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1862年越法【西貢條約】簽訂後，嗣德帝不滿割地條款，旋即遣使赴法謀求修約。面對西方沖擊，越南自認迅速找到了條約體系的執行邏輯，試圖透過簽訂新約來爭取利益。對於越南的非常之舉，法國做出了應對，在越南使團赴法旅程中不斷展現自己在世界範圍的實力，並對越南士大夫進行「政治教育」，以使越南融入殖民世界和接受近代外交規則。在雙方的互動行程中，可以看出殖民勢力內部的異質性，法國海軍內部「知越派」對殖民政策存在分歧。越南潘清簡使團則以法國的財政困境作為修約的突破口。但是，談判真正開啟後，越南受制於原先宗藩體系的歷史經驗，同情越南的「知越派」何巴理也未能在狹小的談判視窗開啟時真正有助於阮朝，而法國海軍的強力反彈使得越南修約最終失敗。 關鍵詞 越南外交 潘清簡使團 西貢條約 修約 拿破侖三世 1857年，拿破侖三世借口越南阮朝嗣德帝迫害天主教傳教士，發動了交趾支那遠征。1858年9月，法國、西班牙聯軍炮擊越南中部的沱灢港，開啟了越南近代史的篇章。1862年6月，在定祥、邊和、永隆等地相繼陷落之後，嗣德帝被迫派遣潘清簡、林維浹為全權大臣赴西貢與遠征軍法國指揮官博納爾(Louis Adolphe Bonard)、西班牙指揮官帕蘭卡(Carlos Palanca)談判，並最終簽訂了越南近代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條約【西貢條約】。但是，該和約甫一簽訂，嗣德帝便尋求與法國重新談判，意圖收回割讓給法國的南圻東部三省。於是，1863年潘清簡奉命出使法國謀求修約，由此衍生出了一系列與修約有關的問題。從歷史地位來看，這是越南從傳統宗藩體系的外交框架逐漸轉向近代條約體系的第一步，也是越南淪為半殖民地後所做的第一次外交嘗試，對於理解越南近代外交的轉型有重要意義。 然而，由於最終修約失敗，法國很快又強占了南圻剩余的西部三省，因而此次出訪以及修約談判往往只是被看作越南卷入殖民體系過程中的一個插曲。在越南通史、斷代史的敘述上，即使是越南本國學者也僅用很小的篇幅談及此事，甚至直接略過。在專題研究方面，目前學界有兩類研究從側面涉及這一問題。其一是潘清簡人物研究。由於潘清簡作為特命全權大臣代表阮朝談判並最終割地，因而其個人在當時的輿論以及後世的評價上被迫背負了本應由整個民族承擔的歷史責任。對於這樣一個簽訂賣國條約的「李鴻章式」的人物，後世法國、越南學界常將潘清簡的這段出訪經歷以及修約談判的努力當作為其辯解的論據之一。對於「使程日記」、法方檔案等資料的解讀，均旨在將潘清簡塑造成一個對世界局勢有著清晰認識的士大夫形象。也正因為這一強烈的目的性，使得這些研究雖仍以史料為依據，但在論述中有時過於用力，甚至摻雜過多的個人情感。 其二是法國殖民史研究。19世紀下半葉，隨著本國殖民版圖的持續擴大，法國學者對於南圻(交趾支那)的研究也在同步發展。由於當時法國政壇曾對交趾支那未來在第二帝國內的地位究竟應該是殖民地還是商業據點有所動搖和爭辯，因此在敘述主體上，殖民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反對修約的「交趾支那捍衛者」(le champion de la Cochinchine)身上，強調如果沒有他們的堅持就不會有未來的法屬印度支那。這部份研究的不足在於幾乎完全依賴法方檔案，忽視了越法雙方之間的互動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中國學者的研究有鄭永常的專題文章討論【西貢條約】的修約經過，他主要根據【大南實錄】這部阮朝官修史書來還原事件過程，因而可以說該文正好走到了法國同行的另一面，其得出的結論忽視了法國海軍在其中扮演的極其重要的角色，自然也就有失偏頗。 本文除了將利用【大南實錄】、法國外交部檔案信件、法國軍政人士文集外，還將挖掘潘清簡使團日記【西浮日記】等資料，以探討在進入殖民時代伊始，阮朝如何在過去的經驗基礎上應對法國的外交、軍事沖擊，而法國在遇到越南的回應之後又是如何再次因應調整的。 一、從求和到換約再到使團赴法 相比於中國在【南京條約】簽訂後被迫卷入近代條約體系，19世紀60年代的越南對於西方在遠東的殖民其實並不陌生。鴉片戰爭爆發後，阮朝明命帝便已透過各種手段搜集與分析中國沿海的戰況與情報，並制定出了一系列應對預防之策，如加強海防、禁絕鴉片、增加外洋活動了解西方等。雖然當越南自身直面殖民大潮的沖擊時也未能躲過，但是，從1862年求和到次年4月使團起程赴法，其中形勢的變化以及越南的調整、反應不可謂不快。那越南是如何完成這種轉變，法國又將如何回應，是下文著重探討的內容。
(一)越南以修約應對條約體系 1861年，攜第二次鴉片戰爭余威的法軍攻打越南南圻，突破由阮知方領導的嘉定大屯。在北圻，謝文奉、阮文勝、高伯適等各路民變領袖形成相互呼應之勢，接連攻取多地，給朝廷帶來了極大的壓力。1862年法軍攻占永隆之後，嗣德帝在南北局勢嚴峻的壓力下轉變了對戰爭的態度。面對前來逼和的法軍將領，其在給潘清簡、林維浹的敕諭中稱「自兩國軍興以來，兵民久罹鋒鏑。茲該帥致書議和，亦是罷兵息民好意」，並任命二人為全權大使負責談判，只為「早彌兵端」。盡快止戰雖是嗣德帝最迫切的希望，但在使臣陛辭時，嗣德帝結合稍早的廷議卻又給出了「土地決不可許，邪教決不可公行」兩項底線。這兩點恰是法國發動交趾支那遠征甚至整個遠東殖民戰略的核心關切。 考慮到當時越法雙方在軍事實力上的絕對差距，以及北圻民變的嚴峻形勢，潘、林二人進行談判的余地其實非常有限。法國海軍中校保蘭·維埃爾(Paulin Vial)回憶了當時潘清簡使團從都城順化搭船來到西貢談判時的情景：「從這艘船的外觀可以看出，安南人的艦隊已經好幾年沒敢出海了。船上的一切都很糟糕，船帆、繩索、大炮，以及武器都布滿了銹跡……(安南)使臣們向所有人展現出一副平靜微笑的面容，他們的發言給人以好感；他們一再以隨和和謙恭的語言表達了他們對締結和平的熱切和真誠的願望。」最終，全權大使未能守住談判底線，因此嗣德帝震怒，稱「二臣非特本朝罪人，千萬古罪人也」。從嗣德帝對時局不切實際的幻想以及保蘭·維埃爾對於阮朝戰船的描述來看，越南明命時期對於鴉片戰爭的分析並沒有使二十年後擁有「後見之明」的阮朝在面對法國殖民勢力的第一波正面沖擊時獲得優勢。但接下來，阮朝朝廷迅速掌握了「條約體系」的談判邏輯，不斷用談判來拖延和約的施行。 從嗣德十五年(1862)四月潘、林簽約，到三國正式完成換約之間，越南尚有一段時間的視窗期。阮朝希望繼續以談判的方式拖延條約的施行，並爭取拿回一部份利益。阮廷認為「條約初定，若遽行改擬，恐他負氣」，遂希望透過潘、林二人在法國人心中的名望，繼續遊說法方，也讓二人將功折罪。當年七月，因二人未能說服博納爾歸還割讓的三省，於是遣使赴法的想法第一次出現。機密院大臣張登桂、陳踐誠提議向法國派遣使節「問安」，並向拿破侖三世遞書「辯明清簡、維浹輕許，鋪那(博納爾)強執之事」，意將越方的責任完全推給潘清簡。但是，嗣德帝在強調使臣遴選必須慎之又慎之後，此事竟不了了之。可見在嗣德帝心中，朝中真正能與法國人順暢溝通的只有潘清簡。 【西貢條約】規定，雙方需在一年之內完成換約。當年九月，博納爾來文稱法國皇帝與西班牙女王已完成蓋印，故希望十一月在順化完成換約。阮朝試圖再次采取拖延的策略，將「一年之內」解釋為「在一年之時」，遭博納爾明確拒絕。次年二月，三方在太和殿正式換約。 按理【西貢條約】各項手續至此已經完結，應進入施行階段。但阮朝按照自己對於「條約體系」的理解，認為既然是以談判為手段，以簽約為目的，那繼續發起新的談判從程式上講也並無不妥，其也完全未往「失信於人」的角度來思考這一問題。於是，在換約三個月後，嗣德帝正式任命協辦大學士潘清簡、吏部左參知範富庶、廣南按察使魏克憻為「如西正、副使」出訪法國，期待以外交手段拿回割讓的三省。對於條約體系有所感悟的潘清簡並不看好此行的效果。根據【大南實錄】的記載，潘清簡既銜王命，只得向嗣德帝表示：「彼情勢臣未能熟知，且太驟恐未可必。」此語的重點當在後半句——潘清簡委婉地指出甫一換約即修約的做法不妥。但嗣德帝聽聞此言，只反問一句：「清簡亦未諳熟，況他人乎？！」阮朝皇帝把焦點放在了前半句潘清簡的自謙上，完全回避了其對於修約的質疑。
(二)法國借機展示殖民世界的圖景 對於阮朝在換約後不合常理地派出談判使團繼續「纏結」，法國是如何因應的？潘清簡一行出訪歸來後，曾向嗣德帝進呈了一部題為【西浮日記】的文獻，記錄了使團從出發到覲見拿破侖三世，再到回國的整個過程，其中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在「現代化史觀」的影響下，對於使程日記的研究往往會將關註點放在使臣「開眼看世界」的方式，並以此做出相應的價值判斷。但潘清簡一行的特別之處在於，使團乘坐的是法國提供的火輪船，並全程由法國海軍伴送，沿途的各項活動也均由這些軍官以及當地的法國領事安排。因而在【西浮日記】中所記載的內容，不僅是越南使團所看到的，更是法國殖民者想讓其看到的、設計好的「劇本」，這「劇本」的主題就是向越南展示殖民世界的圖景。 潘清簡一行所考察的地區其實可以分為兩部份，即法國、西班牙殖民帝國的本土和諸多被殖民地區。以下是根據【西浮日記】簡要梳理的使團行止：1863年6月，使團搭乘法國「回聲」號火輪船前往南圻，在那裏拜訪了法國殖民官員，隨後轉乘「歐洲人」號至馬六甲海峽存取英屬新加坡，而後經英屬亞丁殖民地進入紅海。因當時蘇伊士運河尚未開通，故使團在埃及起陸，在存取了開羅、亞歷山大城等地後，搭「拉布拉多」號經地中海前往馬賽。9月開始使團在巴黎參觀考察近兩個月。11月5日，拿破侖三世正式接見潘清簡使團。而後，使團從馬賽坐船前往西班牙。由於此行的訴求是法國同意越南贖回割讓的南圻三省，因此使團在西班牙的行程較為簡略。此後，使團坐船路過意大利後按去程路線返回，並最終於次年3月回抵順化。 法國一直想在越南派駐領事，這樣的路線安排給了法國一個很好的機會來展現近代領事制度的益處。在使團途經的這些西方殖民地或受殖民帝國廣泛影響的地區，但凡有法國外交部的派駐機構，其領事均會拜會潘清簡使團，並協助其辦理相關事宜。比如，在埃及時，當地領事便促成了使團與埃及國王的會面。當時法國駐亞歷山大城領事與使團中的法國伴送軍官李阿㖇(Henri Rieunier)一道先去見了埃及國王，而後「回述該國長意欲見欽使」。此舉不僅向越南使臣展現了領事在外交公關中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隨後的會面中，埃及透過李阿㖇的口譯向越南使團介紹了拿破侖 1798-1801年短暫占領埃及的歷史，並展現出了一個上層社會西化的形象：「其言語衣服，該國長及其臣多如西方；民仍其國之舊服。」兩天後，任職於埃及宮廷的法國教師帶領三個王子與使團茶敘，並向後者介紹了王子同時學習法語、阿拉伯語和埃及「方言」的情況。 使團抵達巴黎後，法國政府先是以拿破侖三世正「巡往在外」，而後又以皇後在西班牙省親，需待其回法後一並出席儀式為由，讓潘清簡一行等待近兩個月的時間。雖難以確定如此牽強的理由是否巴黎有意為之，但結果就是在此期間法國外交部不僅安排使團遊歷了巴黎及其近郊的各處機構，還安排了土耳其、澳洲、美國等國大使、領事同越南使團進行正式會面。其中，土耳其大使更是為法國政府美言：「富浪沙國長才略與都城之麗，民物之富，西方亦罕出其右。」此外，擔任使團轉譯的海軍軍官何巴理(Gabriel Aubaret)、李阿㖇還向潘清簡詳細地介紹了西方近代領事制度。這些都是為未來在越南派駐領事做鋪墊，可以看到，後來當越法雙方真正進行修約時，法方便進一步向阮朝提出了在順化都城設定領事的要求。 法國的這一使領館網絡的另一大好處在於，它以極其生動的方式給潘清簡展現了英、法、西、葡殖民世界的「全景圖」。除了上文提到的埃及的西化外，使團在法國駐新加坡領事的陪同下還了解了英國殖民該地的歷史，「英人雇而有之，今四十五年……車馳電報，一如西方。」1839年英國占領亞丁，並將其發展為重要的支撐港口，法國人亦在此地設立領事。【西浮日記】為此記下一筆：當地「土人不服英人者，常俟其獨行殺之。英人因設壘、列壁障、築炮台」。潘清簡使團在巴黎期間，法國外長德·呂斯(Drouyn de Lhuys)在家中舉行了盛大的晚宴，將越南使團引見給各國駐法使節，如西班牙、荷蘭、美國、土耳其、俄羅斯、澳洲、瑞典，以及「新世界」的墨西哥、巴西、委內瑞拉，可見既包括殖民帝國，也包括受這些帝國影響的廣大地區。在使團面前，此舉充分地展現了法國作為世界性帝國在殖民時代的地位及其試圖將越南與世界相連的決心。 綜上可見，雖然潘清簡使團的目的是希望法國讓出一部份既得利益，但法方並未因此怠慢、刁難使團。法國上至外交部長，下至各地領事官員、海軍軍官，反而以使團存取為契機，試圖展示一幅殖民世界的圖景，為日後可能的「合作」埋下種子。
(三)政治教育的成效與消失的「蠻夷」「左道」元素 事實上，法國在占領南圻三省後勢必需要與當地官員、士大夫進行不同程度的合作。李阿㖇上尉曾毫不諱言要以【西貢條約】為工具，對「安南王國的權貴進行政治教育(éducation politique)，以使其站在我們這一邊」。此次使團所到之處，法國整個外交系統已紮紮實實地開展了一次「政治教育」，其效果如何？或者說又再次給越南士大夫產生了哪些沖擊？ 對此，可以先看一下使團副使魏克憻留下的另一部使程文獻【如西記】。這部手稿的縮微菲林檔案藏於法國遠東學院，標題雖給人以「遊記」之感，但實際內容卻與此次使團行止毫無關系。若以今人標準，該手稿更像是一部「法國概況」，先簡述了法國從起源到486年法蘭克王國建立的早期歷史，而後介紹了法國的宗教體系，並用了一定的篇幅介紹了16世紀至拿破侖三世時的法國外交史。 該手稿敘述最詳之處莫過於「法國制度」：從議會到政府各部，再到軍事兵制。盡管【如西記】從未給出任何引文出處，但可以明確的是，不具備外語能力的作者是絕對無法獨自完成這樣一部「法國概況」的。顯然在存取期間，法國官員與使團中的譯員(如何巴理、張永記等)為其提供了資料上的協助，這其實就是法國政府對於潘清簡使團所施加的隱性的意識形態宣教。當魏克憻在手稿中寫下「西方諸國，常以交好相維，亦以通商為利。不構大小強弱，皆交相締結。於其都城，彼此互置住使」時，看似中立的文筆，卻在用詞的不經意間將近代領事制度描繪成了一副「天下大同」的模樣。這何嘗不是如李阿㖇上尉所希望的那樣，已經不知不覺地「站在法國這邊」了。 同樣，在【西浮日記】中也記載了一個法國「政治教育」的成功案例。當潘清簡使團從法國回抵西貢時，交趾支那總督拉·格蘭迪埃(Pierre-Paul de La Grandière)設宴款待，宴會後其令屬下帶使團參觀法國人開辦的孤兒院「幼學場」。在參觀完之後，使團中一位名叫阮弘的隨員即向潘清簡請示，希望留在該孤兒院學習與工作。此外，如果將【西浮日記】與過往越南使臣的燕行文獻、南洋公務文獻對照來看，更能發現越南士大夫在面對近代化沖擊以及法國外交系統的「政治教育」時微妙的心態變化。 在過往的對外關系中，越南最主要的外交物件是「北朝」中華帝國。作為屬國的越南(安南)需定期向「天朝」遣使朝貢，由此誕生了一大批燕行文獻。在此類文獻中，越南使臣經常流露出「文獻之邦」的自豪感。尤其是當清朝「蠻夷」入主中原後，越南士大夫更是自詡中華正統在「大越」。在前往南洋公務的使臣文集中也有類似的思想，越南官員以「蠻夷」稱呼海島東南亞國家土著，並認為當地的荷蘭殖民者缺乏尊卑觀念，「雖百般機巧，終囿於夷也」。這些都是其內心「華夷之辨」觀念的自然流露。 然而，這種優越感在此次潘清簡使團成員的多部使程文獻中都見不到了。「蠻夷」字樣及其背後的華夷秩序論在【西浮日記】中難覓蹤影，副使範富庶所作的記景抒情詩集同樣如此。如果說對於殖民帝國的態度是因「慕強」而自然轉變，那麽使臣在馬來、爪哇、阿拉伯地區存取時對於當地土著的描述也沒有像傳統士大夫那樣，使用一些帶有貶損意味的詞匯(如狡悍、桀驁等)則更能說明問題。這些被殖民地區與越南有類似的境遇，越南士大夫開始以「平等」而非「化外蠻夷」的視角來看待這些文明。 另一個微妙的變化是對天主教的鄙夷。阮朝曾長期以「左道」蔑稱天主教，雖然【西貢條約】迫使越南給予了傳教自由，但士大夫內心的態度並不會驟然改變。應該指出的是，即便是潘清簡，其對天主教仍然是沒有好感的。法國軍官的回憶錄指出，潘清簡曾對法方談判團隊中的越南人相當厭惡，但當得知後者是基督徒後反倒釋懷了。因為在其眼中，這些信教的越南人已經是一些突破底線的人了。法國人了解這一點，因而當使團途經意大利時，伴送的法國官員便執意邀請潘清簡前往梵蒂岡拜訪教宗，希望其增進與天主教的互動。潘清簡以未有事先安排，不能唐突存取為由，婉拒了這一提議，但最終還是派出了使團轉譯、天主教徒張永記與教宗進行了非正式的會面。這一場景在幾年前是難以想象的。從【西浮日記】裏的表述來看，使團對天主教的敘述也完全摒棄了原先鄙視的態度。需要強調的是，這份內部報告是直呈嗣德帝的，完全可以直抒胸臆而不考慮法國人的觀感。同樣的，在副使魏克憻的【如西記】中，他也以中立的口吻敘述了基督教的教義以及該教在歐洲發展、分裂的歷史，且並未參雜帶有價值判斷的表述。 可以說，使團在外九個月的旅程給了法國充分的時間和機會來進行「政治教育」，而使團文獻中記載的各種細節也確認了教育效果，這些士大夫心中原先的意識形態開始崩塌，曾經堅持的一些政治倫理、宗教觀點開始被拋棄。 從【西貢條約】簽約、換約，到阮朝單方面提出修約想法，再到潘清簡使團存取法國，初入近代條約體系的阮朝在短時間內迅速掌握了其中的邏輯，試圖反向利用這一體系來挽回一部份損失。面對這種非常之舉，法國外交系統迅速地進行了相應的回應，沒有拒絕、怠慢潘清簡使團的存取。相反，法方利用遍布世界的領事網絡對潘清簡使團的行程做出了目的性很強的安排，使得使團成員在潛移默化中被進行了「政治教育」。 二、修約主張下法國海軍「知越派」的分裂 從歷史的維度考察，殖民化並非同質且單一的，法國與越南內部對時局均有不同的認識。法國人很清楚當時在順化有兩派勢力——以潘清簡為首的「明智」的一方扮演了「光芒」(feu)的角色，扶大廈於將傾；而另一派則被「對歐洲人的仇恨蒙蔽了雙眼」。類似的，具有壓迫性的法國殖民勢力一方，其內部的看法與利益訴求也並非鐵板一塊。事實上，直到19世紀中葉，法國社會都還沒有就重新開機在亞洲的擴張達成共識。最後真正推動法國在印度支那擴張的主要力量還是海軍，其一方面在尋求帝國的擴張，另一方面也想借此壯大其部門本身。而海軍中的幾位對越南社會、歷史有所了解的中層軍官在這一過程中曾共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面對阮朝朝廷提出的修約請求時，這些「知越派」內部對於法國應在交趾支那實行哪種殖民形式出現了意見分歧，並直接影響到潘清簡使團此次出訪的最終效果。
(一)何巴理對殖民方式的態度轉變 在此次潘清簡使團修約過程中，法國方面給予最熱心回應的人莫過於海軍的何巴理。何巴理是軍中有名的「知越派」，當初博納爾在與潘清簡談判簽訂【西貢條約】的過程中，他就曾擔任法方的譯員。博納爾在給海軍與殖民地部部長的信中給予了何巴理很高的評價：「到目前為止，多虧有何巴理上尉……他在中文方面的知識，不僅幫助甚大，更是不可或缺的。這一點我再怎麽強調都不為過。」可見，何巴理在阮朝割讓南圻三省的過程中確實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僅一年不到，何巴理便對阮朝的修約請求表現出了同情，並開始為修約一事奔走。從使團抵達法國土倫港時，何巴理便奉命迎接，而後出席了幾乎所有使團活動。 何巴理擁有海軍軍官、外交官、漢學家(東方學家)等身份，而其中最後一個可能是最廣為熟知的一個。他曾將兩部重要的越南漢籍【嘉定城通誌】和【皇越律例】轉譯成法文，並編寫了【越南語語法，附法越-越法簡明詞典】一書，為當時法國政壇、社會了解越南這一東方國度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但若只是強調何巴理在文明交流中的作用，那顯然是忽略了其作為殖民軍官的身份，而這一身份恰恰是最關鍵的。在剛列舉的這三部書的封面上，其實都無一例外地標示了譯者何巴理的軍銜，及編譯過程中的軍方指示：「奉海軍與殖民地部部長夏瑟盧─魯巴(Chasseloup-Laubat)伯爵閣下之命發行。」只有在轉譯純文學性質的【蓼雲仙傳】時，何巴理才沒有在封面上做類似的標註。基於這一背景，何巴理為這些書所做的「譯者序」便成為理解其殖民思想的一手資料，對於了解潘清簡使團修約過程中法國「知越派」的分歧有著重要裨益，而這是過往研究所忽視的。 【皇越律例】「譯者序」的寫作時間是1862年8月1日，即【西貢條約】簽訂不久而尚未換約之際，當時法國要面對的是在交趾支那(南圻)即將開始的殖民統治。【皇越律例】頒行於嘉隆十四年(1815)，將其轉譯成法文，正契合了社會治理的需要。何巴理指出，因越南傳統社會「普法」工作的缺失，使得「有罪的人總是對懲罰他們的法律或規則一無所知，人們只是透過道聽途說知道他們犯了罪會受到什麽懲罰」。有鑒於此，他決定將此律轉譯成法文，一方面供法國殖民者學習參考，另一方面也希望盡快從法文再譯為「安南白話文」(langue vulgaire annamite)，以消除原先士大夫對於文字和法律的壟斷。 這一時期的何巴理仍相信法國能在南圻建立長久穩定的直接殖民統治模式：「如果說在殖民化過程中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的話，那就是盡可能按照被征服民族自己的法律和古老的習俗來治理他們。要縮小歐洲人和亞洲人之間存在的巨大差異，只需時間就夠了。」因而在「譯者序」的最後，何巴理對既有殖民方針表現出了絕對的認同：「譯者今天沒有別的願望，只是想幫助那些被賦予在中國邊境建立法國殖民地這一艱巨而光榮使命的聰明的同誌們。」 但是，當何巴理給【嘉定城通誌】寫「譯者序」時，時間已經來到了1863年7月1日，彼時潘清簡使團剛登船出發不久，而有關修約的訊息已開始在法國海軍內部發酵。在這篇「譯者序」中，就能明顯感到何巴理殖民思想的轉變。 【嘉定城通誌】由大學士鄭懷德於1820年編寫完成進呈明命帝，由於越南長期戰亂導致文獻散佚，該書在當時即已是有關「越南南方的最完備的撰述」。何巴理在出版法語譯本時對原書結構做了大幅調整，以使法國殖民者在閱讀時能更方便地理解南圻社會，因而帶有濃厚的殖民工具書色彩。然而，由於該書是關於南圻六省的地方誌，而法國在【西貢條約】中只攫取了其中三省，並且拉·格蘭迪埃在成為法屬交趾支那總督後，棄用當地越南士大夫，將大量海軍軍官充任地方官員，造成社會緊張。因此，在「譯者序」裏何巴理對法國未來的殖民形勢提出了「拷問」：「現在六省已然形成了一個完全同質的整體……我們要在其中的三省建立一個穩固的行政機構，而另外三個省仍在越南的統治之下，此絕非易事……南方各省巡撫能輕易地在不訴諸任何武力的情況下給我們制造巨大的麻煩。簡而言之，這六個省已形成了一個小型的、界限分明的王國。竊以為，兩個彼此不同的主人很難同時進行和平的統治。」後來何巴理在給外長的信中也明確表達了這一觀點：「【西貢條約】給了我們三個省，但讓我們被敵人所包圍。如果我們繼而吞並整個交趾支那，那麽安南王國將成為最令人頭疼的敵人，各地都將發生叛亂。」 對於這種殖民困境，何巴理在「譯者序」裏委婉地指出了解決的方法。其傾向采取新加坡、香港形式的殖民，以占據遠洋貿易的關鍵港口而非大片殖民地來為法蘭西帝國爭取商業利益：「歐洲巨大的商業力量如今似乎都想湧向遠東地區，而由於(交趾支那)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富饒的土壤，它可以成為法國在遠東的一個重要的利潤來源和正當的道德感召力的來源。」 何巴理殖民思想的轉變使得潘清簡使團在法國內部找到了強有力的支持者。拿破侖三世後來任命其為駐曼谷領事，負責與順化朝廷洽談具體的修約事宜。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對此前博納爾【西貢條約】的成果的放棄，因而何巴理與博納爾的關系變得非常緊張，原本團結的法國海軍內部開始出現分裂與內耗。
(二)「潛伏者」李阿㖇的輿論動員及其核心觀點 相比於何巴理「背叛」了海軍部原先的戰略路線轉而主張修約，其他海軍軍官大抵上仍強烈支持繼續履行【西貢條約】。由於潘清簡使團赴法需要法國海軍的協助，因此其力量也滲透於使團的整個行程中。在隨行的海軍力量中，最重要的一位莫過於後來成為海軍部部長，當時還只是上尉的李阿㖇。 「李阿㖇」這一名字在【西浮日記】中出現頻率非常高。從使團抵達嘉定之後，其就被任命為伴送官，全程陪同並擔任口譯員直至使團完成在法國的任務前往西班牙。這使得李阿㖇能完全掌握使團的一舉一動。在給保蘭·維埃爾的【交趾支那的最初歲月】一書做序時，李阿㖇披露了一些潘清簡使團的細節。可以說，從上船伊始，李阿㖇便做起了潘清簡的思想工作，使他了解到法國是不可能放棄【西貢條約】所割讓的三省的：「我們向他保證，他在法國會得到最富同情心和仁慈的歡迎。從而使他不再對我們放棄征服一事抱有任何的幻想。」 李阿㖇並沒有繼續隨潘清簡使團前往西班牙，而是在巴黎享受遠征七年以來難得的假期。在1864年年初何巴理獲得代表法方進行修約談判的授權後，整個海軍為之震動，各方的力量開始迅速集結與動員，以阻止法國同意越南贖回南圻三省。事後，李阿㖇將在巴黎的這場動員稱為「對殖民地的敵人進行的一次‘合法的遠征’(expédition en règle)」。而在這一過程中，李阿㖇特地化名「阿貝爾·H.」出版了兩本關於交趾支那問題的小冊子。二書分發給了有影響力的部長、海軍將領、參眾兩院議員以及各大城市的商會，並最終進呈拿破侖三世。李阿㖇自信：「我們的小冊子已經使陛下明白了這一問題。」 這兩本書對於了解反對修約的核心觀點及其策略十分重要。在題為【從法國利益的角度看交趾支那問題】的書中，作為「知越派」的李阿㖇充分利用了其對於越法關系史的了解。作者開篇回顧了1787年路易十六與阮福映在百多祿(Pigneau de Béhaine)主教的協助下簽訂【越法凡爾賽條約】的歷史，以及阮福映在統一全越後拒絕履行條約的事。李阿㖇稱，日後嘉隆(阮福映年號)雖然實施了一些「浮誇與贊頌」的法令，但未能如百多祿以及整個法國所預想的那樣在越南實作天主教自由。 這段敘述奠定了全書的寫作基調——強調越南人的不可信賴。而嘉隆之後明命帝掀起的迫害天主教徒的浪潮更是讓李阿㖇直接做出論斷：「安南人都擅長隱藏內心真正的想法，有時候會裝作慷慨的讓步，但他們內心是充滿驕傲和狡黠的，直到最後才顯示出隱秘的決心，即一旦有利的時機出現，便會擺脫所有的約束獨自行動。」李阿㖇希望以此來證明，阮朝既然能在【西貢條約】甫一簽訂就提出修約，那說明其本身就缺乏誠信，在此基礎上若法國與其簽訂新約，也不能保證後者會安分履約。這同樣也是其另一本著作【交趾支那問題的實際解決之道，即法國遠東政策的基礎】的核心觀點之一。對於越南修約的提議，李阿㖇更是直接將阮朝朝廷比作「職業賭徒」：「他只是輸了一部份財產而已，就跑到對手那裏哭哭啼啼，像是他全輸光了一樣。他保證不會再賭，並試著從對手那裏拿回他之前輸掉的東西。」此外，嗣德帝支持張定在南圻三省發動反法鬥爭，也被李阿㖇用來進一步論證阮朝沒有履約的誠意：「其在我們的領土上重新掀起、鼓動叛亂，並透過其神秘的影響使叛亂看上去只在局部地區出現，以證明這些人所厭惡的是我們的統治。」 作為使團伴送官，李阿㖇必須執行他的任務，但其內心對於修約一事極度反感，遂在使團回國後，便展現出了「真面目」。而修約請求先天背負著缺乏誠信的「原罪」，這恰恰被李阿㖇抓住並大做文章。法國本土發動的這場輿論戰在後來何巴理談判期間一直在延燒，成了制衡修約派的重要力量。 在法國政壇、社會對於遠東殖民的各種多元的聲音中，海軍曾是最堅定團結的一派勢力。然而，在面對阮朝不合常理地提出修約請求並派出潘清簡使團後，海軍內部意見分裂，然後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對嗣德帝的主張進行了回應。何巴理與李阿㖇這兩位熟悉越南歷史且精通當地語言的海軍軍官，其殖民思想朝著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發展。一位對阮朝表現出了同情並對殖民前景產生了悲觀主義的傾向；而另一位則對順化表現出的失信態度大為不滿。前者最終代表法國開始正式的修約談判，而後者則將其不滿轉化為了加強殖民的原動力。無論如何，這一思想分歧的出現給法國在南圻的殖民戰略帶來了內耗與波折，可以說是阮朝提出修約後的一個意外收獲。 三、修約談判視窗的短暫開啟 1863年6月使團陛辭時，嗣德帝曾對潘清簡說：「若空去空回，或空去致死，何補於國？！」希望其不論如何也要為朝廷爭取回一些利益。明晰時勢的潘清簡自知此行艱難，但又不得不為，因而登船之後每與李阿㖇談及修約一事，莫不以無奈地嘆息一聲「再等等吧」結尾。然而，當輪船駛抵馬賽，何巴理加入使團之後，情況開始有所轉機。使團甫一抵法，【比利時獨立報】(L'Indépendance belge)便刊出報道，稱越南將用8500萬法郎贖回割讓的南圻三省，而後法國媒體競相轉載。這很可能與之前何巴理在法國的前期準備有關。在【西浮日記】裏有一條微妙的記載，在「9月17日條」下剛記述了前段時間發生的法國武裝幹涉墨西哥之事，18日使團便在何巴理的帶領下見了法國外長德·呂斯。而當時法國政壇正因為遠征墨西哥與交趾支那所帶來的巨大軍費賬單以及未來法國在南圻三省並不明朗的殖民開支而頭疼不已。談判的突破口就此顯現，法國財長、外長成為潘清簡修約談判的「盟友」。在一份給駐西貢的拉·格蘭迪埃將軍的信中，德·呂斯直言嗣德的提議「與我們的利益完全契合」。而潘清簡也觀察到了當時法國外交部與海軍部之間就贖回南圻問題長達一個月的討論：「自恭錄國書各款，該國大臣及水兵官屬節次會議，幾一月未能齊一。」 正是受到「交趾支那殖民成本過高」這一論調的影響，1864年年初，拿破侖三世開始考慮精簡法國在南圻三省的機構規模從而節省開支。何巴理奉命在巴黎與潘清簡商討了新約的大體條款，余下事宜則留待其赴駐曼谷領事館履新之後前往順化具體談判。可以說，在阮朝的外交努力下真在不可能之處砸出了一個缺口。那麽談判短暫開啟期間，阮朝傳統的歷史經驗是如何影響其談判策略的？而法國又會做怎樣的應對呢？
(一)宗藩體系經驗的草蛇灰線 不可否認的是，原先宗藩體系下的許多外交慣性依舊影響著阮朝的對法外交，即使中國已進入「近代史」，越南仍以其為師，參考如何處理與西方的關系。及至此次有關贖回南圻割讓三省一事，朝廷在潘清簡出發前擬定協商各款事宜時，就援引英法聯軍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清廷賠銀之後交還廣東省城的案例，希望以此說服法方同意：「觀之英吉利與清國和款亦取賠銀，交回廣東省城，其處義兩得，想貴國亦有同然。」而對於法方主張的派駐領事的做法，阮朝在拒絕的同時所提出的替換方案也很難說沒有原先宗藩體系下定期朝貢的影子：「至如兩國欽使進京，初次互交，本國重違厚意，姑依此辦。若每次問安亦必進京，則使部跋涉，不免艱勞。這款問安擬應定以五年或十年，俾有程限。」 在傳統的儒家政治倫理中，屬國與宗主國之間的關系是人倫關系的延伸，宗藩關系即是在此基礎上建立起的一種「家長式」而非相互競爭的等級制度。如今在面對法國這個可能的新「家長」時，嗣德帝在策略上使用了儒家的孝道希望感動法方。葛素蘭(Charles Gosselin)上尉在其書中就記載嗣德帝曾談到的另一個令他不惜一切代價也要贖回三省的理由——其母親出生於該地的塸䲲(Gò Công)市社，紹治帝的母親也類似。因而，「守住祖先骸骨安葬之地關乎皇帝的榮譽」。打「親情牌」對法國人顯然是不會奏效的，葛素蘭直接評論道：「嗣德不知道的是，對於我們歐洲政府來說，當面對政治考量時，感情問題是多麽無關緊要。」以上這些都是宗藩體系經驗在此次談判中的草蛇灰線，而若論表現最明顯之處，則莫過於贖金數額談判。
(二)「在商言商」邏輯下的談判困境 在中越宗藩關系的歷史經驗中，弱勢一方在表面上向實力強大的一方稱臣納貢，以獲取對方在經濟上、政治上的大度讓步，這是長期以來作為屬國越南的生存策略之一。因而，此次在與法國的談判中，阮朝也很自然地以類似的方式希望獲取對方的讓步。但條約體系的執行邏輯終究還是「在商言商」的，所以雙方在南圻三省贖金問題的談判上遭遇了困境。 1864年春潘清簡使團回國後，便將與何巴理在巴黎商定的「新約」各條進呈嗣德。當時廷議就認為其中第19條規定的三省贖金過高(贖銀3年內每年50萬元；滿3年後，常年每送333333元)。已經致仕的大學士張登桂主張以「民貧財匱」為辭請何巴理重新考慮，如果對方不肯，則該數額「誠難堪受，斷然不從為是」。這種一味否定又毫無建設性可言的意見引起了潘清簡的不滿。因此，在何巴理抵達順化，朝廷再次遴選談判使節時，潘清簡堅辭並幹脆推舉張登桂：「遭此多事，須得柱石大臣如張登桂者當之，方期妥濟。」嗣德帝看出潘、張二人不合，但仍任命潘為正使赴任。 6月，經與潘清簡商議，何巴理同意將新約第19條內三省的贖銀數量減為每年333333元，以四十年為限，共13333320元。與前一方案相比，四十年內所需贖銀總數略微下降4%(原先為13833321元)，且四十年後就不必再付贖銀。但這一方案順化仍然難以接受。當時六科給事中、集賢院、起居註、部院館閣諸屬員皆上密疏，認為如此修約還不如遵守原先的【西貢條約】，至於贖還三省之事，「姑俟後圖」。何巴理在給外長的信中坦言，此次談判進行得非常艱難：「在經過十天最漫長和最熱烈的討論後，這個條約才達成，其間我曾數次嚴肅地要求中斷會議。」 何巴理十分了解順化的財政困境，其預測越南或將成為「最無力償還債務的國家」。但最初法國同意修約談判的基礎就在於越南贖回三省的費用可以用來改善法國本土的預算僵局，因而順化對於新約第19條的堅持也使何巴理陷入尷尬的境地。經與順化協商，何巴理將第19條留白，待日後另訂條約單獨簽署。而嗣德帝鑒於何巴理在贖金讓步問題上所擁有的許可權不夠，最後更是決定繞開如此「親越」的何巴理，直接給拿破侖三世寫信。在信中其強調「本國偶值連年兵荒，府庫未得充裕」，三省的贖金實在難以承受，「若不以情相告，將來不能依限辦清，難免失信」。有意思的是，嗣德帝終於擔心起「失信」來了，殊不知修約這一行為本身就已被那些反對修約的法國人定性為「失信」。
(三)法國海軍部的強力堅持 當初潘清簡使團出發赴法經停西貢時，當地的法國人並沒有把修約當一回事，因為誰都沒有料到這種甫一簽約就修約的行為會得到巴黎的認可，但當1863年年末法國真的開始討論修約的可能性時，西貢方面感到異常震驚。除何巴理外，其他在西貢的將領與中層軍官大都強烈反對修約，因而其回應也最為激烈。 這一時期巴黎內部之所以會出現支持修約的意見，主要在於法國本土對未來還需在交趾支那(南圻)投入多少資源缺乏安全感。因而在西貢的海軍便試圖竭力證明：從經濟、政治上來講，占領整個交趾支那並賦予其「殖民地」的地位遠比僅占有該地的幾個港口然後推行「新加坡模式」對法國要更有利。 日後參與到湄公河勘探的安鄴(Francis Garnier)在1864年出版了一本題為【1864年的法屬交趾支那】的小冊子。在書中安鄴利用其在當地殖民政府工作的便利，列舉了政府的收支數據，以證明交趾支那在該年已經實作了財政收支平衡。同時，他還指責法國本土的報紙對遠東的情況存在很多常識錯誤，並在這些錯誤的基礎上做出了片面的評估。而海軍上尉安薩(Ansart)更是以1864年可觀的大米出口額以及稅收數據，將交趾支那比作一只「真正的會下金蛋的雞」。而在巴黎的李阿㖇也繼續聯系法國本土的各大報刊，透過輿論戰的方式來為反對修約造勢。 潘清簡使團以及修約談判給在西貢的法國人帶來的另一個巨大困擾在於，南圻未來的不確定性使得當地無法獲得穩定的發展空間。當時交趾支那臨時總督拉·格蘭迪埃對於這一點體會尤為深刻，因而其反應也最為強烈。他在多封信中直言：「當地人因流傳的謠言而感到震驚，其對自己的命運產生了極大的不確定感，因而不再表現出自年初以來的那種良好的態度。」「法國與順化朝廷簽訂新條約的訊息使安南的士大夫重新燃起了狂熱的希望，並在那些已經開始習慣於我們的統治、我們的司法以及只願和平與安全的民眾當中引起了動蕩。」在策略上，拉·格蘭迪埃加快了對於柬埔寨的侵略，進一步確立了法國在該國的保護權以強化越南南圻的穩定。李阿㖇在巴黎也指出，必須盡快在南圻三省恢復當地的信心，這樣才能安全地開展商業活動，增加與亞洲、歐洲之間的貿易來往。 1864年6月到7月，不僅順化沒能接受新約，更令何巴理尷尬的是，同一時間隨著南圻各省的叛亂持續擴大並威脅到了殖民政權，原本支持修約的外長德·呂斯也轉變態度，開始相信海軍方面對於順化的不信任是有道理的，認為即使簽署新約也不會得到認真履行。談判的擱淺令何巴理對未來的形勢十分擔憂，在給海軍與殖民地部部長夏瑟盧─魯巴的信中，他直言：「必須做好在我們的省份發生嚴重的叛亂，以及所有在安南王國的基督徒都遭受最殘暴的迫害的心理準備。如果認為大多數安南人希望留在我們的治下，那將是一個巨大的錯誤。」但形勢已非何巴理可以控制，最後，外長命其暫停條約的談判，回到曼谷。當年11月，根據南圻三省上報的最新經濟數據，夏瑟盧─魯巴就交趾支那問題撰寫了一份詳細的報告進呈拿破侖三世，法國皇帝也因此徹底打消了讓阮朝贖回三省的念頭。三年後，南圻剩余三省也被法軍占領，潘清簡無力阻止因而自殺殉國。當年同行赴法的副使範富庶在挽詞中寫下「千載機來卻遺恨」，對於修約功虧一簣而扼腕嘆息。 結語 1862年【西貢條約】簽訂後，被迫卷入殖民浪潮的越南在西方的沖擊下，外交框架開始逐步從原先的宗藩體系轉向條約體系。雖然越南未能從中國類似的困境中找到切實有效的自保之道，但其自認為掌握了條約體系的執行邏輯，於是嘗試透過修改「舊約」來爭取利益。面對阮朝的這種甫一簽約就修約的非常之舉，法國也是始料未及，因而同樣在摸索回應的方式。在護送越南使團訪法的過程中，法國外交系統不斷根據自己設計好的安排來展現自己在世界範圍的實力，並對越南士大夫進行「政治教育」，力圖使越南融入殖民世界。 越南以「修約」為回應的做法使得原先法國國內支持殖民戰略最堅定的一派——海軍出現了內部份歧，這說明了殖民勢力內部的異質性與不穩定性。潘清簡使團在法國的財政困境上成功找到了修約談判的突破口，於是在「知越派」何巴理的運作下協商贖回割讓的南圻三省，並促使法國將在越南的統治方式變為「新加坡-香港模式」。但是，當談判真正開啟時，阮朝過往在宗藩體系下獲得的外交經驗卻成為制約談判繼續推進的重要因素，並最終使得同情越南的何巴理也未能在狹小的談判視窗開啟時真正幫助到阮朝。 同時，雖然修約這種外交行為看似順應條約體系的邏輯，但因操之過急，先天缺乏誠信，因此副作用也很快顯現。強烈反對修約的「知越派」開始深挖過去越法關系史中越南的種種「劣跡」，以證明即使此次答應修約請求，阮朝依然不會安於新約。而嗣德帝暗中支持民眾起義反法的訊息，使得原先對修約尚存一絲同情的法國外長也轉而反對何巴理繼續與越南談判。 此次修約作為越南近代歷程中的一次外交初試，雖以失敗告終，但也並非一無所獲，畢竟法方確實一度批準了修約談判。作為殖民勢力的法國，在受到越南的反向沖擊後，也開始重新思考殖民方式。宗藩體系向條約體系的轉向必然伴隨著雙向的沖擊與回應，而非單向度的改變。 本文作者錢盛華，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員、講師。 原文載【世界歷史】202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