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是人力資本投資重要的一部份。在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高等教育在個人階層上升過程中扮演著重要作用。但在目前存在社會階層固化爭議的狀況下，高等教育是否還能提升社會階層流動呢?高等教育本身除了可以改變個人社會階層流動的經濟、權利、聲譽等方面的收益之外，同時高等教育本身也在改變個人的認知觀念與行為，那將個體觀念和行為納入在高等教育與社會階層流動的路徑中，會使高等教育和社會階層流動兩者關系發生怎樣的變化呢?尤其作為人口問題中最重要的生育決策問題尤其應該被考慮在路徑中。本文結合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7年數據，分析高等教育對生育意願與生育行為的影響，研究高等教育與社會階層流動的關系，並利用調節效應模型，分析生育意願與生育行為在兩者之間的調節作用。在現有研究中很少將社會階層用多維指標衡量，同時在衡量高等教育與社會階層研究過程中未有研究將個人生育決策納入兩者路徑中分析。在模型的設定上也沒有考慮變量內生性和模型穩定性問題。本文借鑒Weber經濟、聲望及權利三元社會階層衡量標準上，用收入、工作單位類別兩類客觀指標和自我評價社會經濟主觀指標對社會階層進行分析。利用工具變量法更準確衡量高等教育對社會階層的影響，並分析生育意願與生育行為數的調節作用，三個因變量相互作為替換變量檢驗結果的穩定性。研究表明：1.將配偶和父親是否接受高等教育作為工具變量衡量個人高等教育水平，得出高等教育對社會階層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2.高等教育對生育意願的影響並不顯著，但是對生育行為呈現顯著負向作用，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將導致0.487個生育行為數差異；3.利用生育意願與生育行為進行調節發現，生育意願和生育行為數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強高等教育對社會階層流動的促進作用，其中生育行為作用更明顯。在未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群體中，生育意願和生育行為越強的個體其社會階層越低；4.根據性別異質性回歸發現女性相較男性，生育意願與生育行為在高等教育與社會階層路徑中的調節作用更明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