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鍋
前幾天，加拿大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艾麗絲·蒙路因為第二任丈夫性侵自己與前任的女兒的事件刷屏，人們震驚於一個被無數人從女性主義角度研究過的作家竟如此自私而傲慢地漠視女兒的痛苦。
蒙路擅寫性侵，其黑暗、模糊、曖昧，受害者漫長的痛苦、暴烈的復仇被一再書寫，如今似乎可以得到解釋。
艾麗絲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西南部的小鎮威漢姆，距離多倫多大約125英裏，距離倫敦70英裏。如果想要到達這個小鎮，需要經過「一個復雜的由大路和小路組成的道路系統」，並且「從地球的任何一個地方都不能輕輕松松地到達」。
艾麗絲渴望上大學，逃離家庭和故鄉。她聰慧而且目標性強，拿到了西安大略大學新聞系的獎學金。
在大學她遇到了兩個男性，一個是她的第一任丈夫吉姆·蒙路，一個便是此次新聞事件的男主角、她的第二任丈夫弗雷姆林。
她和第一任丈夫在圖書館相識：「大學二年級的一天，我在圖書館看書，因為沒多少錢買吃的，我經常餓著肚子。正餓得不行的時候，我看到一塊巧克力掉在了地上，然後一個男生悄悄地把它撿了起來。望著他猶豫不決是否該把它放回褲袋的樣子，我走過去請求為他吃掉這塊巧克力，我們就這樣認識了。」
和弗雷姆林的相識則似乎更有戲劇性。
艾麗絲在他們大學的學生出版物【手稿】上發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說【陰影的維度】，那一期【手稿】一共刊登了11篇作品，第一篇是蒙路的，第二篇的作者則是弗雷姆林。
弗雷姆林是二戰老兵，曾經在加拿大皇家空軍服役，退伍後讀大學，是學生社團的風雲人物。艾麗絲對他十分仰慕，之所以要把【陰影的維度】送到【手稿】，是因為她誤以為弗雷姆林是【手稿】的編輯。
可惜這期【手稿】出版的時候，弗雷姆林已經畢業了，但他還是給艾麗絲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將她和契訶夫相提並論，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次有人把艾麗絲和契訶夫放在一起比較。
1951年，20歲的艾麗絲沒有畢業就輟學結婚，跟著丈夫來到溫哥華生活。在這段婚姻中，她生了四個女兒，第二個女兒一出生就死了，最小的女兒就是此次事件中的安德莉亞。
1963年，吉姆辭職，全家人搬到維多利亞，開張了第一家「蒙路書店」。這家書店雖已轉手，但還是常被譽為「世界最美書店」。
這段婚姻的主要問題似乎集中在家務和寫作的沖突上。1971-1972年間，經過反復的出走和分居，艾麗絲徹底離開維多利亞的家，回到了安大略的倫敦市。
在分居的這段時間，艾麗絲在寫作上漸入佳境。1974年，她接受了加拿大廣播電台的一次深度采訪，弗雷姆林聽到了這次訪談，重新聯系上了她。
1976年，艾麗絲和吉姆正式離婚，又都於同年再婚，艾麗絲嫁給了弗雷姆林，視他為「一生摯愛」，但她終身保持蒙路的姓氏。2013年4月，弗雷姆林去世。10月，艾麗絲獲諾貝爾文學獎。
1994年，也就是安德莉亞鼓足勇氣把秘密告訴母親之後的兩年，蒙路出版短篇小說集【公開的秘密】，這本書的最後一篇叫【破壞分子】，全文18876字，在蒙路的小說中不算長。
小說的第一章，講一個女人貝亞懷念因心臟搭橋手術意外去世的丈夫拉德納。拉德納二戰時期曾經在英國皇家空軍服役（弗雷姆林曾在加拿大皇家空軍服役）。她回憶他們的第一面：「拉德納繞過房子迎面而來。在貝亞的印象裏他帶著一只兇惡的狗。但不是這麽回事兒，拉德納根本沒有狗，他自己就是那只兇惡的大狗。」這一章的基調似乎是憂傷的「永失我愛」。
小說的第二章，開始於年輕女人莉莎告訴丈夫沃倫：有一個叫貝亞的女人從多倫多打來電話，請她去鄉下看看她和丈夫居住的房子水管有沒有因為暴風雪而爆裂，他們不能回去，因為她的丈夫拉德納要做心臟搭橋手術。莉莎這樣解釋這件事：因為我知道鑰匙在哪裏，所以她請我過去。我和她沒有什麽關系，不過我上大學她給了一些錢，反正她有錢。到了貝亞和拉德納的家裏之後，莉莎開始大搞破壞，把抽屜裏的東西、廚房裏所有的液體都倒出來，打碎瓶子，踩爛動物標本，撕破書，在墻上寫「罪的工價乃是死」，然後溫柔地給貝亞打電話，抱歉而憐憫地告訴她，不知哪裏的野孩子鉆進來，破壞了她的屋子。
小說的第三章回到莉莎的兒童時期，她住在拉德納的農場對面，生活的關鍵詞是缺失的母親、不負責的父親、窮困的家庭。她和弟弟肯尼經常和拉德納一起消磨時光，學習如何把動物屍體做成標本，學習的東西可能不止於此——這章雖然出自莉莎的視點，卻寫得曖昧模糊，性侵只是影影綽綽。
有一天，貝亞作為拉德納的女朋友出現了，她和莉莎一起下河遊泳，而拉德納在她們身後幹活。在莉莎的視點裏，貝亞在水中的動作雖矯揉造作，卻是可愛的；而拉德納在她的背後誇張地揮舞雙臂模仿她，特地讓莉莎看到他對她的羞辱和蔑視。貝亞顯然也感覺到了這一點，但這一章中沒有任何貝亞的主觀視角，所以她如何原諒拉德納，「或者只是不去記起」，並且把它繼續昇華為愛情，讀者不知道。
拉德納在莉莎的敘述中是黑暗、危險而有力量的：「在她和他的秘密生活中，可怕的事情往往也是有趣的，惡劣裏往往摻雜著愚蠢，你必須用一副愚鈍的面孔和聲音加入其中，假裝他是個卡通怪獸，你無法擺脫，甚至也不想擺脫。」
無需過度解讀，可以看到蒙路已經在此篇小說中完成了自己對女兒被丈夫性侵這件事的理解和評判。她無情地嘲笑自己（貝亞的懦弱和自我欺騙），並用一場虛無的破壞代替了現實生活中對性侵者的懲罰。
這篇小說如今讀來最令人不適之處在於它迷戀於刻畫被害者對犯罪者似拒還迎的復雜感情：「她（莉莎）渴望拉德納樹下的陰涼，好像那是一片黑色的池塘。」對應了現實中弗雷姆林將自己的罪行歸咎於幼女是有意誘惑男人的「羅莉塔」。
極致的寫作者常常將生活和文字本末倒置，現實生活中的生命和生命體驗既不真實也不重要，除非它能夠成為寫作素材。一切贖罪、反思和自我批判，在文字層面完成就算真正完成了。
某種程度上，我們看到的很多藝術品，都是藝術家為了自洽、為了理直氣壯的自私和無情而掙紮出來的。
而蒙路的家族在漫長的時間裏，竟然也為了所謂母親的榮譽而無視親人真正的痛苦，同樣令人震驚。榮譽，甚至諾獎，怎麽可以與一個生命的真實痛苦相比？
Joe Wright有個著名的電影叫【贖罪】，影片中妹妹因為嫉妒間接害死姐姐和姐姐的情人，卻在晚年寫小說，在她的書中，姐姐和情人終於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情人對她說：把真相原原本本地寫下來，不要押韻，不要修辭，我們就原諒你。妹妹照做，並且在接受采訪的時候欣慰地說：我把幸福還給了他們。
我對所謂早慧多思少女的厭惡從這裏開始。妹妹的所謂贖罪方式，可作為這同時存在於現實和小說中的性侵事件的一個附件，抑或一個自辯的旁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