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能比肩【三體】的，竟然是它？

【風聲】並不是麥家的作品第一次被改編成影像。2006年，他的長篇小說【暗算】被改編成電視劇，收視峰值高達14%。

電視劇大熱之後，麥家又憑該作獲得了第七屆茅盾文學獎，茅盾文學獎一直被視為中國規格較高的一個純文學獎項，寫諜戰小說的麥家獲獎引發了學院派評論家的口誅筆伐。

今天看來，這場爭議其實是歷史的誤會：世紀初的純文學日漸萎靡，彼時的學院派對於新媒介下的文學現象非常隔膜。

2009年山東大學一場批評麥家的研討會上，有個與會學者不經意地提到了劉慈欣的名字，說大劉是「不被大家熟悉」——盡管當時【三體】已經出版了第二部。麥家和大劉，早已經是各自圈子裏的翹楚，但當時還沒有進入「大眾」的視野。

不過這位學者有一點說得很對：麥家和劉慈欣確實從屬於同一個文化浪潮，【暗算】和【三體】有著很多共性。

最直觀共同點就的是二者都善於營造恐怖氛圍。【暗算】中壓抑、窒息感絲毫不輸於【三體】，秘密機關「701」就是一個黑暗叢林，盡管拍的是解放後的故事，可仿佛下一個鏡頭就會有一幫「中統」沖擊來把主人公們一網打盡。

從更廣闊的視野上講，麥家和劉慈欣都是世紀初同一撥文學浪潮中較為顯眼的人物。

在【暗算】熱播之前，紅色記憶的浪潮已席卷新世紀的熒屏：【激情燃燒的歲月】（2001）、【一雙繡花鞋】（2002）、誓言無聲（2002）、【如此多嬌】（2004）、【歷史的天空】（2004）、【亮劍】（2005）、【古城諜影】（2005）……

如果當時的文學批評界對跨媒介現象更敏感點就會明白：【暗算】不是中國的【達·芬奇密碼】，而是這波土生土長的紅色浪潮的代表。

新世紀的紅色浪潮和五六十年代的紅色經典貌合神離，兩者並非簡單繼承的關系。在紅色經典中，信仰受到重視，技術受到輕視。

如【永不消逝的電波】中尖端的器材都是反動派使用的，而革命者李俠則用信仰戰勝了敵人的科技，在敵人的註視下從容發完了最後一通電報。信仰與技術的輕重次序，確立起了紅色經典中革命敘事的合法性。

而【暗算】裏，新中國的國家安全人員顯然更關註技術而不是信仰。【聽風】的主人公阿炳是一個智力低下、聽力超常的瞎子，對革命毫無認識；【看風】的主人公黃依依是一個歸國數學天才，卻因作風問題而不容於革命政權。

阿炳

黃依依

【捕風篇】的主人公錢之江倒是有點接近李俠這樣傳統的革命者，不過【捕風】是建國前的故事，在整個作品中本來就比較另類。

如果說紅色經典書寫的是理想的「革命者」，那麽新世紀以來的紅色浪潮所書寫的則是「紅色工程師」。

像【三體】中的葉文潔、葉哲泰一樣，阿炳和黃依依對於革命意識形態其實並無認同，甚至自己可能還是「革命」的物件，但他們都陰差陽錯地卷入了革命，又因身懷異術而在革命浪潮中發光發熱，實作了個人價值、這種角色在六七十年代肯定是要受批判的：紅色浪潮已經不知不覺摒棄了「紅色經典」面的烏托邦維度。

吊詭的是，「紅色浪潮」雖不怎麽認同革命意識形態，卻崇拜禁欲和苦行。無端的恐怖和壓抑氣氛籠罩了「701」，使觀眾全然分辨不出這是49年之前的地下黨還是49年之後的保密機構。這不能籠統地看作戲劇技巧，實際上令人窒息的恐怖正是麥家本人所要竭力傳達給觀眾某種價值。

軍校畢業後，麥家曾在情報部門服役，軍教生涯並沒有讓他筆下的密碼戰更可信，卻為他筆下的軍人蒙上了崇拜的光暈。在【暗算】的【後記】中他寫道：「在一座秘密軍營裏，我結識了一群特殊的軍人。他們是人中精靈，他們的智慧可以煉成金，他們罕見迷人的才華和膽識本來可以讓他們成為名利場上的寵兒……」

盡管麥家本人並沒有透過這支秘密軍隊的篩選，但「他們卻再也沒有走出我的心田，他們像你少年時代一場單相思的戀愛，因為神秘而變得完美……」

這確實是一場單相思，成為作家的麥家一直沒有走出他的少年經驗，始終徘徊在那座不得其門而入的神秘軍營門口，羨慕地張望。從安在天對於黃依依、林小芳不近人情的態度中，觀眾們依稀還可以窺見「硬派男孩」對集體主義、禁欲生活的由衷向往。

偉大的作家透過對經驗的反芻變得成熟寬厚，有才氣的二流作家則終生囿於少年經驗不能自拔。維克多·雨果在生平最後一部長篇【九三年】中寫道：「在一個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法國革命與反革命反復廝殺的腥風血雨引導他走向了悲憫眾生的人道主義，而麥家卻沒有從自己的經驗中走出來，至今還在一遍又一遍重復著少年時代的英雄夢。

要像雨果那樣超脫於黨派相斫報復的漩渦，就要承認還有更高的人性法庭，而麥家也好、劉慈欣也好，新世紀以來「紅色浪潮」的作者們都不約而同地藐視人性法庭的權威。

有的批評家認為，「紅色浪潮」是用流行元素為主流意識形態註入活力，這種「一加一等於二」的批評過於簡單化了：「紅色浪潮」並沒有從「紅色經典」中吸收什麽，它是懷舊的，並不具備持久的內生力量，「斯亦不足畏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