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世界文學】1994年第5期
米蘭·昆德拉談話錄（摘選）
楊樂雲 譯
人們寫作使內心的某些事物得到解放。但這同美學價值毫無關系……羅蘭·巴爾特的那句話「全都寫下了」非常有害。他暗示說我們寫下的一切生來就有美學價值。我不信這個原則。
審美愉快是我在從未有人說過、展示過或看到過的事物面前感到的驚喜。為什麽【包法利夫人】永遠讓我著迷呢？因為這部小說即使在今天也令我們感到驚喜。它展示的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視而不見的事物。我們在這一或那一情況下都見過一個包法利夫人，然而我們卻從未認出她來。福樓拜撕下了感傷主義和幻想機制的假面具，讓我們看到抒情的故作多情有多殘忍和盛氣淩人。這就是我指的小說的認識。
小說藝術確實是以精於運用模棱兩可之道為基礎的。我們甚至可以給小說下定義說：這是一門力求發現和把握事物的模棱兩可性及世界的模棱兩可性的藝術。這就說明為什麽我們切切不可把自白書同小說混為一談!
小國家和小語種頗為荒謬的優勢之一是它們熟悉全世界的文學，而一個美國人主要了解的是美國文學，一個法國人主要了解的是法國文學。
當一個作家已無話可說而他的專業知識卻使他還能繼續工作時，他也必須緘口不言。無論他有多麽職業化或掌握什麽樣的專業知識，都沒有用。
我來到法國時已46歲。到了這個年齡你不再有時間可以浪費。你的時間和精力都已很有限，你必須作出抉擇：要麽你在回顧過去中度日，回顧你已不在那裏的以前的國家，你的老朋友們，要麽你就努力把壞事變成好事，從零開始，在你現在置身的地方開始新的生活。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這就是何以我不感到自己是個流亡者……我是從布拉格作為移民來到巴黎的。我永遠不會有精力再從巴黎移民布拉格。
譯本是我的惡夢。我顯然是對自己的譯本……進行閱讀、再閱讀、校對並且修改的少數作家之一。
奇怪的是，我的作品最好的譯者是小國家的：荷蘭、丹麥、葡萄牙。他們向我咨詢，提出大量的問題，對每一個細節都擔心出錯。也許在這些小國家，他們還不那麽玩世不恭，他們還熱愛文學。
我不願隨便向你解釋為什麽性行為在我的小說中起著如此重要的作用。這是無意識的、非理性的領域，一個對我來說十分親切的領域。小說家有他的界限，出了這個界限他就無法再對自己的小說講理論了，這時候他就必須知道如何緘口不言。我們已來到了這個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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