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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訶夫短篇小說:第六病室(6-4)

2023-12-22文化

病室裏已經暗下來了。醫師站起來,立在那兒,開始敘述國內外發表了些什麽文章,現在出現了什麽樣的思想潮流。伊萬·德米泰利奇專心聽著,提出些問題,可是忽然間,仿佛想起什麽可怕的事,抱住頭,在床上躺下,背對著醫師。

「您怎麽了?」安德烈·葉菲梅奇問。

「您休想再聽見我說一個字!」伊萬·德米泰利奇粗魯地說,「躲開我!」

「這是為什麽?」

「我跟您說:躲開我!幹麽一股勁兒地追問?」

安德烈·葉菲梅奇聳一聳肩膀,嘆口氣,出去了。他走過前堂的時候說:

「把這兒打掃一下才好,尼基達……氣味難聞得很!」

「是,老爺。」

「這個年輕人多麽招人喜歡!」安德烈·葉菲梅奇一面走回自己的寓所,一面想,「從我在此地住下起,這些年來他好像還是我所遇見的第一個能夠談一談的人。他善於思考,他所關心的也正是應該關心的事。」

這以後,他看書也好,後來上床睡覺也好,總是想著伊萬·德米泰利奇。第二天早晨他一醒,就想起昨天他認識了一個頭腦聰明、很有趣味的人,決定一有機會就再去看他一趟。

伊萬·德米泰利奇仍舊照昨天那種姿勢躺著,雙手抱住頭,腿縮起來。他的臉卻看不見。

「您好,我的朋友,」安德烈·葉菲梅奇說,「您沒有睡著吧?」

「第一,我不是您的朋友,」伊萬·德米泰利奇把嘴埋在枕頭裏說,「第二,您白忙了,您休想再聽見我說一個字。」

「奇怪……」安德烈·葉菲梅奇狼狽地嘟噥著,「昨天我們談得挺和氣,可是忽然間不知什麽緣故,您慪氣了,一下子什麽也不肯談了……大概總是我說了什麽不得體的話,再不然也許說了些不合您的信念的想法……」

「是啊,居然要我來相信您的話!」伊萬·德米泰利奇說,欠起身來,帶著譏諷和驚慌的神情瞧著醫師。他的眼睛發紅,「您盡可以上別處去偵察,探訪,可是您在這兒沒什麽事可做。我昨天就已經明白您為什麽上這兒來了。」

「古怪的想法!」醫師笑著說,「那麽您當我是密探嗎?」

「對了,我就是這麽想的……密探也好,大夫也好,反正是奉命來探訪我的,這總歸是一樣。」

「唉,真的,原諒我說句實話,您可真是個……怪人啊!」

醫師在床旁邊一張凳子上坐下,不以為然地搖搖頭。

「不過,姑且假定您的話不錯吧,」他說,「就算我在陰險地套出您的什麽話來,好把您告到警察局去。於是您被捕,然後受審。可是您在法庭上和監獄裏難道會比待在這兒更糟嗎?就算您被判終身流放,甚至服苦役刑,難道這會比關在這個廂房裏還要糟嗎?我覺得那也不見得更糟……那麽您有什麽可怕的呢?」

這些話分明對伊萬·德米泰利奇起了作用。他安心地坐下了。

這是下午四點多鐘,在這種時候安德烈·葉菲梅奇通常總是在自己家中各房間裏走來走去,達留希卡問他到了喝啤酒的時候沒有。外面沒有風,天氣晴朗。

「我吃完飯出來蹓跶蹓跶,順便走進來看看您,正像您看到的那樣,」醫師說,「外面完全是春天了。」

「現在是幾月?三月嗎?」伊萬·德米泰利奇問。

「是的,三月尾。」

「外面很爛嗎?」

「不,不很爛。花園裏已經有路可走了。」

「眼下要是能坐上一輛四輪馬車到城外什麽地方去走一趟,倒挺不錯,」伊萬·德米泰利奇說,揉揉他的紅眼睛,好像半睡半醒似的,「然後回到家裏,走進一個溫暖舒適的書房……請一位好大夫來治一治頭痛……我已經好久沒有照普通人那樣生活過了。這兒糟透了!糟得叫人受不了!」

經過昨天的興奮以後,他累了,無精打采,講話不大起勁。他的手指頭發抖,從他的臉相看得出他頭痛得厲害。

「溫暖舒適的書房跟這個病室並沒有什麽差別,」安德烈·葉菲梅奇說,「人的恬靜和滿足並不在人的外部,而在人的內心。」

「您這話是什麽意思?」

「普通人從身外之物,那就是說從馬車和書房,尋求好的或者壞的東西,可是有思想的人卻在自己內心尋找那些東西。」

「請您到希臘去宣傳那種哲學吧。那邊天氣暖和,空中滿是酸橙的香氣,這兒的氣候卻跟這種哲學配不上。我跟誰談起第奧根尼來著?大概就是跟您吧?」

「對了,昨天跟我談過。」

「第奧根尼用不著書房或者溫暖的住處,那邊沒有這些東西也已經夠熱了。只要睡在桶子裏,吃吃橙子和橄欖就成了。可是如果他有機會到俄羅斯來生活,那他慢說在十二月,就是在五月裏也會要求住到屋裏去。他準會凍得縮成一團呢。」

「不然。寒冷如同一般說來任何一種痛苦一樣,人能夠全不覺得。馬可·奧勒留[12]說:‘痛苦是一種生動的痛苦概念:運用意誌的力量改變這個概念,丟開它,不再訴苦,痛苦就會消滅了。’[13]這話說得中肯。大聖大賢,或者只要是有思想、愛思索的人,他們之所以與眾不同就在於蔑視痛苦,他們永遠心滿意足,對任什麽事都不感到驚訝。」

「那麽我就是呆子了,因為我痛苦,不滿足,對人的卑劣感到驚訝。」

「您這話說錯了。只要您多想一想,您就會明白那些攪得我們心思不定的外在事物都是多麽渺小。人得努力理解生活,真正的幸福就在這兒。」

「理解……」伊萬·德米泰利奇說,皺起眉頭,「什麽外在,內在的……對不起,我實在不懂。我只知道,」他說,站起來,怒沖沖地瞧著醫師,「我只知道上帝是用熱血和神經把我創造出來的,對了,先生!人的機體組織如果是有生命的,對一切刺激就一定有反應。我就有反應!受到痛苦,我就用喊叫和淚水來回答;遇到卑鄙,我就憤慨。看見骯臟,我就憎惡。依我看來,說實在的,只有這才叫做生活。這個有機體越低下,它的敏感程度也越差,對刺激的反應也就越弱。機體越高級,也就越敏感,對現實的反應也就越有力。這點道理您怎麽會不懂?您是醫師,卻不懂這些小事!為要蔑視痛苦,永遠知足,對任什麽事也不感到驚訝,人得先落到這種地步才成,」伊萬·德米泰利奇就指了指肥胖的、滿身是脂肪的農民說,「要不然,人就得在苦難中把自己磨練得麻木不仁,對苦難失去一切感覺,換句話說,也就是停止生活才成。對不起,我不是大聖大賢,也不是哲學家,」伊萬·德米泰利奇憤憤地接著說,「那些道理我一點也不懂。我也不善於講道理。」

「剛好相反,您講起道理來很出色。」

「您摹仿的斯多葛派[14],是些了不起的人,可是他們的學說遠在兩千年前就已經停滯不前,一步也沒向前邁進,將來也不會前進,因為那種學說不切實際,不合生活。那種學說只在那些終生終世致力於研究和賞玩各種學說的少數人當中才會得到成功,可是大多數人都不懂。任何鼓吹對富裕冷淡、對生活的舒適冷淡、對痛苦和死亡加以蔑視的學說,對絕大部份人來說是完全沒法理解的,因為這大部份人從來也沒有享受過富裕,也從沒享受過生活的舒適。對他們來說,蔑視痛苦就等於蔑視生活本身,因為人的全部實質就是由饑餓、寒冷、委屈、損失等感覺以及哈姆萊特式的怕死感覺構成的。全部生活不外乎這些感覺。

人也許會覺得生活苦惱,也許會痛恨這種生活,可是絕不會蔑視它。對了,所以,我要再說一遍:斯多葛派的學說絕不會有前途。從開天辟地起一直到今天,您看得明白,不斷進展著的是奮鬥、對痛苦的敏感、對刺激的反應能力……」

伊萬·德米泰利奇忽然失去思路,停住口,煩躁地揉著額頭。

「我本來想說一句重要的話,可是我的思路斷了,」他說,「我剛才說什麽來著?哦,對了!我想說的是這個:有一個斯多葛派為了給親人贖身,就自己賣身做了奴隸。那麽,您看,這意思是說,就連斯多葛派對刺激也是有反應的,因為人要做出這種舍己救人的慷慨行為,就得有一個能夠同情和憤慨的靈魂才成。眼下,我關在這個監獄裏,已經把以前所學的東西忘光了,要不然我還能想起一點別的事情。拿基督來說,怎麽樣呢?基督對現實生活的反應是哭泣,微笑,憂愁,生氣,甚至難過。他並沒有帶著微笑去迎接痛苦,他也沒有蔑視死亡,而是在客西馬尼花園裏禱告,求這杯子離開他。」[15]

伊萬·德米泰利奇笑起來,坐下去。

「就算人的安寧和滿足不在外界,而在自己的內心,」他說,「就算人得蔑視痛苦,對任什麽事也不感到驚訝。可是您到底根據什麽理由鼓吹這些呢?您是聖賢?是哲學家?」

「不,我不是哲學家,不過人人都應當鼓吹這道理,因為這是入情入理的。」

「不,我要知道您憑什麽自以為有資格談理解生活,談蔑視痛苦等等?難道您以前受過苦?您懂得什麽叫做痛苦?容我問一句,您小時候挨過打嗎?」

「沒有,我的父母是厭惡體罰的。」

「我父親卻死命地打過我。我父親是個很兇的、害痔瘡的文官,鼻子挺長,脖子發黃。不過,我們還是來談您。您有生以來從沒被人用手指頭碰過一下,誰也沒有嚇過您,打過您,您結實得跟牛一樣。您在您父親的翅膀底下長大成人,用他的錢求學,後來一下子就謀到了這個俸祿很高而又清閑的差使。您有二十多年一直住著不花錢的房子,有爐子,有燈火,有仆人,同時您有權利愛怎麽幹就怎麽幹,愛幹多少就幹多少,哪怕不做一點事也不要緊。您本性是一個疲沓的懶漢,因此您把您的生活極力安排得不讓任什麽事來打攪您,不讓任什麽事來驚動您,免得您動一動。您把工作交給醫士跟別的壞蛋去辦。您自己呢,找個溫暖而又清靜的地方坐著,攢錢,看書,為了消遣而思索各種高尚的無聊問題,而且,」說到這兒,伊萬·德米泰利奇看著醫師的紅鼻子,「喝酒。

總之,您並沒見識過生活,完全不了解它,對現實只有理論上的認識。至於您蔑視痛苦,對任什麽事都不感到驚訝,那完全是出於一種很簡單的理由。什麽四大皆空啦,外界和內部啦,把生活、痛苦、死亡看得全不在意啦,理解生活啦、真正的幸福啦,這都是最適合俄羅斯懶漢的哲學。比方說,您看見一個農民在打他的妻子。何必出頭打抱不平呢?讓他去打好了,反正他倆早晚都要死的。況且打人的人在打人這件事上所汙辱的倒不是挨打的人,而是他自己。酗酒是愚蠢而又不像樣子的,可是喝酒的結果也是死,不喝酒的結果也是死。一個農婦來找您,她牙痛……哼,那有什麽要緊?痛苦只不過是痛苦的概念罷了。再說,人生在世免不了災病,大家都要死的,因此,娘們兒,去你的吧,別妨礙我思索和喝酒。一個青年來請教:他該怎樣做,怎樣生活才對。

換了別人,在答話以前總要好好想一想,可是您的回答卻是現成的:努力去理解啊,或者努力去追求真正的幸福啊。可是那個荒唐的‘真正的幸福’究竟是什麽東西呢?當然,回答是沒有的。在這兒,我們關在鐵格子裏面,長期幽禁,受盡折磨,可是這很好,合情合理,因為這個病室跟溫暖舒適的書房之間根本沒有什麽分別。好方便的哲學:不用做事而良心清清白白,並且覺著自己是大聖大賢……不行,先生,這不是哲學,不是思想,也不是眼界開闊,而是懶惰,托缽僧[16]作風,渾渾噩噩的麻木……對了!」伊萬·德米泰利奇又生氣了,「您蔑視痛苦,可是如果用房門把您的手指頭夾一下,您恐怕就要扯著嗓門大叫起來了!」

「可是也許我並不叫呢。」安德烈·葉菲梅奇說,溫和地笑笑。

「對,當然!瞧著吧,要是您一下子中了風,或者假定有個傻瓜和蠻橫的家夥利用他自己的地位和官品當眾侮辱您一場,而且您知道他侮辱了您仍舊可以逍遙法外,哼,到那時候您才會明白您叫別人去理解和尋求真正的幸福是怎麽回事了。」

「這話很有獨到之處,」安德烈·葉菲梅奇說,愉快地笑起來,搓著手,「您那種對於概括的愛好使我感到愉快的震動。多承您剛才把我的性格勾勒一番,簡直精彩得很。我得承認,跟您談話使我得到很大的樂趣。好,我已經聽完您的話,現在要請您費心聽我說一說了……」

十一

這次談話接下去又進行了一個多鐘頭,分明給安德烈·葉菲梅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此他天天到這個廂房裏來。他早晨去,吃過午飯後也去,到了天近黃昏,他往往仍舊在跟伊萬·德米泰利奇交談。起初伊萬·德米泰利奇見著他還有點拘束,疑惑他存心不良,就公開表示自己的敵意,可是後來他跟他處熟了,他那聲色俱厲的態度就換成了鄙夷譏誚的態度。

不久醫院裏傳遍一種流言,說是安德烈·葉菲梅奇醫師開始常到第六病室去了。謝爾蓋·謝爾蓋伊奇也好,尼基達也好,助理護士也好,誰都不明白他為什麽到那兒去,為什麽在那兒一連坐上好幾個鐘頭,到底談了些什麽,為什麽不開藥方。他的行動顯得古怪。米哈依爾·阿韋良內奇常常發現他不在家,這在過去是從來沒有過的事。達留希卡也很心慌,因為現在醫師不按一定的時候喝啤酒,有時候連吃飯都耽誤了。

有一天,那已經是在六月末尾,霍博托夫醫師去看望安德烈·葉菲梅奇,商量點事。他發現醫師沒有在家,就到院子裏去找他。在那兒有人告訴他,說老醫師到精神病人那兒去了。霍博托夫走進廂房,在前堂裏站住,聽見下面的談話:

「我們永遠也談不攏,您休想叫我改信您那種信仰,」伊萬·德米泰利奇憤憤地說,「您完全不熟悉現實,您從來沒有受過苦,反而像螞蝗那樣靠別人的痛苦生活著,我呢,從生下來那天起直到今天卻一直不斷地受苦。因此我老實對您說,我認為在各方面我都比您高明,比您有資格。您不配教導我。」

「我根本沒有存心叫您改信我的信仰,」安德烈·葉菲梅奇低聲說,惋惜對方不肯了解他的心意,「問題不在這兒,我的朋友。問題不在於您受過苦而我沒受過。痛苦和歡樂都是暫時的,我們不談這些,不去管它吧。問題在於您跟我都在思考,我們看出彼此都是善於思考和推理的人,那麽不管我們的見解多麽不同,這卻把我們聯系起來了。我的朋友,要是您知道我是多麽厭惡那種普遍存在的狂妄、平庸、愚鈍,而我每次跟您談話的時候是多麽高興就好了!您是有頭腦的人,我覺得跟您相處很快活。」

霍博托夫推開一點門縫兒,往病室裏看了一眼。戴著睡帽的伊萬·德米泰利奇跟安德烈·葉菲梅奇醫師並排坐在床上。瘋子愁眉苦臉,打哆嗦,顫巍巍地裹緊身上的長袍。醫師一動不動地坐在那兒,頭低垂著,臉色發紅,顯得淒苦而悲傷。霍博托夫聳一聳肩膀,冷笑一聲,跟尼基達互相看一眼。尼基達也聳一聳肩膀。

第二天霍博托夫跟醫士一塊兒到廂房裏來。兩個人站在前堂裏偷聽。

「咱們的老大爺似乎完全瘋了!」霍博托夫走出廂房時候說。

「主啊,饒恕我們這些罪人吧!」莊重的謝爾蓋·謝爾蓋伊奇嘆道,小心的繞過泥塘,免得弄臟他那雙擦得很亮的靴子,「老實說,尊敬的葉夫根尼·費奧多雷奇,我早就料著會出這樣的事了!」

十二

這以後,安德烈·葉菲梅奇開始發覺四周有一種神秘的空氣。雜役、助理護士、病人,一碰見他就追根究底地瞧他,然後交頭接耳地說話。往常他總是喜歡在醫院花園裏碰見總務處長的女兒瑪霞小姑娘,可是現在每逢他帶著笑容向她跟前走過去,想摩挲一下她的小腦袋,不知因為什麽緣故她卻躲開他,跑掉了。郵政局長米哈依爾·阿韋良內奇聽他講話,也不再說「完全對」,卻莫名其妙地慌張起來,含糊地說:「是啊,是啊,是啊……」而且帶著悲傷的、深思的神情瞧他。

不知什麽緣故,他開始勸他的朋友戒掉白酒和啤酒,不過他是一個有禮貌的人,在勸的時候並不直截了當地說,只是用了種種暗示,先對他講起一個營長,那是一個極好的人,然後談到團裏的神甫,也是一個很好的人,他倆怎樣貪酒,害了病,可是戒掉酒以後,病就完全好了。安德烈·葉菲梅奇的同事霍博托夫來看過他兩三回,也勸他戒酒,而且無緣無故地勸他服用溴化鉀[17]。

八月賴恩德烈·葉菲梅奇收到市長一封信,說是有很要緊的事請他去談一談。安德烈·葉菲梅奇按照約定的時間到了市政廳,發現在座的有軍事長官、政府委派的縣立學校的校長、市參議員、霍博托夫,還有一位胖胖的、頭發金黃的先生,經過介紹,原來是一位醫師。這位醫師姓一個很難上口的波蘭姓,住在離城三十俄裏遠的一個養馬場上,現在湊巧路過這個城。

「這兒有一份申請關系到您的工作部門,」等到大家互相招呼過,圍著桌子坐下來以後,市參議員對安德烈·葉菲梅奇說,「葉夫根尼·費奧多雷奇剛才在這兒對我們說起醫院主樓裏的藥房太窄了,應當把它搬到一個廂房裏去。這當然沒有問題,要搬也可以搬,可是主要問題在於廂房需要修理了。」

「對了,不修理不行了,」安德烈·葉菲梅奇想了一想,說,「比方說,要是把院子角上那個廂房布置出來,改作藥房的話,我想至少要用五百盧布。這是一筆不生產的開支。」

大家沈默了一會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