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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伯的故事:一位浙南遊擊縱隊隊員和他家族的故事

2024-05-09文化

二伯是浙南遊擊縱隊隊員,如果健在的話應該100多歲了。

年幼的時候,曾經多次問過二伯,參加過什麽樣的戰鬥,二伯總是笑而不語,實在被我拗不過了,才告訴我,他參加的戰鬥不能稱為戰鬥,只能算是繳槍行動。

在解放軍渡江之後,浙南遊擊縱隊的力量迅速壯大。留在溫州的國民黨守軍,大部份在溫州的幾個縣城裏,大部份的鄉公所裏只有十幾條槍支類似民團的力量駐守。

繳槍行動通常先由當地地下黨對鄉公所裏駐守的人員進行梳理排摸,並對骨幹人員進行革命宣傳。經過宣傳之後,這些骨幹人員答應成為繳槍行動的內應之後,就開始謀劃解除這個鄉公所的武裝。

二伯帶領的繳槍行動都在瑞安的鄉公所。二伯通常帶著二、三十名遊擊隊成員,先將鄉公所圍上,然後和地下黨一起上前去勸說鄉長,讓鄉公所的反動武裝上繳槍支。

鄉長面對突然到來的遊擊隊,多少還是有點錯愕的,但在二伯的諄諄誘導下,鄉長不再堅持,痛快的交了槍。失去武裝的鄉公所就如同拔了牙的老虎,只能坐等解放了。

最危險的一次繳槍行動是在途中,遇到綏靖公署的巡邏隊,雙方都有二、三十人。路上的偶遇,讓雙方都措手不及,虎視眈眈的對視之後,大家便心照不宣的各自離開了。二伯說,如果那次雙方動起手來,兩敗俱傷,估計要搭上二、三十條人命,他也不知道還能不能活到今天。

解放溫州時的遊行隊伍

小時候,我在村裏常常能聽到二伯的故事,說的最多的就是二伯上小學的時候,上課非常調皮,但是極其聰明,文章過目不忘。上課時,二伯經常開小差,不認真聽課,但一旦老師提問,卻能對答如流。

二伯最經典的故事就是用粽子去粘銅板。爺爺開的草藥鋪裏,有個錢鬥。錢鬥類似於大型的儲蓄罐,進口處是漏鬥狀的,賣草藥收到的銅板,直接丟進漏鬥裏,銅板便順著漏鬥滑進錢鬥裏。一天的營業結束後,便開啟錢鬥的側門,拿出銅板。

那時候的農村孩子,也不會玩什麽遊戲,聚在一起就是賭博。二伯很喜歡賭博,為了籌集賭資,二伯就打起了錢鬥的主意。那年端午節,發現粽子很粘。於是二伯把粽子切成一小塊,剛剛可以透過錢鬥的漏鬥縫隙,再用線綁上,把粽子順著漏鬥放入錢鬥中,讓粽子放到底之後,再提起粽子,這時候粽子上或多或少都能粘上幾枚銅錢。

就這樣,二伯好賭的名聲就在村子裏傳了開來,村裏人也給二伯取了外號叫「打賭客」。

二伯在瑞安師範讀書的時候,每次寒假回家,都要讓奶奶重新買被子。奶奶每次去買被子的時候,都被村裏人笑話,村裏人以為二伯在學校打賭輸了把被子當了。奶奶也不解釋,任憑他們笑話。

二伯八十多歲那年回到村裏,村子裏的小夥伴還笑話二伯打賭輸的把被子都當掉的事情。那次,二伯才解釋說,班上有的同學太窮,在學校宿舍裏,都跟他合蓋一床被子,放假的時候,就把被子送給了同學。

二伯在瑞安師範讀書的時候,大伯已經當上了鄉長,特意把鄉小學校長的位置留給二伯,希望二伯畢業後回鄉教書。沒想到二伯卻已經加入地下黨,並參加了浙南遊擊縱隊。

二伯因為有文化,學校沒畢業就被安排在浙南遊擊縱隊機關總部當文書。當時,浙南遊擊縱隊的總部裏也有國民黨的很多眼線,二伯去了總部沒多久,駐紮在大峃的綏靖公署就傳出訊息,鄉長大伯的弟弟參加了共產黨。

綏靖公署的陳誌堅大為震怒,想派人把當鄉長的大伯抓起來,借此威逼二伯結束共產黨隊伍。得知訊息的大伯,趕緊投奔到一位當時在南京步兵學校就職的遠房親戚。最後大伯隨著國民黨軍隊一路敗退到台灣,四十二年後才得以返鄉。

二伯加入浙南遊擊縱隊後,隨著部隊的改編,分別駐紮在洞頭、上海、南通、崇明等地。二伯駐紮在上海的時候,特意把裹著小腳的奶奶接到上海小住一陣子。奶奶回家後,高興的和村裏人說,你們以前都笑話我生了個打賭兒子,好在有了這個打賭兒子,才有機會去上海見大世面。

由於大伯在台灣一直失聯,二伯便扛起了長子的責任,一直給家裏補貼家用。我父親的上了高中之後,學費都是二伯資助的。二伯不僅照顧自家兄弟,還把二伯母的兄弟視為家人,一並資助上學。二伯說,他最高興的事情就是在他的資助下,兩邊的家庭都培養出來的重點大學的大學生。

由於二伯有文化,很受部隊領導重視,升職較快,還多次送二伯去軍校進修。在一次提任審查時,發現二伯的大哥在台灣。於是二伯就轉崗到部隊農場,再轉業回溫州。二伯在溫州的一家國營企業工作沒多久就離休。

二伯回到溫州工作後,對家裏的侄子視同己出,非常關心我們的成長。二伯時常邀請侄子們去他工廠呆幾天。我與幾個堂哥結伴過去後,通常呆上大半個暑假。在物資匱乏的七、八十年代,在國營工廠的食堂改善夥食後,每個人都能胖一圈回來。

在八十年代後期,我和一位堂哥受自由化思想的影響,言語較偏激,用現在的話講,是十足的憤青。二伯為此,憂心忡忡,特意寫信給我父親,讓我父親要關註我和堂哥的思想教育。最好不要讓我和堂哥多接觸,擔心我的思想會進一步受堂哥的影響。

二伯離休後,就回到了上海。2012年,他特意回鄉,去洞頭找尋老部隊曾經的營房,終因年代久遠,所在部隊的又經過多次改編撤並,最終沒能幫助二伯完成心願,甚是遺憾。

二伯最後一次回鄉,已經近90高齡,不僅聽力下降,而且患有老年癡呆癥。回到村子裏,依然能記起小時候的很多事情。

與二伯一樣,在家務農的幾位伯父聽力也下降嚴重,影響彼此的交流,大部份時間就是幾個弟弟就圍在二伯父身邊,不發一語,卻時常四目相對,讓旁人淚目。

二伯的晚年,一直由退休後的上海堂姐和姐夫一起照顧生活起居,片刻不離。在姐姐姐夫的照顧下,二伯父高興的度過90歲生日。

二伯父在上海過世,骨灰安葬在家鄉,牌位送進了祠堂,擺在了大伯牌位的旁邊。國共兩黨的兄弟最終團聚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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