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每一個讀者都在生活之中看到過穿著防輻射服孕婦裝的女性，也都見識過自己身邊女性為未出生孩子進行胎教的行為。這些行為其實都已經在明確告訴我們，一個人在胎兒時期就已經能夠接受外部的影響，就已經在塑造著他們的人格。
但是這樣一種認知到底是怎樣形成的？又是否完全準確呢？這也歷來是學者們一直在探討的話題。而且這一話題還不僅僅涉及到生物遺傳學領域，更是涉及到了社會學、倫理學領域，涉及到了女性在社會之中所面臨的生存地位以及遭遇的種種。
沙拉·S.查理德森，哈佛大學科學史及女性和性別研究方向的教授，基因科學實驗室主任。她致力於推進生物醫學和相關學科的性別交叉研究，促進性別相關議題的公共討論，對抗性別差異研究中的偏見和刻板印象。
而在生育領域恰恰是性別遺傳偏見和刻板印象最為嚴重的領域，所有作者就用這樣一部著作【母體記憶】讓我們走進了這一領域，帶我們去探索人類歷史上對於生育問題的認知，也了解這些認知對於社會特別是對於女性所產生的影響。
在生育問題中，胎兒和母體之間到底有著怎樣的聯系呢？人類對於這一聯系的認知又發生過怎樣的變化呢？女性在這其中又遭受了怎樣的區別對待呢？這就是作者在這本書中所探索和試圖回答的問題。
對於這一認識人類在不同的時間段有著截然相反的觀點。而第一個值得稱道的名字就是德國生物學家魏斯曼，正是他的「種質學說」提出了在遺傳學領域，男女其實有著共同的作用，讓性別平等觀念第一次進入科學家的視野。
開始他的研究也有局限性，也並不能符合全部的科學驗證。這就有了後來在大量生物學實驗中發現的母體效應，也就是說胎兒在母親體內所處的環境會在孩子及其後代身上留下永久的烙印。
這一認知就讓女性在生命孕育過程中的作用被無限的提高。可這絕對不是對於女性地位的提升，而僅僅是作為生育工具的要求的提升。而我們上面所提到的孕婦被要求穿防輻射服，其實就是這樣一種認知的反應。
而整個社會對於女性的要求絕不僅僅如此簡單，更是要求女性在所有的方面都保持著最優的狀態，這就完全忽視了女性所有的自我需求，把母親降格為生育的工具，而我們經常聽說並踐行的胎教論其實也是母體效應的一種展現，要求母親的未來肩負責任，反面的呼聲甚至還有了「都怪母親」的聲音。
在後來，人類發現的基因，同時也就知道了人類的遺傳物質是由基因決定的。這對於過往的遺傳學是一種顛覆，這是甚至開始認為基因是不可以改變的，基因可以決定一切。
但依然有著大量的研究發現，其實這並不是事實。人類的基因雖然短期之內很少發生改變，但卻會因為環境的不同而產生不同表現。而這是從大量災難事件之後，孩子的行為表現和基因測序之中得到了印證，這就讓表觀遺傳學又成為了遺傳學之中重要的一部份，又一次把環境對於孩子的影響提上了日程，而母親在這個過程中又一次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對於人類遺傳學的研究，涉及到的因素還有很多。我們現在依然無法洞悉全部的規律，但是女性在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卻無法忽略，而且女性所承受的也遠遠超出了遺傳學的範圍，成了我們必須關註的社會問題，也就讓社會環境對於遺傳環境的影響被看到。而這一本【母體記憶】就是從這些方面給我們提供了一種視角，帶我們走進遺傳學、社會學的女性認知之中，了解女性所面臨的現實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