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在西南聯大的數年，業余生活中值得一提的是與昆曲的結緣。我們看他的回憶文字，當可想見那時候的樂趣。
先前聽到「拍曲」這個詞，不知道是什麽意思。我出生在東北，乃荒野之地，不諳京劇，遑論昆曲?後來讀前人的書，才知道一點舊學裏的趣味，恍然悟出:士大夫們喜歡戲曲，有一種文化上的血緣。詩文和戲劇在讀書人那裏，是快慰的兩種表達。翻閱汪曾祺讀書時期的資料，發現在西南聯大還有些人在拍曲，沈浸在古典的審美快慰裏，那是知識群落的樂趣。
昆曲太古雅，到了民國已經衰微了。汪曾祺的家鄉離昆曲的發源地昆山不遠，在鄉間受到舊音的熏陶是自然的。大凡喜歡昆曲者，對傳統文化典麗的一面都有依戀。在士大夫眼裏，昆曲從容博雅，文人唱才有意思，由演員來演繹就有點向俗的方向滑動。明清以來，文人拍曲，大概有點傳統，這余緒現在不易看到了。聯大這個地方還殘存著古風，實在是有趣的，汪曾祺自覺地加入其間，其樂融融。他後來的文字在很多地方能讓人想起古曲的悠揚，真的是繞梁三日，不絕如縷。在那個世界裏，純凈得沒有雜質，在曲調與詞匯裏流的是清麗的旋律。汪氏【晚翠園曲會】寫道:
每次做「同期」(唱昆愛好者約期集會唱曲，叫做同期)必到的是崔芝蘭先生。她是聯大為數不多的女教授之一，多年來研究蝌蚪的尾巴，運動中因此被鬥，資料標本均被毀盡。崔先生幾乎每次都唱【西樓記】。女教授，舉止自然很端重，但是唱起曲子來卻很「嗲」。
崔先生的丈夫張先生也是教授，每次都陪崔先生一起來。張先生不唱，只是端坐著聽，聽得很入神。
除了聯大、雲大師生，還有一些外來的客人來參加同期。
有一個女士大概是某個學院的教授或某個高級職員的夫人。她身材勻稱，小小巧巧，穿淺色旗袍，眼睛很大，眉毛的弧線異常清楚，神氣有點天真，不作態，整個臉明明朗朗。我給她起了個外號:「簡單明了」，朱德熙說:「很準確」。她一定還要操持家務，照料孩子，但只要接到同期通知，就一定放下這些，欣然而來。
有一位先生，大概是襄理一級的職員，我們叫他「聾山門」。他是唱大花面的，而且總是唱【山門】，他是個聾子，——並不是板聾，只是耳音不準，總是跑調。真也虧給他撅笛的張宗和先生，能隨著他高低上下來回跑。聾子不知道他跑調，還是氣勢磅礴地高唱:
「樹木叉椏，峰巒如畫，堪瀟灑，餵呀，悶煞灑家，煩惱天來大!」
給大家吹笛子的是張宗和，幾乎所有人唱的時候笛子都由他包了。他笛風圓滿，唱起來很舒服。夫人孫鳳竹也善唱曲，常唱的是「折柳·陽關」，唱得很宛轉。「叫他關河到處休離劍，驛路逢人數寄書」，聞之使人欲涕。她身弱多病，不常唱。張宗和溫文爾雅，孫鳳竹風致楚楚，有時在晚翠園(他們就住在晚翠園一角)並肩散步，讓人想起「揀名門一例一例裏神仙眷」(【驚夢】)。
這段生活對汪曾祺後來的戲劇創作很有影響。他對拍曲隊伍裏的人也產生了諸多興趣，有的成了他後來朋友圈子裏的人物。京派作家喜歡昆曲的很多，俞平伯、浦江清都拍過曲子。在北平的教授圈子裏，頗有名聲。拍曲子的人對民間文化多少有些感情，但畢竟還是缺少泥土的精神，境界仍停留在士大夫的層面。現在北京的讀書人中已難以見到這樣的精神群落，想起來那些吟唱真的去而難返了。在喜歡昆曲的群落裏，沈從文的夫人張兆和及其姊妹是重要的角色，汪曾祺對此頗感親切。他回憶說:
有一個人，沒有跟我們一起拍過曲子，也沒有參加過同期，但是她的唱法卻在曲社中產生很大的影響，張充和。她那時好像不在昆明。
張家姊妹都會唱曲。大姐因為愛唱曲，嫁給了昆曲傳習所的顧傳玠。張家是合肥望族，大小姐卻和一個昆曲演員結了婚，門不當，戶不對，張家在兒女婚姻問題上可真算是自由解放，突破了常規。二姐是個無事忙，她不大唱，只是對張羅辦曲會之類的事非常熱心。三姐兆和即我的師母，沈從文先生的夫人。她不太愛唱,但我卻聽過她唱【掃花】，是由我給她吹的笛子。四妹充和小時沒有進過學校，只是在家裏延師教詩詞，拍曲子。她考北大，數學是零分，國文是一百分，北大還是錄取了她。
沈從文先生後來的精神的雅化，與結緣張家是否有關不太好說，但他們超俗的氣韻相近那是無疑的。昆曲是古曲裏有意味的存在，其中，詩詞、繪畫、音樂得以很好地結合。士大夫者流欣賞昆曲，乃舊文人心緒詩意的表達。那裏有靜穆的東西，感傷與激憤、無奈與欣喜都有。這很容易被讀書人接受。它後來的衰敗，乃社會變遷所致，文人的情調畢竟太窄，遂被別的大眾藝術所取代。
張家的二小姐張允和後來嫁給周有光，在許多年間一直堅持拍曲。周有光的文字有特點，是出色的語言學家。他們周圍的人對舊有的學問與現代人文理念多有感情。並非專業的人才，而是玩玩的心態，那就很有意思了。
查俞平伯日記，關於拍曲的記載很多，這幾乎成了他的生活的一部份。汪曾祺的老師浦江清常和俞平伯一起拍曲，此間的樂趣是很多的。浦江清在聯大的時候是否參與過類似的活動，不得而知，但在戰前是頻繁的。比如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日的俞平伯日記雲:
前晚之文始脫草。趁九時公車偕江清、延甫進城，在公園下車，在柏斯馨茶點。出時遇陶光。至景山東前街許潛庵宅,曲集於十一時始,唱【賜福】【拾畫】【叫畫】【玩箋】【借餉】【藏舟】。飯後唱【盤夫】【議親】【茶敘】【琴挑】【癡夢】【佳期】【遊園】【折柳】。五時半畢返舍。侍二親講【論語】。父講「吾日三省吾身」章，旨雲聖賢心跡在人我之間，忠恕之道與禪門止觀不同，所謂一以貫之者是也。
昆曲的詞與曲都很美，旋律之中有古奧的因素。京派文人喜歡昆曲，自然也會把感受寫到學術文字裏去。俞平伯研究詞，就有拍曲的經驗在。浦江清談中國的戲曲與小說，也不乏獨有的感受。年輕時期的汪曾祺接觸昆曲，還沒有老師們理解得那麽深，但其間的形式美感動了他，對他來說是有趣的經驗。汪曾祺回憶說，參加拍曲的結果，是學會了吹笛子，這對於他是意外的收獲:
參加了曲社，我除學了幾出昆曲,還酷愛上吹笛，我原來就會吹一點，我常在月白風清之夜，坐在聯大「昆中北院」的一棵大槐樹暴出地面的老樹根上，獨自吹笛，直至半夜。同學裏有人說:「這家夥是個瘋子!」
民國的讀書人業余時間消耗在劇場或沙龍裏，和梨園頗為親近。這種舊式的生活方式，保留了士大夫的某種精神。後來汪曾祺進入梨園行，以寫戲謀生，一下子進入角色，可說已有長久的訓練。
士大夫喜歡昆曲，有久遠的傳統。明代的袁宏道、張岱在文章裏都有記載，錢謙益、吳梅村的詩文也曾談及，袁宏道【錦帆集之三·尺牘·龔惟長先生】雲:
然真樂有五，不可不知。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口極世間之譚，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後度曲，賓客滿席，男女交舄，燭氣薰天,珠翠委地，金錢不足，繼以田土,二快活也。篋中藏萬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約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數人，遊閑數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將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資田地蕩盡矣。然後一身狼狽，朝不謀夕，托缽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親，恬不知恥，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無愧，死可不朽矣!
讀此段文字，能感覺到明代文人的瀟灑。審美之樂，亦即生命之樂。此間只有感官的愉悅，不涉道學。宋代以後，理學漸勝，但文人駐足詞曲之間，晃身一動，遂有超凡入神之歡。戲曲給人的享受是巨大的。人的肢體語言與聲音繪畫，倘和詩文雜糅起來，有著不可小視的快感。此風流蕩多年，直到民初仍有文人優遊此間。及至洋人的文化傳來，新文人開始嘲笑此道，才一點點沒落了。
現在的青年讀書人不太知道這些生活內容，與那代人的精神自然有隔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審美生活，後人不知前人的感性經驗，也就不能重復他們的生活，藝術語言也難以重合。沒有辦法，隨著歷史的演進，我們遺失的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