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鉆龜與祝蓍。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
上述四句詩出自白居易的【放言】，其中提到的「鉆龜與祝蓍」是兩種古老的占蔔方法。鉆龜即用龜甲鉆孔燒灼以觀吉兇，這種龜甲上寫的文字，就是近代王懿榮發現的甲骨文中的一種。
這種占蔔方法在民間一直流傳。1994年，重慶雲陽縣明月壩遺址唐代地層中出土了3件龜腹甲，甲上施圓形的鉆孔，有的有灼，有的無灼，正面有兆枝，但未見蔔辭。明月壩出土的龜甲很可能是當地居民求雨所用。唐代詩人劉禹錫在一首詩中寫道：「鉆龜得雨卦，上山燒臥木。」即是描寫三峽人為求得播種的最佳時機，利用龜甲占蔔以求雨。
這種風俗宋代還有，李復在他的【夔州旱】中就說：「夔人耕山灰作土，散火滿山蔔龜雨。」龜蔔在唐宋依舊盛行，所以白居易能夠將這種方法寫到自己的詩中。唐太宗貞觀九年曾經下詔「龜易五兆之外，諸雜占蔔，亦皆停斷」，說明龜蔔還被官方認為是一種比較正統的占蔔方式。宋太宗年間編纂的【冊府元龜】，書名也保持著龜甲占蔔的記憶。宋代以從事迷信職業的人很多，王安石曾經說僅開封一地，蔔者就「以萬計」，其中應當不乏以龜蔔謀生者。
祝蓍占蔔不為今人所知，但是這種占蔔方法的歷史同樣悠久。司馬遷在【史記】中專辟【龜策列傳】，列傳中對蓍草占蔔有非常詳細的闡述：「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
蓍草是一種多年生菊科草本植物。古人占蔔所使用的蓍草，是秋後采割的蓍草的幹枯棱柱形莖稈，其狀直且硬。西晉張華在【博物誌】中說：「蓍千歲而三百莖，其本已老，故知吉兇。」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的「歷代蓍草論」認為，「蓍乃蒿屬，神草也。故【易】曰：蓍之德，圓而神」。明代王世貞輯、汪雲鵬補的【有象列仙全傳】一書中，繪有書房內讀書的文人，案頭擺放著插著一束蓍草莖的蓍草瓶。
明代晚期復古思潮盛行，不過與宋朝的復古是為了振興儒學不同，明代的復古更多反映的是明朝文人對「縱樂的困惑」。新加坡學者康卻雲在【<園冶>與時尚：明代文人的園林消費與文化活動】中，就專辟一節討論「文人的焦慮」。在晚明日趨奢華的氛圍裏，在時局的紛爭與命運的不定之中，晚明的文人透過復古等活動，標榜身份認同。在憂慮之日、仿徨之時，一介書生抽一把蓍草，大概也能撫慰一下焦躁的心情。
熟悉玉器的朋友一望便知，這件蓍草瓶與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的多節琮非常相像，所以，現在的學者多以琮式瓶來稱呼這種形制、不同質地的瓶。多數學者認為良渚文化的玉琮是通神的法器，表現了良渚人的宇宙觀，具體的認識和解讀又因人而異。這種器型在歷史的長河中時隱時現，綿延不絕，從新石器時代的玉琮，到明代的蓍草瓶，似乎又有一種隱藏的脈絡將它們相連，讓人不得不思考民間知識在文化傳承中的作用。
故宮博物院藏南宋龍泉窯青瓷琮式瓶。視覺中國供圖
這種內圓外方的筒型玉器，在新石器時代的許多文化中能夠看到，如學者許曉東所言，這些玉琮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以良渚文化玉琮為代表，表面裝飾神人獸面圖案，孔徑有大小之分，小孔徑的琮目前看為良渚文化所特有；一類以華西地區的齊家文化玉琮為代表，表面多光素，或裝飾弦紋，孔徑相對較大。即使是良渚文化的玉琮形器，有內圓外方者，也有作圓筒形甚至帶蓋者，大小、形制、出土部位以及伴出器物有的並不相同，因此被區分為琮、柱形器、筒形器、管類器，暗示著其功能的非單一性。可以說玉琮形器在其作為「物」使用的年代，對它的理解就是多義的。
在崇尚「中興復古」的宋代，琮式器物又有了較多出現，如四川發現的30多處南宋窖藏中，就有3處發現了青銅琮式瓶和龍泉窯燒制的琮式瓶。這些琮顯然不是作為禮器使用的。
在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南宋杜良臣的【致中一哥新恩中除賢弟尺牘】中，箋紙的底紋上印制了一只放在方座上的琮式瓶，瓶中有一朵盛開的水仙。琮式瓶的插花功能延續到了明清，在明代的幾種花譜書籍中都有記載，如高濂【遵生八箋·燕閑清賞箋】：「如堂中插花，乃以銅之漢壺，大古尊罍，或官哥大瓶如弓耳壺，直口敞瓶，或龍泉蓍草大方瓶……若書齋插花，瓶宜短小……青東磁小蓍草瓶……俱可插花。」
至於插花的琮式瓶為什麽在明代被稱為蓍草瓶，台灣學者謝明良在【琮瓶再議】中推測「將琮瓶稱為蓍草瓶，既有可能是明代人觀察到南宋琮瓶瓶身邊角兩側所見類似八卦爻畫引發的聯想，也不排除蓍草瓶之稱謂本身竟是來自宋代」。
玉琮是中國古代一種富有文化內涵的器物，現收藏於世界各地的博物館中，對它的解讀有不同的角度。既有對它最初使用本義的探討，如良渚玉琮的原始含義、其與齊家文化玉琮的聯系和區別；又有它作為「古物」之後的存在方式與意義，如是花瓶還是蓍草瓶？還有琮進入博物館、成為「藏品」之後，我們對它的闡釋；更有琮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出現在今天設計的建築、裝飾、生活用品上的重構。
人的生命有多種解讀，物的生命也有多種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