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秋天的某個時刻，姚雪垠的生活遭遇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然而，姚雪垠並非等閑之輩。在經歷了一段短暫的絕望之後，他如夢初醒，毅然決定開始著手創作他心中醞釀已久的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
他後來回憶道：「一旦我下定決心，就會全力以赴，有進無退。無論面臨多大的艱難困苦，我都絕不會半途而廢。」
為了在這險惡的環境中秘密創作【李自成】，他特意購買了一本仿牛皮紙的皮面活頁夾子。在窄小的活頁紙上，他用蠅頭小字細心地書寫著每一個字句。每當有空閑時刻，他就會陷入沈思，默默地創作，仿佛進入了李自成的世界。
為了避免被人發現，他總是給人一種在專心寫材料的假象。每當聽到腳步聲，他會迅速合上活頁夾子，端坐不動，裝作若無其事。
當有人進來詢問他在寫什麽時，他總是回答：「寫材料。」等人走後，腳步聲遠去，他又會重新開啟活頁夾子，繼續他的創作之旅。晚上，他則躲在被子裏，借著手電筒的微弱光芒，堅持寫作。
回憶起那段心酸的日子，姚雪垠感慨萬千：「從1957年10月到1958年8月，我用這10個月的時間，不僅完成了【李自成】的第一卷，還寫出了第二卷的部份內容。雖然那只是倉促寫成的草稿，但它的存在讓【李自成】從設想變為了現實。這個草稿為後續的充實、修改、加工和潤色提供了重要的基礎。如果沒有在被下放勞動之前搶出這個草稿，那麽之後再想完成它就更難了。到那時，即使我想寫【李自成】，也只能是一句空話了。」
早在1956年，姚雪垠就有了創作【李自成】的念頭，但當時他並未付諸行動。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鬥爭之後，他才下定決心背水一戰，開始創作【李自成】。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就是「置之死地而後生」。他深知自信心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逆境中想要成就一番事業或完成一項需要勇氣和魄力的工作時更是如此。
當他開始動筆寫【李自成】時，他並未料到這部作品會在1963年出版。當時他做了兩手準備：一是能夠在生前看到它的出版，盡管他估計這不會那麽快實作；二是如果生前沒有機會出版，他就將稿子留給家人，在條件成熟時將其獻出，以此表達他對文學事業的忠誠責任感和一點微薄的貢獻。
對於當時的姚雪垠來說，他不敢抱有過多的奢望。但有一點他是堅定的：他自信能夠寫好【李自成】，值得他破釜沈舟地去拼搏。
時至今日，我們不必再諱言政治對【李自成】這部小說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小說的主體框架以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石，「階級論」在故事中貫穿始終，顯而易見。
李自成、高桂英這兩位主角，均出身於貧寒的農家，而李自成的義子雙喜，也是一個因官兵和天災而家人盡失的孤兒。小說中的反派或性格有缺陷的角色，其命運也與其所屬的「階級」緊密相連。
例如，以崇禎皇帝為代表的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沖突，農民軍內部人員品質的好壞也與他們的「出身」息息相關。如狡詐多變的張獻忠，他未能「擺脫流氓無產階級的思想烙印」；而李自成麾下的將領周山，他最終投降朝廷，這與他「破落地主的出身」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
再看郝搖旗，他雖勇猛善戰，但紀律散漫，時有惡行，這並非李自成的直系部隊，而是源自高迎祥的舊部。
這部小說的草稿完成於1957至1958年間，那時的作家雖未遭限制，但創作自由仍受限制。
姚海天先生曾回憶道，其父為了全心投入歷史小說的創作，從上海遷回河南老家。然而，「回到河南後，一切並不如父親想象的那麽簡單。當時的作家寫作內容和方式，都要受到管控。對於像父親這樣從舊社會走過來的作家，想要隨心所欲地創作自己鐘愛的題材，其難度可想而知。
接踵而至的批判對他自信、驕傲的性格造成了沈重打擊。他坦言：「在鬥爭中，我遭受了巨大的打擊，痛苦不堪，時常淚流滿面，夜不能寐。正是在這樣近乎絕望的境遇中，我開始秘密撰寫【李自成】第一卷，常常是邊寫邊流淚。」
這裏的「淚流滿面」，可能更多源於被誤解，而又無法自辯或辯駁不清所帶來的委屈。這也解釋了他為何選擇在最不適宜的時候開始創作【李自成】，即以此表明自己的心意。
這種強烈的目的性使得【李自成】成為一部敞開心扉的作品。
姚雪垠對此並不回避，他說道：「我當時並未指望這本書能在我生前出版，而是想著在我死後，形勢會有所改變，我的後人若將稿子交給黨，定會得到肯定，這也算是我為黨、為祖國、為人民做出的一點微薄貢獻。」
這兩方面的因素共同決定了姚雪垠在創作【李自成】時，不可能完全遵循自己最初的美學設想，而只能在限制中尋找創作的可能。
與中國現代小說相較，中國當代小說的命運顯得尤為曲折多變，甚至有些情節離奇到令人難以置信。想當年，那些一問世便風靡全國、一紙風行的作品，在時間的洪流中，逐漸變成了人們不願觸及的過往。
這些作品，要麽在歷史的角落中被悄然繞過，要麽在特定的時刻因特定的需要而被挖掘出來，遭受一番奚落和清算。同一部作品，其前後的境遇落差，常使人唏噓不已，感慨萬分。【李自成】便是這樣一部作品，它曾經風光無限、備受推崇，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卻逐漸退向了文學的邊緣。
當然，即使在今天，依然有批評家對【李自成】這部小說懷有深深的敬意，他們稱其為「鴻篇巨制」，「五四以來長篇歷史小說的傑作」。然而，與這些贊譽之聲相比，反對和批判的聲音則顯得更為激烈和尖銳。
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有研究者將【李自成】視為一種文學樣板，即「被贊頌的英雄必須高大完美，被揭露的惡人則必須醜惡無比」。
作家二月河認為，「文學已經走入了死胡同，淪為了只剩下兩種東西的荒漠——那就是八個樣板戲和兩部小說（一部是展現高大完美的農民英雄的歷史小說【李自成】第一卷，另一部是描繪當代農村鬥爭的小說【金光大道】）。」
二月河感嘆:「 【李自成】寫的是政治，不是歷史！人物過於高大全！」
站在今天的立場，我們很容易就能鑒定出那些創作於上世紀「十七年」的文學作品中的傾向。如果鑒定不出來，那才奇怪呢。然而，問題在於，這種將復雜問題簡單化或純粹政治化的研究方法，並不利於對「十七年」文學的研究。
先入為主的政治偏見會影響研究者的判斷能力，導致他們對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作家的復雜心境，以及這種心境對作品結構或潛在結構所產生的影響重視不足。
事實上，在從事文學批評活動時，過度反對或鞭撻政治，與依附或歌頌政治一樣，都是用「政治」這個主體取代了對藝術作品本身的分析與研究。
誠然，【李自成】這部小說中確實蘊含了諸多政治性因素，但我們需要深入探討的是，這些「因素」的具體表現形式是什麽。例如，作家在融入這些政治元素時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是出於無奈還是主動配合？是策略性的抉擇還是堅決的執行？這些通常被研究者忽略的細微之處，實際上恰恰決定了作品的潛在結構路線。
曲筆，這一古老的修辭手法，原指史官在記錄歷史時有意掩蓋真相，不直言其事。如今，它在文學創作中演化為一種委婉含蓄的筆法，透過曲折的文筆，不直接表述本題，而是借助人物的悲歡離合來隱喻更深層的意義。在小說中，這種手法屢見不鮮，它能讓讀者在品味人物命運的同時，領略到更深邃的情感和思想。
以姚雪垠的【李自成】為例，這部作品初衷是要描繪一個悲劇故事。然而，在初讀描寫李自成的文字時，特別是前兩卷，我們看到的李自成形象高大而光輝，似乎與悲劇無緣。這正是曲筆之妙，它以一種含蓄的方式，為李自成後來大起大落的悲劇命運做了充分的鋪墊。
慧梅之死，便是曲筆運用的一個典範。這個出現在第三卷的情節，是【李自成】中最為悲情動人的部份。慧梅，這個被李自成夫婦收養、視如親生的女孩，既是高夫人手下的得力女將，又與闖王手下的小將張鼐情深意長。
然而，在闖王急需擴充兵力的關鍵時刻，袁時中率大軍來投，為求娶慧梅以鞏固地位。面對這樣的局勢，闖王在權衡得失後，決定拆散這對有情人。慧梅雖然痛不欲生，卻只能違心出嫁。後來，袁時中叛逃，懷孕數月的慧梅在勸說無果的情況下，先與李自成大軍內外夾擊殺死袁時中，最後選擇了自殺。
這一悲劇的主謀是誰呢？是謀士牛金星與宋獻策嗎？他們確實力勸李自成從大局出發，選定慧梅以安撫袁軍之心。但高夫人在悲痛之余，卻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牛、宋二人只是出謀劃策的謀士，真正擁有決斷權的，是李自成。
相比牛、宋二人，李自成更了解慧梅與張鼐的感情，而且高夫人之前也曾向他提起過二人的婚事。因此，他的決定中明知故犯的成分更大。身為闖王，沒有他的決斷，牛、宋的建議也只能是空談。
姚雪垠之所以寫慧梅之死，正是運用了曲筆的手法。慧梅的悲劇，對映出李自成的悲劇，因為他的決策開始失誤，這也預示著李自成命運的轉折，義軍起義由勝轉敗。
姚雪垠在中國史學和古典文學研究方面的深厚修養，為他的歷史小說創作提供了堅實的基石。他對晚明史的深入研究，使他在【李自成】中能夠準確地還原歷史場景，塑造鮮活的歷史人物。
特別是在後兩卷中，描寫明朝滅亡、崇禎自縊殉國以及清朝的活動和清兵入關等歷史事件時，更顯示出他豐富厚實的史學修養。同時，他對古典文學的造詣也使他在小說中能夠運用詩、詞和古典散文等多種文體形式來豐富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在【李自成】中，上層士大夫的語言特色尤為突出，充分展示了姚雪垠在古典文學研究方面的深厚底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