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假期，讓上海又迎來了旅遊高峰。不只節假日，這座城市的日常似乎都被高品質、高流量、高能階的演唱會、音樂節、文藝演出、動漫展、文博美術大展、重大體育賽事等活動填滿。在活動琳瑯滿目，每條道路都可以city walk的上海，應該怎麽玩？
上海學者許紀霖認為，中國城市的文化C位正在向上海轉移。這兩年，上海確實正在出現一些新的城市文化，包括文藝、餐飲、街區等，都有新的表達。進而言之，上海在生態、文博、文學、城市營造等方面，也一直是中國城市的表率。
新周刊·九行上海文旅專題【「滬」動指南】
，總結新上海的特征，講述年輕人如何影響與引領上海文化，今年上海哪裏「最上海」？
作者 | 蕭奉
編輯 | 曾寶氣
大上海，還是小上海？這是個問題。
上海灘固然很大。它是中國人口最多、經濟規模最大的城市。 光是一條五光十色的大馬路（今南京路），就串起了十裏洋場的繁花似錦和半部中國近代史的風雲激蕩。 自開埠以來，上海就像是一顆越來越大的恒星，重力越來越強，人們如畢飛宇在【上海往事】裏說的那樣永遠做著上海夢，好不容易上岸進城了，「卻反而掉進了大海」。
外灘繁華的夜色，仿佛渲染出這座城市的底色。（圖/unsplash）
上海也很「小」。被稱為「上海女兒」的作家程乃珊說，「小」是大上海的精度，上海人的日常閑話就喜歡說「小樂惠」「小弄弄」「小悠悠」，有事沒事「搓搓小麻將」「抿抿小老酒」，一輩子追求「小洋房」「小汽車」「小花園」「小公寓」「小房子」，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上海有一檔很火的裝修節目就叫【室雅何須大】。
綠樹掩映的小洋房。（圖/unsplash）
要給上海下一個定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似乎怎麽說都行，似乎怎麽說都不夠。
上海是中國當下city walk潮流的源頭。 差不多一百年前，上海大馬路就有了通冷氣、裝電動扶梯的百貨商場，它平等地對所有市民開放，即使愛湊熱鬧的小市民們每天都來「白相」（玩），只逛不買，這些商場也無任歡迎。於是，citywalk就成為了上海這座城市的文化。程乃珊說得到位，這是跟中國人傳統的休閑完全不一樣的愛好，茶館聽戲、琴棋書畫都是在封閉場所裏進行的，而上海人蕩馬路是全開放式的。
上海的街道上，人來人往。（圖/unsplash）
上海也是一個會過日子的城市。許多人還記得前兩年做核酸的時候，有些上海人會穿得整整齊齊、得得體體下樓排隊，一點都不馬虎。那是上海灘「老克勒」們留下來的派頭，衣服永遠要妥帖。老克勒木心最懂此道：「一套新裝，要經‘立’、‘行’、‘坐’三式的校驗，立著好看，走起來不好看－―勿靈。立也好走也好，坐下來不好看――勿靈。立行坐三式俱佳，也不肯連穿兩天。‘衣靠著，也靠掛’，穿而不掛，樣子要廢掉，掛而不穿，樣子要死掉。」
如此這般的講究，也是因為上海乃中國最早出現職業群體的城市。中國第一批銀行經理，第一批電話接線生，第一批百貨商店售貨員，第一批速記員，第一批護士……都出現在上海，他們是中國最早過上城市化生活的人。
一家家生活方式類店鋪湧現在上海街頭，以更年輕的方式延續著這份對生活的在意。（圖/unsplash）
但上海並非只有耽於享受的個人生活，它的城市精神正如它的地理位置，不南不北，不偏不倚，自有其調和南北而自成一體的「上海範兒」。1911年的南北議和，在上海；1919年北洋政府與護法軍政府的和平談判，還是在上海。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大陸最具活力的文化批評流派，不在南，不在北，恰恰也在上海。
現在呢？ 這二十多年來，一直有論者認為，上海文化似乎有些落寞了。 「五十年河東河西，誰來再給京派、海派重新梳梳辮子?離開上海時，我滿腦子晃動著形形色色的上海人:懷舊的、通達的、憂憤的、精明的、高傲的、怪異的……什麽時候上海再出一個張愛玲呢？」1993年，一位北京作家到訪上海後，感到頗為失望。
歷史學者、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許紀霖在上海出生和成長，從1980年代開始便留心上海文化。本世紀初，他也曾痛心地指出， 上海文化只剩下一種文化，就是「小資文化」。 小資文化的形式極多，最核心的特點是「非日常」，與一般平民的生活沒什麽關系，只是為了制造身份區隔。
加入世貿組織以後，上海成為了世紀初全球化浪潮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獲得了很大的發展。然而，在許紀霖看來，那時的上海文化是萎縮了的：「這幾年上海是發展了，成為全中國、全世界異域文化展覽的碼頭，但上海自家的文化在哪裏呢？」
上海靜安寺。（圖/圖蟲創意）
文學上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作家屈指可數：作為曾經引領中國電影的重鎮，已經很久沒有一部拿得出手的作品了；戲劇上也乏善可陳，越來越膚淺和商業化。對比上海文化的黃金時代，上海人許紀霖不能不感到失落：「要知道，過去的上海，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公認的全國文學、電影、話劇中心啊！」
也許歷史總會有輪回，當我們再次來到一個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化似乎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黃金時代。 許紀霖認為，這幾年文化中心的C位重新回到了黃浦江邊 ，「孔雀東南飛，許多科技、人文、創意和藝術精英從北方南下，駐窩在張江、前灘、徐匯濱江、蘇州河畔」。這幾年上海引人註目的city walk、咖啡浪潮、學術酒吧、動漫展、大型演唱會、話劇表演、脫口秀、藝術展和電影節，或許就是這一文化復興行程的第一批結果。
在年輕人口中，這座城市更常以「魔都」的代稱出現，它有一種令人著迷的魔幻氣質。（圖/unsplash）
這個新的上海文化與人們口口相傳的那個老上海，有什麽因緣？作為第三代上海人，他印象中的上海發生了什麽變化？這一代年輕人會給這座城市帶來什麽樣的可能性？帶著這些疑惑，我們在上海采訪了許紀霖。以下是他的回答。
許紀霖，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紫江學者，多年來從事20世紀中國思想史和知識分子研究，以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
從紹興到上海，
一個典型的上海移民家庭
新周刊 ：我們從杜亞泉先生說起，你的家族是隨著他來到上海。他與許家是什麽關系？
許紀霖 ：我是上海第三代移民，原來老家在浙江紹興，爺爺那輩來了上海。杜亞泉是我奶奶的伯父，現在來看，關系似乎很遠，但那時候我們說一個大家族，親族之間的關系是很近的。
在清末民初的時候，杜亞泉已經是很有名的文化人，辦過學校，辦過報館，1904年進入商務印書館，後來主持商務編譯所理化部，還兼任過著名的【東方雜誌】的主編。他在商務印書館組織編譯了很多博物、理化、算學等科學類的圖書，可以說是近代自然科學最早的啟蒙者之一。
杜亞泉在上海紮根之後，就把我們全家都帶出來了。我們是一個典型的紹興家族，我爺爺往上歷代都是做師爺的，我奶奶那邊家族也出了很多文人。那時候中國人很註重家族、同鄉關系，一個人出來了往往把一家子都帶出來，所以當時理化部有很多紹興人，國文部大部份是常州人。杜亞泉的堂弟杜就田是我的曾外祖父，當時也在商務印書館的【婦女雜誌】做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