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誰敢相信，民國「大師」的紀念館，裏面鄭重擺放「大師」生前著作，居然至少有7本是別人冒名頂替的？而且，這種類似「金庸新作品」的玩意，公然在「最專業人士」眼皮底下陳列，都幾十年沒人發現？這一幕滑稽鬧劇，是真實存在的，就發生在前些年的台北「林語堂故居」。
1960年代林語堂家眷
話說，在對岸台北，著名的陽明山仰德大道上，有一座同樣著名的「林語堂故居」。這座故居是1966年「蔣公」贈送給「幽默大師」林語堂的，林語堂也是懂事承情，人家敢送他就敢要，斷斷續續住了10來年，不亦樂乎。林語堂死後，他還留下遺囑，讓人移靈至此，長眠於後園。由於林語堂的國際知名度，這棟樓後來就被辟為「林語堂故居」，請專業人士看守，並對外開放，很快成為本地有名的觀光景點。由於是紀念館性質，裏面自然擺放了不少故居主人林語堂生前著作，小說散文轉譯全部齊全，就如同所有文化名人的故居一樣。
可是，大約40年後的某一天，一位女教授慕名前去參觀，匆匆瀏覽並請人取出玻璃櫃裏的「林語堂系列譯著」翻閱一過後，頓時大吃一驚，趕忙叫來工作人員！據她後來發表的文章說，這所「故居」離譜到不可思議：館內鄭重其事收藏陳列的「林語堂著作」，居然大量都是別人的偽作，尤其是譯本，至少有7種是證據鑿鑿可以當場確定的「假冒偽劣產品」，是借「林語堂」名頭兜售的仿品；而堂堂「市文化局」居然不察，讓它們登堂入室，蒙混過關招搖撞騙了數十年。報紙一經刊出，輿論頓時大嘩，這個事也從此成為轉譯圈內的一大笑柄。
林語堂故居.台北
但這樣的「轉譯醜聞」，難道真的是偶然失誤嗎？那位「揭露」的女教授就不這麽認為。她說，「轉譯」這行當，表面上只是文字轉譯，其實不知道「水有多深」呢！結論就是：任何人乃至任何再「專業」的機構，如果能力不足，勘察不夠，都會看朱成碧被騙；不僅被騙，更可怕的是，還會稀裏糊塗為之背書，不自覺淪為「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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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女教授，能輕易破掉所有人幾十年都蒙在鼓裏的「大案」，當然不是吃素的。她來頭不小，本就是轉譯界資深人士，台大中文系出身，拿過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研究博士學位，現任台師大轉譯研究所教授。她，就是著名的「行業刺頭」——賴慈蕓女士。
我：放心，不賣書
為了繼續「勘察」轉譯圈及同行們的「醜人醜事」，這位賴女士甚至還專門寫了一本書，大篇幅地專業「爆料」。這本書就是去年大陸讀書圈也很暢銷的【轉譯偵探事務所】。在這本書裏，賴慈蕓女士興致勃勃地公開「揭露」對岸轉譯行當以及同行們的種種「黑幕」，而且多是大陸讀者鮮為人知的「大案要案」，「怪案奇案」，一點秘密不留，一點情面也不留。對於她的那些同行們來說，「千年等一回」等來這樣的鹽油不進認死理的狠人，也是 褲襠裏進螞蟻——坐立不安了。
在賴女士的筆下，好些行業勾當與其說是「黑幕」，還不如說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拍案驚奇」。比如，1970年末台島當局曾全力行銷的一部「網紅書」【南海血書】，連所有中小學生都要被勒令購買，然後寫心得上交。這本書譯者名為朱桂，他宣稱這本書是他在南海捕魚時，在一個荒島上偶獲的一份長篇絕筆血書，是越南文寫成，而他剛好通曉越南文字，所以通曉轉譯了出來，不想一出版就洛陽紙貴，成為對岸轉譯史上有數的「現象級」譯本。可是，33年後的2003年，譯者朱桂本人突然親自站出來，說這本書是偽造的，是他自己當年還是「無名氏」時，沒事玩玩的瞎創作，只是完全沒想到居然會一炮而紅，而且持續發燒，他又不敢聲張。直到晚年，他實在良心不安，才自己主動戳破真相。這麽一場騙局，整整維持了30多年，涉及面之廣，案情之離奇，可能是全世界範圍內都罕見的。
再比如，1955年台北出了一本【魯濱遜】，譯者署名「胡鳴天」，也是那時的名著名譯，銷量極大。隨後數十年，這個中譯本接連再版，應該是對岸讀者最多的譯本。唯一蹊蹺的是，這本譯作的譯者署名，簡直變幻莫測，幾乎每再版一次就要更換一個名字。前前後後，除了署「胡鳴天譯」，還有「鐘斯譯」、「紀德鈞譯」等等，社會各界讀者被搞得找不到北。好在這積年懸案還是逃不過賴慈蕓的火眼金睛，最終破案。
為了查明真相，賴慈蕓「上窮碧落下黃泉」苦苦探尋，花費了好幾年的時間，窮遍兩岸三地所有線索，最終依靠一個冒名的翻印版本，明確譯者真實姓名其實叫「吳鶴聲」。但此君到底何方神聖，她至今也毫無頭緒。她問遍了所有相關人士，沒人知道他到底是誰——其實大量譯本都有這樣的「無名英雄」。只是，更令人發噱的是，「胡鳴天」、「鐘斯」、「紀德鈞」這三個名字，一度是台島譯界的「萬年假名」，各種偽造譯本就喜歡這仨名字。出自他們名下的偽譯本，在對岸可謂層出不窮，幾乎包辦了英、法、俄、意、西所有外語語種，讓人瞠目結舌，始終想不明白為什麽。難道說，「胡鳴天」、「鐘斯」、「紀德鈞」這三個名字，是一種特殊的吉祥字？
賴女士還喜滋滋地轉述了一個會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鏡的秘聞：話說198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曾出版有【蔣XX秘錄】一書，譯者標的是「蔣XX秘錄轉譯組」；可實際上，這個譯本是直接抄襲自台島的譯本。而這樣一本由對岸當局於1974年隆重推出的「中文書」，居然又是轉譯自日文，甚至中文單行本比日文還早數月。而且，到了1980年代，這書居然又出了英文本！也就是說，它到底誰譯誰的，變得撲朔迷離。如此兜兜轉轉下來，幾乎出版者自己都迷糊了：這書的底本，到底是中文還是日文還是英文啊，都要沒人理得清楚了，遂成無頭公案。
類似種種行業八卦，其荒乎其唐程度，堪入當代笑林。也許，世界本是個草台班子，各行各行都有很離譜的「驚天大秘密」，圈內人要麽笑而不語，真要講永遠都講不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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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堪稱「黃金配角」的「蔣公」，書中還濃墨重彩提及的一樁更顯歐威爾式荒誕感的奇聞，讓敝人深夜看到時，都快繃不住了：
話說，「蔣公」生前特嗜美國考門夫人的【荒漠甘泉】一書，曾親自「審定」出版了一部中譯本，死後還放置棺木中陪伴下葬，反正是前所未有的鄭重其事。可是，他至死都不會知道，這書中譯本，其實早就和原書【Streams in the Desert】關系不大，是身邊幕僚專門為他量身定「譯」的——也就是為了迎合他的喜好，不惜完全脫離原文，硬是編制了這一本「中譯本」。可憐的蔣公，最愛讀的書，愛到死後要陪葬的書，迷戀到了跟唐太宗癡迷王羲之書法一樣程度的書，居然是一部「偽書」。不知道這件事算不算中國轉譯史上的最大「騙局」？連作者自己，寫到這裏，都忍不住連飆三道質問：「到底是誰騙了誰？誰要騙誰？還是誰在騙自己？」
賴女士的這間「轉譯偵探事務所」，顯然不是課余掛牌開著玩的，是動了真格的。賴女士最擅長的，正是「行業捉奸」。這也不怪她狠辣，中文世界往往是「文章一大抄」，轉譯更不在話下，很多譯本即便出自名社名家，其實也難免有「雅賊」上下其手，肆無忌憚。比如大陸前些年鬧得沸沸揚揚的那件「大案」：著名大轉譯家陳筱卿突然被告，指控他2005年轉譯出版的【格蘭特船長的兒女】一書，直接搬運抄襲了已故泰鬥範希衡1956年譯本，而原告正是範的女兒。官司打了整整5年，直到2022年1月，上海的法院才最終下達判決書，判決陳筱卿抄襲成立！隨後，陳也不得已在【北京晚報】刊登了道歉聲明，著實晚節不保。這是國內轉譯界的一個大瓜，它光溜溜表明一個醜陋事實：即便是轉譯圈大佬，都功成名就德高望重老前輩了，利欲熏心的驅動之下，照樣會鬼使神差地幹抄襲的勾當！
賴女士不愧為轉譯圈的「偵探女神」，為了洗雪冤情，勘定疑案，她費盡心血，投入巨大，而初衷僅僅是讓這個行業更幹凈。近5年多來，她多次往返北京、上海、香江乃至國外大學及其公共圖書館，從來都是自費，目的只有一個：追查出各種抄襲譯本的源頭，然後陸續發表出「評測文章」，或還轉譯圈一個清白，或直接抓現行，反正就是要除暴安良，正本清源。而據她的說法，截止到前年底，她已查出為抄襲本的譯本1478種，被無辜抄襲的「種子書」超過600種，被冒名的譯者達380余人。也就是說，我們目前看到的坊間各種「世界名著」，尤其是譯者不知哪來阿貓阿狗的，往往極大概率都是抄襲之作。原來我們所見所讀的譯本，目前已知的，至少都有1478種都是抄襲或搬運的，這是什麽概念和比率？真不敢閉眼想。
據她說，有個別名家早期譯本，是被盤剝的最慘的。比如張愛玲譯的【老人與海】、傅東華譯的【飄】、李霽野譯的【簡.愛】，幾十年來被不法之徒一抄再抄，有的連續作案20次之多。張愛玲要是知道報案，或許去世後的版稅遺產，能增加個10倍都說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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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做起了「學術偵探」，賴慈蕓也發現，當代轉譯圈的各種烏龍案、掉包案、抱錯孩子案，往往一件比一件離譜。
比如，在過去的文化界，大家普遍以為 法國作家司湯達 的名著【紅與黑】在台島上譯本只有一種，就是「1978年遠景出版社黎烈文譯本」。結果經賴女士一查，「真相」完全不是這個樣子：原來大陸早期的兩種譯本即趙瑞蕻與羅玉君的，台島書商早在1950年代就找來不知道翻印了多少次掙了多少銀子。但是，書商有意遮掩，從不會聲張，只是悶聲發大財，而幾乎所有讀書人似乎都眼神不好，從沒人發現和質疑。
再比如，台島最早引進的莎士比亞故事【丹麥王子】，刊於1906年的【日日新報】上，作者（譯者)署名「觀潮」，這是此前學界公認的說法。可是賴女士拿出舊報刊一查以比對，赫然就發現，這個所謂的譯本實際是洗稿自晚清林紓的，是很巧妙的移花接木改頭換面法而已，似乎所有「專家」也都蒙在鼓裏，就是發現不了。賴女士的類似發現，似乎也能證明一個可悲的事實：所謂「大專家」，所謂「大學者」，其實往往連常識都不具備，專著可以一年一本地出，可是連最基礎的材料都可能是從未翻閱過的。所以，所謂「醜 聞」何止是轉譯界，何往而不是呢？
當然，轉譯界也不僅僅只有「醜聞」，也有大量讓人開心的段子、趣聞。比如按賴的說法，名滿華夏的「仲馬」父子，即寫出【茶花女】與【基督山伯爵】那對，人家法名「Dumas」，正常漢語音譯顯然該叫「杜馬」。中國人之所以一開始就錯叫成為「仲馬」，完全是1899年首譯【茶花女】的譯者林紓的「罪責」：林紓是福建人，閩南語「知端不分」，即現代漢語的「zh」聲母在中古語系是「d」聲母，所以「Dumas」楞是讓他念成「仲馬」，從此一錘定音，積非成是，「杜馬」就誤成為「仲馬」，讓中國人掛在嘴邊直到現在，也沒改過來。這對父子文豪，就因為一個福建人普通話的不過關，在漢語世界受委屈太大了。
再比如，當年與林紓合作大張譯業的「曉齋主人」王壽昌，我想絕大多數人都不會知道，他的孫子其實在當代華語文壇更是赫赫有名，那就是去年剛辭世的著名作家王文興。類似這種「家族關聯」案，最搞笑的，則可能還得屬於那樁「兩個憨孫案」：話說2009年，一代名譯耿濟之的外孫聽說外公失傳的【罪與罰】在台島突然出現，特意從美飛台見證奇跡，稍後還將這個版本的【罪與罰】譯本以祖孫合譯的署名方式整理面世，還請了鄭振鐸的孫子作序鼓吹。
本來，多傳奇多美好的文壇譯苑佳話，可惜很快被人「打臉」：有人發現，這個所謂的「失傳本」，其實壓根不是耿濟之當年遺失的那部，而是市面常見的1936年上海啟明書局的汪炳焜譯本。這是不慎鬧了一出轟動兩岸三地的大笑話。也許，一部「當代轉譯史」，還真是一部「罪與罰」的故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