支持。 這本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歷史上也有很多經驗與教訓——秦王朝能夠建立起比東方六國更狠更殘酷也更有效的人力物力汲取機制，是因為他們得到了商鞅與韓非的智力支持，【商君書】與【韓非子】裏留下了許多頗具實操性的馭民手段。劉備前半生顛沛流離，得到諸葛亮的智力與技術支持後，才將政權穩定下來，也是因為諸葛亮熟稔【管子】【申子】【韓非子】裏的控制與汲取之道。劉備入益州時，留下諸葛亮，讓他「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便是在充分發揮諸葛亮在人力與物力汲取方面的「專業能力」。而崇禎皇帝之所以無法剿滅農民軍，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是他大量啟用了「缺乏專業汲取能力」的太監，將他們撒向全國各地，成為與舊官僚集團並列（實則淩駕其上）的另一套汲取系統（史載崇禎末年太監人數達到了近十萬之眾，此說或有誇張，但太監人數超過了官僚集團人數是毋庸置疑的），結果變成了「非專業的太監集團」監督、指導「專業的官僚集團」來實施人力與物力的汲取，導致整個汲取體系崩潰，無法如劉邦政權那般源源不斷往前線輸送人力與物力，最終失掉了北京城，只能自縊身亡。
可惜，遙遠的經驗也好，近在眼前的教訓也罷，包括李自成在內的大順軍的高層將領們全都沒有吸取。他們更願意直接向富人（當然不會管他是怎麽富的）「打草谷」，而非與有「汲取技術」的前朝官僚合作，進而建立起制度化的、可持續的人力與物力征發機制。對於這一點，【南明史】的總結相當到位：
「（甲申年）四月初八日，李自成發現這一舉動（追贓助餉）在政治上已經造成不利影響，下令停止，被押官僚無論完贓與否一律釋放，但各地的追贓活動一直延續到大順軍戰敗西撤為止。與此同時，我們卻沒有見到大順政權在甲申五月以前有征收賦稅的記載。 這些都說明大順政權在北京的鼎盛時期沒有制定賦稅政策，仍然停留在追贓助餉的階段。 」
再如南明的弘光政權。
弘光政權是留守南京的明朝官僚集團擁立福王朱由崧為帝後建立的。它的問題與大順軍有所不同——大順軍是沒有意識、也沒有能力建立可持續的汲取制度，弘光政權是空有汲取制度——即繼承自崇禎時代的整套官僚系統，卻 無力將汲取到的人力與物力用於抵禦民軍和清軍的戰事 。
事實也證明，在太監系統崩潰之後，崇禎時代遺留下來的官僚系統，在汲取方面仍然是「富有經驗」的。甲申年十二月，弘光政權戶部頒布政策，對民間田土集體按「熟田每畝二分，熟地每畝五分，山塘每畝一厘」增稅，僅此一策，便合計在控制區裏額外征收了五十萬六千四百五十余兩白銀。
可是，弘光政權是一 個臨時拼湊型政權 。
這種拼湊，首先體現在福王朱由崧做皇帝並非眾望所歸。萬歷時代，前任福王朱常洵曾深度卷入「國本之爭」，萬歷皇帝當時欲憑個人喜好廢棄太子朱常洛，改立福王朱常洵為繼承人，結果朝中群臣因此分裂為兩大派，一派迎合萬歷，一派則堅持無論做什麽事都要守規矩，立太子這種大事更是如此，既然有一套規矩在，皇帝就不能按自己的喜好隨意變更。官僚集團內部的這種沖突，在甲申之變後再次激化。在崇禎的太子及子嗣已陷於清軍之手的狀況下，部份官僚主張按繼承順位立福王朱由崧（朱常洵之子）為帝，部份在萬歷時代反對變更儲君的官僚，憂懼會因舊事被追究，而主張另立潞王朱常淓為帝。雖然最後勉強統一認知迎立了朱由崧，官僚集團內部的裂痕卻未彌合。
其次，在亂世之中，維持政權存在的核心力量，除了汲取系統之外，便是軍隊系統。弘光政權的汲取系統對百姓很殘暴（這方面的資料很多，【南明史】的評價是「在弘光立國的一年時間裏，取之於民是那樣無孔不入」），也很有效（有時候，恰是因為越殘暴便越有效），但 它的軍隊系統與汲取系統是割裂的，甚至是存在敵意的 。無論是擁兵三十萬的江北四鎮，還是擁兵二十萬屯於武昌的左良玉部，弘光政權中樞皆不能如臂使指調派他們，甚至還發生了左良玉以「崇禎太子案」為由率軍順長江東下「清君側」的事件。
於是， 這個拼湊型政權空有汲取能力，卻無將汲取到的人力與物力集中用於抵禦外敵的機制 ，只能眼睜睜看著汲取到的人力與物力被弘光帝用於建造宮殿，被江北四鎮的統帥用於建造連雲甲第庭園，然後陷入軍費開支不斷膨脹、楚鎮（即左良玉部）與四鎮不斷告匱乏索餉的惡性迴圈。弘光政權只維持了短短一年便被清軍擊潰，這是一個主要原因。
弘光之後出現的魯監國政權（奉魯王朱以海為主）與隆武政權（奉唐王朱聿鍵為帝）， 同樣沒有解決汲取機制的問題 。
【南明史】中提到，魯監國政權立足紹興，「處於抗清前線，卻並不能有效地利用當地的兵力和財力」。主要原因是外來的軍隊與浙東地區的官紳士民存在沖突。浙東官紳士民本有能力自發組織武裝抗清。方國安、王之仁等軍頭率軍到來之後，就誰有資格在魯監國政權控制區內汲取人力與物力，與浙東官紳士民發生了嚴重沖突。方國安、王之仁等軍頭接管浙東原來的營兵和衛軍後，將自己的名目稱作「正兵」，將浙東官紳士民為保衛家鄉而組織的武裝歸類為「義兵」。軍頭們主張「正兵」合該占據所有「正餉」，要求掌控浙東地區所有合法的人力與物力汲取渠道；「義兵」只能吃「義餉」，也就是透過勸募的方式讓浙東士紳自己出糧出人。魯監國政權想要依賴軍頭，又覺得軍頭們難以控制，於是主張所有汲取渠道由中樞掌控。三方博弈的結果，自然是力大者勝。方、王二軍頭掌控了浙東各府縣每年六十余萬錢糧的汲取渠道，浙東官紳士民的利益被犧牲（義軍自然也全部散去），魯監國政權名義上得到了軍頭們的擁護，實際上是全盤喪失了汲取能力。
隆武政權的情況大體也是如此，略過不提。
就整部【南明史】的考據與梳理來看，當時真正在汲取機制上做到了「有效且可持續」者，似乎只有出自張獻忠大西軍、後來在昆明建立政權、一度支持過南明永歷帝的孫可望部。
書中提到，孫可望等人鑒於張獻忠大西軍長期靠打糧、追餉、搜刮地皮來維持財政最後走向失敗的教訓（能吸取教訓，可能意味著這些軍頭們得到了智力支援），在進入雲南後「很快就代之以切實可行的賦稅政策」。具體辦法是 對整個雲南實施軍管，將下轄田地劃分為一個一個營莊，這些營莊全部由大西軍的偏裨將校負責管理。
這套辦法的汲取方式是：管理者去到田間地頭實地勘察，與農民五五平分出產；如果是地主的土地，那麽大西軍再從所得中拿出十分之一給地主，讓他勉強可以活下去，也就是「俱以官四民六分收」——大西軍拿走全部收成的45%，佃農和地主拿走全部收成的55%。這種汲取辦法，毫無疑問非常殘酷，時人將之形容為「畜肥兵飽士民饑」。正是靠著這種殘酷的汲取方式，大西軍在雲南「擁兵三十余萬，家口倍之」，卻吃上了穩定的飽飯。至於人力方面的汲取，軍管之下，可想而知同樣毫無阻礙。孫可望叛明後（孫無固定立場，只以自身利益為準繩，投明叛明皆是如此），李定國一度廢除了營莊制度，但很快又將之恢復，便是因為這種殘酷制度在汲取上是有效的。
孫可望的營莊制度，其實與漢末亂世中曹操的屯田制度本質是一樣的，都是將民眾牢牢控制起來變成奴隸，然後將從民眾身上汲取來的人力與物力變成軍隊的戰鬥力，以實作其逐鹿天下的欲望 （曹操的情況，可參見筆者舊文【曹操式的勝利不值得推崇】） 。孫可望之所以能夠在汲取機制方面做得比弘光政權、魯監國政權、隆武政權和永歷政權更成功，不是因為他比朱明政權的子孫們更具智慧或者更殘忍，而是因為他本就是軍事將領，可以順暢地將汲取機制轉化為戰鬥力。前代的劉邦與曹操皆有這樣的優勢；宋高宗趙構也有這樣的優勢——他是唯一幸存的合法皇位繼承人，所有的汲取只能圍繞他構造戰鬥力。
總而言之，汲取機制不是亂世政權唯一的勝出因素。但要想在亂世之中逐鹿，建立夠狠夠有效的汲取機制是第一步，能夠將汲取到的人力與物力變成戰鬥力是第二步。完成不了這兩步，軍事指揮上的「雄才大略」也好，外交手腕上的「折沖樽俎」也好，都不會有發揮的空間。
一部【南明史】，七十余萬字，可謂寫盡了大順軍、大西軍及南明諸政權的敗亡之因。最後要說的是：對明帝國的底層草民而言，他們最大的願望，當莫過於永遠不要出現亂世，永遠不要陷入 「誰對百姓更殘酷，誰就更有可能勝出」 的遊戲之中。可惜的是，這類遊戲是否會被開啟，從來不取決於底層草民，而須看明神宗、九千歲與明思宗們如何作為。在公元1644年，明帝國的底層草民只能接受秩序的全盤崩潰，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邁入一個巨大的下行時代，被投入到絞肉機中——在這場絞肉遊戲裏，帝國將損失四成以上的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