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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時期，是以諸侯國的霸權叠興和群雄逐鹿為其社會特征的，這個特征肇端於西周後期的「共和行政」。
「共和行政」不僅是周代王權變化的轉折點，也是當時社會經濟基礎和精神面貌發生重大變化的一個標誌。
司馬遷曾經十分深刻地論述了這個方面的問題。
他說：
「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於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強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
司馬遷是在討論春秋時期的十二諸侯興衰問題時講這番話的。他已經把研究春秋時期歷史的眼光投向周厲王時期，認為「共和行政」實際上，就是春秋時期諸侯興起的濫觴。
西周後期，特別是在「共和行政」以後，社會思潮和精神面貌的深刻變化，以及社會觀念的變遷都表明，社會歷史的發展已經到了重大變革的關頭。
諸侯霸權叠興，群雄逐鹿，在西周王朝覆滅後登上歷史舞台，乃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1、諸侯勢力興起的標誌——共和行政
西周前期，經過了成、康、昭、穆時期的平穩發展，社會安定，經濟繁榮，貴族禮樂興盛。
人們「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詩經·七月】)，沈浸於恢弘而和諧的氛圍裏面。
然而，周厲王後期的國人暴動，卻猶如山崩地坼一般，驚醒了人們，隨之而來的長達14年之久的「共和行政」，更是社會政治格局中前所未有的大變動。
公元前 842 年，廣大的國人和部份官員、貴族以及士兵舉行暴動，襲擊周厲王。
周厲王逃奔彘（今山西霍縣)避難，太子靜藏匿於召公家不敢露面。在周王朝大廈將傾的情況下，共伯和挺身而出，主王政沈浮。
古本【紀年】謂「共伯和幹王政」，是關於此事的最早的文獻記載。
共伯和即衛國諸侯衛武公，是衛僖侯的庶子。
由於衛僖侯的世子早逝，所以共伯和繼衛僖侯而為衛君。
西周後期，衛武公因敬慎威儀、註重道德修養而聞名遐邇。周厲王時期，衛武公以侯伯身份入周王朝任職。
【詩經·淇奧】序謂衛武公「入相於周」，【漢書·地理誌】河內郡註引孟康說謂「共伯，入為三公者也」。
從彜銘記載推測，共伯和入周可能是先擔任「師」職，繼而又任「司馬」之職的。
【漢書·百官公卿表】引或說謂三公指司馬、司徒、司空，孟康說共伯和入周位列三公，是有根據的。
【元年師兌簋】載：
「惟王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在周，各康廟，即位。同仲右師兌入門立中廷。王乎內史冊令師兌足師和父司左右走馬、五邑走馬。」
此「師和父」，即入周任師職的共伯和。他當時已經擁有指揮「左右走馬、五邑走馬」的大權。
這個時期的【師晨鼎】、【師俞簋】、【諫簋】以及20世紀70年代出土的微史家族銅器群中的一件簋銘，都有關於司馬共的記載，司馬共當即由師職而升為司馬的共伯和。
彜銘記載表明在周厲王三年至五年這段時間，共伯和擔任司馬之職，在冊封典禮中屢任師職人員的儐右，實為這些師職人員的長官，其職位應當就是周王朝最高一級的司馬。
2、共伯和的施政
關於共伯和在周厲王奔彘邑以後執掌朝政的情況，【師骰簋】銘文載：
「惟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伯和父若曰：‘師骰！乃祖考有勞於我家，女又小，余令女司家’」，此「伯和父」即共伯和。
從銘文裏看，他當時已經以王的口吻在進行冊命之事。銘稱「惟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或謂此指厲王紀時，但於幹支月相皆不合，但是卻與共和元年完全契合。
此年正月壬午朔，丁亥為六日，恰在初吉範圍之內，這應當不是偶然的契合。
所謂「惟王元年」，即共和元年，亦即共伯和稱王的元年。器主師般在這件彜銘的最後說「拜稽首，敢對揚皇君休」。伯和父被稱為「皇君」，頗為引人註目。
「皇君」之稱見於彜銘者，如「弗敢不對揚朕辟皇君之易（錫）休命」(【叔夷鐘】)、「奔走事皇辟君」(【召卣】)，皆指君主而言，而不是普通的大臣或貴族的稱謂。
古代文獻中也不乏共伯和執政稱王的記載。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載，春秋後期，和周敬王爭奪王位的王子朝兵敗之時，曾經檄告各國諸侯，歷數周朝史事，其中謂「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
這段話明確指出，周厲王奔彘邑以後，治王之事者是「諸侯」，而不是召公、周公這樣的王室重臣。
前人曾經指出，召公、周公是周王朝的卿士，不得以諸侯視之，並且「釋位」之說也不是卿士執政所應稱者。
王子朝的這個說法是引史事為證，說明諸侯可以幹涉王政，想以此號召諸侯參與王室內亂，幫助自己奪取王位。
他關於「諸侯釋位，以間王政」的說法，只能理解為古本【紀年】所說的「共伯和幹王政」。
戰國末年的【魯連子】一書載：
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於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為宣王，而共伯復歸國於衛也。(【史記·周本紀】正義引【魯連子】)
這裏把共伯和稱王一事講得十分明確，並且指出共伯和「行天子事」長達14年。
關於共伯和執政稱王的情況，【師嫠簋】銘文也有所記載，銘謂：
師和父「乍殳」，嫠叔市鞏，告於王。惟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王在周，各於大室，即立(位)，宰琱生內（入)右師嫠。王乎尹氏冊令（命)師嫠。王若曰：「師嫠，才（在）昔，先王小學，女（汝）敏可吏（使），既令女更乃祖考司小輔，今惟踵就乃令(命)。令(命)女(汝)乃祖舊官小輔，暨鼓鐘。
銘文中「師和父」後面那個「乍殳」字，疑當讀作「籍」。
「師和父」即共伯和。「師和父‘乍殳’」，指師和父舉行籍田之禮。
周天子行籍田禮為周代客製，它表示最高統治者與民同甘苦和對於農業生產的關心。
共伯和歷來主張加強個人修養以為民之表率，他對於籍田禮應當是很重視的。
名嫠者參加了王——共伯和所舉行的籍田禮，還在典禮上擔任了重要角色，因而倍感榮幸，所以在鑄器紀念時，於銘文開始即首述之事。
其下的銘文，謂名嫠者穿著繪有五彩的蔽膝參加籍田典禮，並且以樂官的身份向王報告風雨和土地的情況。
對於名嫠者來說，這是一次難得的顯露臉面的好機會，所以特意銘記此事。
這件彜銘表明，共伯和執政稱王的時候，奉行周禮，盡力網羅各方人員以穩定政局。
「共和行政」以共伯和致政於周宣王而告結束。此後，共伯和依然有相當崇高的威望。
【國語·楚語上】謂：
「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茍在朝者，蕪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而納之，以訓導我。」
他雖然已至耄耋之年，但仍然虛心納諫，循禮自重。
據專家研究，周宣王時器井人鐘乃是共伯和之子所作之器，鐘銘謂「作和父大林鐘」，並謂共伯和「克哲厥德，賁屯用魯，永冬（終）於吉」，表明共伯和最後善終。
共伯和死後被稱為「睿聖武公」。
可以說有周一代，共伯和都是以周王朝的挽救者和「睿聖」的面貌出現的，絕無指其為篡權叛逆的言論出現。
共伯和以諸侯身份入主周室，執政稱王，這表明了諸侯國的勢力和影響已經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另一方面也表明周王朝已經沒有能力解決面臨的重大問題，而需要借助諸侯的力量。「共和行政」的史實說明，諸侯勢力的興起已經形成了不可逆轉的勢頭。
3、周公與共伯和的區別
從「共和行政」開始的王權觀念的變化，對於春秋戰國這一歷史時期可以說是振聾發聵的開場鑼鼓。
縱觀西周王朝，發生嚴重的王權政治危機，而由卓越的政治家化險為夷的情況有兩次，一次是周公執政，一次是「共和行政」。
兩者都透過傑出人物的非常之舉而安定了政局，並且都在適當的時候移交權位。
但仔細分析起來，兩者又有所不同。
周公與共伯和雖然都是姬姓貴族，但周公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據【逸周書·度邑】記載，武王曾經有意傳位於他。
在西周王朝剛剛建立、宗法制度尚不完備的時候，周公執政稱王，具有某些合法的因素，他和王政大位的距離並不很遠。
可是，共伯和只是藩邦諸侯，雖然曾經入周任職，但他既非王子，又非王弟，周厲王也沒有傳位於他的意思。
當時周王朝經過八九代人的傳位繼統，宗法制度已經趨於完備，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說共伯和並不具備執政稱王的合法理由，他與王政大位的距離是相當遙遠的。
但共伯和死後被謚為「睿聖武公」（【國語·楚語上】）；而周厲王卻遭周人的抨擊，據【毛公鼎】銘文記載，連其子宣王也批評他剛愎自用的做法。
這些情況表明，昔日具有至高無上權威的周天子，已經走上了下坡路，人們對於周天子已經不像以前那樣虔誠地頂禮膜拜。
共伯和的成功，不僅在於他能夠審時度勢以制定適當的策略，更為主要的原因在於當時社會人們的王權觀念，已經發生重要的變化。
4、周王地位的改變
人們對於周天子的崇拜，可以說直到「共和行政」以前，在輿論上還是一致的。
【詩經·文王】謂「文王在上，於昭於天」，「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儀型文王，萬邦作孚」。
人們認為周王的權位，乃是自文王以來由上天授予的，王位應當由文王的孫子的「本支」世代相承，諸侯要唯周天子馬首是瞻。
周康王繼位時曾對諸侯和大臣們說，自文王、武王以來，除有天命保佑以外，「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諸侯們「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尚書·顧命】)。
雖然當時還沒有後世那種「愚忠」的觀念出現，但是只有「文王孫子」的「本支」，才可以「百世」為王，是人們的共識。直到周夷王的時候，周天子也還有很高的威望。
相傳，周夷王有病，「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然而，「共和行政」前後，周王卻成了人們抨擊的目標。
【詩經】中的【大雅】、【小雅】主要是西周時代的作品，其中【小雅】的【六月】及其以後的 58 篇，【大雅】自【民勞】以後的12篇，鄭玄稱之為「變雅」。
孔疏謂這些詩「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禮所用，故謂之變雅」。
按照【詩序】所言，這70 篇詩作大體都是刺厲王或幽王之作，其中固然也有些篇章贊揚了周宣王，但這些贊揚的詩作卻缺乏對於周天子的虔敬和熱誠，且周靈王時有「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國語·周語下】)的說法，可見周宣王的威信其實並不很高。
直斥周王的詩作大量地出現於「共和行政」之後，可以說是王權觀念變化的一種反映，典型作品當推【桑柔】，【詩序】說它是「芮伯刺厲王」之作。
【潛夫論·遏利】雲：
「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
這篇詩將共伯和與周厲王進行了對比，寫道：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維此聖人，瞻言百裏。維彼愚人，覆狂以喜。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
從【國語】、【詩經】、【魯連子】等的記載看，共伯和是一位睿智、自重、循禮的長者，與【桑柔】詩中所說的「惠君」、「聖人」、「良人」若合符節。
周厲王則以「專利」和暴虐著稱，他拒諫飾非，鉗制民眾，剛愎自用，貪得無厭。
周厲王時期，「國人謗王」(【國語·周語上】）的事情表明社會輿論對於周王的抨擊相當激烈，周王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和威望已經大為降低。
西周末年，人們對於周幽王寵幸褒姒、任用虢石父為卿士頗多抨擊。
史伯曾說：
「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夫虢石父，讒謅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後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禦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國語·鄭語】)
【詩經·十月之交】曾經列舉周幽王任用7個佞臣的情況，指責他們隨意征發賦役，以至於民眾怨聲載道。周幽王對於褒姒的寵幸，也使貴族和民眾普遍不滿。
【詩經·瞻卬】斥責「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這雖然有女寵禍國論的偏頗，但其所指的周幽王寵幸褒姒的惡劣影響乃是事實。
當時已經有貴族一針見血地對周王進行批評，【詩經·節南山】所謂的「家父作誦，以究王讻」就是其中一例。
對周王的抨擊並不意味著貴族和國人要廢除王政，恰恰相反，他們是「恨鐵不成鋼」，目的在於「柔遠能邇，以定我王」(【詩經·民勞】)，使王位得以鞏固，使王權得以改善。
盡管如此，還是可以肯定，「共和行政」以後，王權觀念已經趨於淡薄，周王的威信日益降低。
5、諸侯地位的上升
與上述相對照的是，西周後期諸侯、貴族的威信正趨於上升的勢頭。
西周前期和中期，周天子的神靈「於昭於天」、「在帝左右」(【詩經·文王】)，將周天子奉若天神之類的語言，在西周後期的詩作中不再出現。
且不說周厲王和周幽王，就連號稱「中興」之主的周宣王的情況亦是如此。
「共和行政」以後，雖然出現了一些贊美周宣王的詩篇，但其威信已經遠不能與西周前期和中期諸王相比擬，並且這其中的有些詩篇，與其說是贊美周宣王，倒不如說是贊美那個時候的貴族大臣更為合適。
例如，寫周宣王北伐南征的【六月】、【采芑】兩首詩作，前者寫「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後者寫「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分別述尹吉甫和方叔的功業，對於周宣王則一帶而過。
其他如【崧高】贊頌申伯和甫侯，【悉民】贊頌仲山甫，【韓奕】贊頌韓侯，【江漢】和【黍苗】贊頌召伯虎，【出車】贊頌南仲等，都是這種格式。
這些諸侯、貴族在詩作中的形象十分高大完美，如謂「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於四國」(【崧高】)，「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烝民】)等。
這類詩句在西周前期和中期的詩歌中未見蹤影，可在「共和行政」以後卻大量湧現，其原因並非詩人心血來潮，而是王權下降、諸侯和貴族勢力崛起的反映。
作為一種偶像，周王在西周後期已經失去了往日的靈光，某些諸侯和貴族頗有起而代之的苗頭。
【尚書】載周代誥誓文獻，多集中於成康時期，至穆王時期已屬少見，到了西周後期則成絕響。
其間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王權衰落，人們對待周王室的態度，由近乎狂熱的頂禮變成了冷淡與漠視，不再關心周王室的誥誓文獻，應當是重要原因。
總之，到了「共和行政」以後，王權趨於衰落，王權觀念淡薄，諸侯和貴族勢力興起，都呈現著不可逆轉的形勢。
也就是說，春秋戰國時代的社會政治格局，早在「共和行政」時期就已經埋下了種子。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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