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說：亡於日本能為亡國奴；亡於共黨，為奴是不能
提及蔣介石，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對他的評價都是千差萬別的，有褒有貶。
毋庸置疑，蔣介石在近代中國扮演了不可或缺的歷史角色，許多重大歷史事件都與他息息相關。
比如領導北伐、將國都定在南京、指揮國民黨軍隊抗擊日本侵略等等。乍一看，好像是民國時期的動蕩局面在蔣介石的領導下才得以平定，國民黨中央政府才確立了近代中國的集權核心地位。
有人甚至認為，統一中國是蔣介石一直追求的夢想，正因如此，面對日寇侵略，蔣介石才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
然而，對蔣介石的這些贊譽，其實需要審慎對待。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並非完全憑借個人能力。
北伐戰爭中，蔣介石只是孫中山的部下，他能夠獲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共同努力。可以說，蔣介石只是執行者，如果換作別人處於他的位置，也有可能取得同樣的成就。
再說抗日戰爭，如果沒有張學良和楊虎城將刀架到蔣介石的脖子上，他能夠同意停止內戰，與中國共產黨達成抗日統一戰線嗎？
在「七·七事變」爆發後，日軍迅速進攻，企圖在三個月內徹底摧毀中國。面對如此強勢的敵人，蔣介石率領的抵抗軍顯得有些無計可施。逃跑或投降在日軍如火如荼的進攻下已經不再是可行的選擇。
然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達成使得蔣介石無法成為另一個汪精衛，尤其是當時已經有了一個汪精衛存在。
蔣介石失去了成為漢奸的機會，因為汪精衛已經搶先一步，而且蔣介石本人也不願意和汪精衛一樣，承擔「偽總統」的名號。
早在1934年，蔣介石就透過口述記錄了一篇名為【敵乎？友乎？中日關系之檢討】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蔣介石曾說過：「日本人終究不能成為我們的敵人」，並認為中國「最終需要與日本合作」。這表明，蔣介石當時已經存在一定的親日傾向。
由於無法成為漢奸，蔣介石只能選擇南下，以求在南方找到安全的避難所。這既是戰略上的撤退，也可以看作是逃跑。為了實作這一所謂的「戰略目標」，他甚至不惜犧牲大量國民的生命，例如炸毀花園口黃河大堤，為南下提供機會。
盡管如此，蔣介石仍然期望西方國家能夠介入沖突，而不是直接對日本宣戰。中國正式向日本宣戰是在1941年12月9日，這是因為日本襲擊了珍珠港，迫使美國加入二戰。蔣介石再次處於歷史潮流之中，他自我封號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表現出一種狐假虎威的姿態。
最終，隨著二戰的勝利和日本的投降，蔣介石也被國民黨內的反動派和某些西方媒體推崇為抗日戰爭的功臣。
這些事件大多是歷史的產物，蔣介石恰好處於其中。與他個人的意願並無太大關系，而是被時勢所推動；而在他一生中追求的目標中，哪一個是真正實作了呢？
似乎沒有。蔣介石一生可以概括為發動內戰。
北伐戰爭之後，蔣介石首先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接下來的十年，他要麽在剿共的道路上忙碌，要麽在平藩的路上忙碌，他非常忙碌。
在蔣介石看來，「外有強敵，必須先安內」，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國比抗日更重要。作為資產階級買辦，蔣介石只有統一中國，才能以更高的價格出售華夏土地。
這是蔣介石的長遠計劃，也是他作為浙江財團代表的追求。為了實作這個目標，蔣介石願意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帝國在中國的代言人。
在北伐戰爭期間，蔣介石遊走於前線，卻抽出時間與宋家的「三丫頭」宋美齡來往，這種行為令人不解。而宋家三姐妹中，除了二姐宋慶齡有著傑出的成就外，大姐宋靄齡和三妹宋美齡的貢獻被質疑不少。有人認為她們是竊國大盜或者紅顏禍水，而稱二姐宋慶齡為中國近代奇女子的評價也引發了爭議。
蔣介石與宋家的聯姻被視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勾結的象征，這使得蔣介石在近代中國的拯救者地位備受爭議。因為這樣的聯姻使得蔣介石成為了資本主義買辦階級的代表，難以代表廣大勞苦大眾的利益。這種階級內容決定了蔣介石永遠無法站在廣大勞動人民的一邊。
南宋時期，趙構雖然選擇南遷以保全一隅，卻決心阻止嶽飛抗金，因此產生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格言。晚清時期，慈禧面對西方列強入侵時，提出了「寧贈友邦，不予家奴」的言論。
慈禧這番言論或許能夠理解，畢竟她作為通古斯人，將土地讓與外邦，看待華夏民族的土地並不在意。
然而，作為中國人的蔣介石，在1931年8月22日的南昌發表了這樣的言論：「中國若亡於帝國主義，我們或可為亡國奴，然若亡於共產黨，則即便成為奴隸也無法接受。」
這一言論暴露了蔣介石的心態，在他看來，即便成為亡國奴也好過與共產黨以及廣大勞動人民為伍。
當時清末民初，中國絕大多數人口是農民和工人，蔣介石明確拒絕與廣大人民站在一起，導致他與國家和人民形成了對立。
不久之後，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軍未發一槍就撤離東北到了關內。全國人民激憤不已，許多人恨不得將張學良撕成碎片。但歸根結底，張學良只是遵循了蔣介石的命令。
就在九一八事變前夕，蔣介石在南方忙於「剿共」，曾表示：「赤匪軍閥叛徒，與帝國主義者聯合進攻，形勢危急，應該以臥薪嘗膽的精神，進行安內攘外的奮鬥。」
蔣介石曾宣稱：「若不先剿滅共產黨，振興國力，就無法抵禦外侮；若不先平定廣東軍閥，實作國家統一，就無法在外強中自立。」
這番言論是否為日本侵略者的東北占領鋪平了道路？東北失守後，蔣介石卻義正詞嚴地聲稱：「我作為總司令，與贛中諸將士同生死、同榮辱，將消滅共產黨的勢力，以維護國家安寧。任何怯戰逃離，口頭抗日卻無行動，不知廉恥者，將受到嚴懲。」
盡管東三省失守，蔣介石仍在呼籲內戰，將那些積極抗日的將領視為「怯戰逃生、言而無行、無恥之徒」。這些懷抱抗日誌向的將領如何能與蔣介石共存？
張學良堅決不願替蔣介石背負民族罪責。張學良是個有血性的人，絕不肯與賣國賊同流合汙。因此，他在西安動了手，逼迫蔣介石加入抗日行列。
然而，為維護全域穩定，最終沒有用蔣介石的頭顱安撫國民黨反動分子造成的冤魂。相反，他被賦予了表演「抗日英雄」的機會。
即便如此，蔣介石的表現仍然令人扼腕。自明以來，北京一直被視為中華之都，其含義只有一個——「天子守衛國門」。盡管大清覆亡，但渴望統一中華、振興民族的誌士們依然將目光投向北方。
北上抗日，保衛中原，方可保住中華文脈。毛主席率領共產黨人北上陜北抗日，盡管面對艱苦的生活條件，他們仍堅守陣地，捍衛著祖先的土地。只有在北方立足，才能真正直面外敵，才能稱得上真正的抗日。
而蔣介石卻選擇將首都設在南京，導致日本侵略者直逼重慶。他們順勢攻克徐州、上海，最終攻至南京，直到進逼湖北才稍事停頓。
川軍奮起抗日，雖然窮困潦倒，只有一條槍，甚至只穿著草鞋，卻義無反顧地投身抗日戰場。與此同時，蔣介石卻選擇了違背時代潮流，當川軍勇士們奔赴抗戰前線時，他卻在重慶安享豪華生活，成了「南宋小皇帝」，帶著嬌妻美妾和一幫買辦資本家遷都而來。
盡管蔣介石偏安江山，但只要能維護全國抗日統一戰線大局，他作為統帥也算得上盡職盡責。然而，他卻在關鍵時刻背叛了大局，發動了「皖南事變」。
抗日戰爭結束後，全國人民渴望休養生息，唯獨蔣介石獨樹一幟，想借助美國力量繼續挑起內戰。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又縱使逃至台灣保住性命，也難逃歷史鐵筆的審判。他在解放戰爭中的罪行恐怕難以被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