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嚴善平（日本同誌社大學教授）
日本於197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當時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為7.1%，而1994年即上升至14.1%，進入了老年社會，2007年為21.4%，被稱為超老年社會。另一方面，1990年日本的14歲及以下人口占比為18.2%，標誌著日本進入了少子化社會，2020年該比率僅有11.9%。相比之下，中國的少子老齡化行程比日本晚了大約30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2000年為7.0%，2020年為13.5%，僅僅20年就進入了老年社會。由於一胎化政策的影響，出生率下降的速度比日本更快。可以說，中國的人口轉型過程受政策因素影響被大振幅壓縮。
少子化、老齡化給社會經濟帶來了巨大影響。有研究表明，中國在2010年左右已經透過了「路易士拐點」，即城市勞動力市場已經從絕對過剩轉為相對短缺。中國在2022年進入了人口絕對減少狀態，與此前的聯合國人口預測基本一致。中國似乎正在重蹈日本的「低出生率→人口老齡化→人口絕對減少」的覆轍。
與日本、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其他東亞地區一樣，中國也業已邁上少子老齡化、人口減少的道路。如前所述，一個國家的人口規模、人口增長率和人口年齡結構決定著該國的未來發展趨勢，並且這種趨勢難以透過制度改革得到根本的改變。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日本經濟之所以長期低迷，主要原因在於人口的結構轉型。同樣，中國經濟增長也已經從2015年開始結束高速增長階段並迎來了「新常態」。重要的是要透過制度改革延緩少子老齡化的行程，以逐漸促成社會經濟的成熟。
中國少子化的原因與對策
中國總和生育率的下降趨勢始於上世紀70年代的計劃生育政策，其中內含較多的人為因素，而當下低生育率的起因則多種多樣。中國的少子化速度或特許以透過政策努力有所減緩，但少子化的大趨勢似乎難以改變。 進入21世紀10年代，在少子化加速進展的背景下，中國政府逐步放松了嚴格的一胎化政策，從雙獨二孩（2011年）到單獨二孩（2013年），進而到全面二孩（2016年）、全面三孩（2021年）。但是，當下的「全面三孩政策」本質上還是計劃生育思路的延長，如果考慮到下述少子化的多重原因，就會發現該政策不僅缺乏合理性，現實意義也不大。
第一，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城鎮化水平的提升、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養育孩子的社會經濟效用發生了本質變化。作為勞動力、養子防老等帶來的正效用逐漸減少，而養育成本、機會成本上升導致生兒育女的負效用不斷增強。這些必然會引起生育率下降。
第二，隨著高等教育的發展，女性與男性一樣可以接受高等教育，而學歷越高，初婚年齡也就會越延遲。人口普查結果表明，晚婚現象隨時間推移而加深，未婚率曲線逐漸向上移動。各種抽樣調查結果也顯示，初婚平均年齡呈上升趨勢。中國49歲未曾結婚人口的比例（終身未婚率）在2020年為2.6%，相當於日本1980年的水平。1990年，日本男女終身未婚率分別為5.6%、4.3%，2020年則上升至17.8%、28.3%（日本總務省「國勢調查」）。可以預測，未來中國的終身未婚率也會迅速上升，其速度會比日本更快。
第三，中國大約90%的女性在20-35歲生育孩子，故此，該年齡段女性人口的數量將決定總和生育率的絕對水平。據人口普查推算，在2010-2020年的10年中，該年齡段女性人口減少了1487萬人，在2020-2030年的10年中，該年齡段女性人口將進一步減少3208萬人（國家統計局：人口普查）。由此可以推斷，隨著生育適齡期女性人口的變化，今後即使每個女性出生的嬰兒有所增加、總和生育率有所回升，但出生嬰兒的總數不一定有明顯增加。如果願意多生而不被允許，這必定成為重大的過失。要充分利用寶貴的生育資源，積極創造條件，讓年輕一代想生、敢生。錯過這一寶貴的時期，必將後悔莫及。
第四，天津市民出生意願調查的分析結果顯示，與非獨生子女相比，獨生子的生育意識和生育行為都顯著較低。一胎化政策在中國實施了30多年，當下40歲以下的大多數人都屬於獨生子群體。可以推測，獨生子政策對未來的總和出生率將產生深刻的負面影響。
2021年，中國開始實施「三孩政策」，旨在改變過低的總和生育率，克服少子化對社會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但實踐表明，自2015年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以來，新生嬰兒數量並沒有出現穩定的增加。當下的中國，不論城鄉還是各社會階層，「不想生、不敢生」的現象十分普遍。2023年的嬰兒出生數不足千萬，連續七年下降。對絕大多數老百姓來說，養育孩子的負擔確實太重，民間形象地把教育、醫療、住房稱為壓制結婚、生育的「三座大山」。日本的經驗表明，政府必須盡快出台行之有效的少子化對策，最大限度地恢復生育率。為此，以下四點應該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關註。
第一，深刻理解人口動態的內在規律，盡快放棄「計劃生育」的陳舊思路，把生育權交還人民，實作全面的生育自由。無視生育適齡期女性人口還在銳減的嚴峻現實，固守「三孩政策」，顯然不符合時代要求。要阻止出生率進一步下滑，取消生育限制刻不容緩。
第二，政府應該為多生子女家庭提供必要的經濟支持，加大少兒養育社會化的力度。在日本等少子化先行國家，個稅減免、小孩養育津貼、幼兒醫療免費、高中乃至高等教育學費減免等制度早已施行，一定程度上減緩了少子化的行程。其中，有些經驗值得中國參考。
第三，發揮中國的制度優勢，提倡社會共育理念，增加對托兒所、幼稚園等學前教育的財政投入，號召社會不同群體共同參與下一代養育過程。此舉措不僅可以消除年輕人對生兒育女的後顧之憂，還能把老一代從照應孫輩的繁重勞動中解放出來，也有利於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制度改革。
第四，完善產假制度，采用彈性就業政策，進一步賦予年輕父母，特別是年輕母親的基本權利，並以立法形式加以保障。具體而言，產假必須進一步延長、返崗後可適當縮短工作時間、男女雙方都有權享受產假等。
中國的少子化現象似乎已成不可逆之勢，盡管如此若能較好地參照日本等先行國家或地區的經驗教訓，采取積極的少子化對策，減緩少子化速度也並非無望。人口動態決定社會經濟大趨勢，過去是，現在和將來亦然。要延緩人口減少的行程，必須先打贏少子化之戰。
如何應對中國式老齡化
中國城鎮職工的法定退休年齡依據1978年國務院頒布的【關於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及後續的相關法規，退休年齡等標準與上世紀50年代基本相同，規定男性60歲、女性工人50歲、女性幹部55歲，特殊工種的還可以提前退休等。
據「2018年城鄉居民收入分配與生活狀況調查問卷（CHIP2018）」分析結果，中國城鎮離退休人員在調查時點的平均年齡為65.2歲，而退休時的平均年齡為53.7歲（女性51.1歲、男性57.3歲），在1985年至2018年的32年中，盡管男性的平均退休年齡從54.7歲上升到59.5歲，但女性的提升振幅不大（50.4歲→52.4歲）。並且，針對「如果可以自由選擇，您選擇多大年齡的時候退休？」這一提問，選答結果顯示期望值與實際的退休年齡幾乎沒有差異。這意味著，在現行政策下，絕多數人不希望延遲退休。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平均預期壽命業已大大提升（國家統計局：1981年為67.77歲，2020年為77.93歲），而中國依然延用60歲及以上為老年人口，而不是國際上通用的65歲及以上。
中國的退休制度帶有一定的歧視性。眾所周知，上述退休制度一般只適用於城鎮職工，廣大的農村居民（包括農民和農民工）近年來才享有象征性的養老金。在城鎮職工內部，不同性質單位的退休人員享受的退休金待遇也相差甚遠。中國式的老齡化定義，以及歧視性的社保制度，不僅導致了城鎮居民退休年齡偏低、養老金領取年限過長，以至於社保基金難以維系，而且也人為地造就了城鄉間、階層間的巨大不平等。
實證分析結果顯示，城鎮離退休職工的養老金水平與退休前的薪金高低、在職年數（工齡）、教育水平、性別、政治身份、原工作單位的性質、職業等因素有高度的相關關系。總的來說，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男性、共產黨員、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組織負責人、專業技術人員等白領的養老金顯著地高於女性、一般群眾、民營企業、藍領工作的養老金。
引起上述問題的原因無疑是現行的退休制度。就每個個體而言，如果能夠早早退休，並且能夠獲得高額的養老金，那麽，充分利用這一制度乃人之常情，也是個人的合理選擇。受制度保護的特權階層，即使沒有其他收入，靠退休金也能安度晚年，更何況他們中的一大部份還擁有巨額的房產等資產。同時，對普通的城鎮職工來說，他們的期求也合情合理。因為他們當中不少人，一邊拿著退休金，一邊也可以根據需要，重新就業獲得額外收入。問題在於，不能加入職工養老保險的一般老百姓，尤其是農村居民，無法享受社保福利，而且隨著少子高齡化的不斷加劇，養老保險制度本身將面臨不可持續性的難題。
為了盡可能消除社保制度中的歧視性因素、強化社保制度的普惠性、可持續性，以下三點應該成為中國社保制度改革的總體方向。第一，逐步消除男女之間的退休年齡差別、提高退休年齡。在健康壽命大幅延長的當今，小步快跑式的提升退休年齡不僅可能，也是激發長壽紅利、實作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所必須。第二，逐步消除城鄉居民之間在社保制度方面的歧視性規定，確保全體公民享有平等的權利。第三，逐步消除不同性質單位之間在退休待遇方面的巨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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