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強丨作為精神掩體的書房

2024-06-25文化

學者介紹

童強，文學博士，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大學高研院兼職研究員，曾任南京大學藝術研究院副院長主持工作。主要從事中國藝術理論、思想史、空間哲學等方面的研究，主要著作有【藝術理論與空間實踐】（2019）、【中國政治思想史】（2018）、【空間哲學】（2011）、【嵇康評傳】（2006）等。

作為精神掩體的書房丨童強

讀書人總是不太好意思說自己，說自己的書房就更有些惶恐。惶恐有二，一則當學者退回到自己的書房時，就再沒有退卻的余地了。二則書房難免是學者的光暈，真的得意起自己的手工所需要的材料與工具，似乎活得又不夠通透。

書房在相當程度上反映學者的工作狀況、學術狀況，是學者的寫照，特別是其內在本質的折射。所以，我很擔心聊著聊著書房，自己本性上的笨拙與偏狹都會不經意地暴露出來，問題在於通常這種情況下，自己往往不會覺得。熱情的演講者講得非常投入的時候，能意識到已經過了飯點的聽眾頗有些不耐煩的情緒是非常困難的。

1990年我的書桌

從某種意義上說，書房是學者的精神掩體，讀書就是在為自己修建這樣一個永久性的掩體。這當然不是說讀書人要與世隔絕，而是說書房在必要時能夠抵抗外在的紛擾，是一個安靜所在，一個最容易找到自己的地方。一位學者，特別是人文學者說起自己的書房，這意味著自我的敞開、透亮。掩體的內部，是讀書人最溫柔的地方。揭開自己脆弱的一面，當然不免有些驚慌。

人們常說知識就是力量，不論怎麽說，現實生活中的飽學之士常常會引起人們的敬畏之心。歐洲中世紀的人們認為教皇西爾威斯特二世是一個術士，因為他讀了書，能使人產生玄奧的恐怖。這無疑能夠增強教會的權力，難怪到了現代，教皇仍在新年來臨之際要用多種語言向信徒祝福新年。同樣，中國古代社會始終采用古奧的文言以及華美的駢體撰寫公文，無疑就是想拉開朝廷與草民之間的距離。那些能寫出華美文章的官人，都仿佛懷揣著五色筆，被人們視為神人、天人，獲得了崇高的社會地位。想想一個官員用某種奇怪的腔調宣讀皇帝的詔書，或者縣太爺在衙門大堂上宣布判決時，小民匍伏在地，渾身戰栗，卻一個字沒聽懂，那是該如何的驚恐，完全搞不清眼下的狀況直接造成蒙昧。小民聽不懂、看不懂的官話天書，憑空造成官民天壤之別。官用禦用成為古代文學最為突顯的功能。用這種與口語相去甚遠、莊重典雅的、須耗費十年二十年才能掌握好的文言來書寫公文，正是文學家可以發揮天才的地方。文學經久不衰。

知識、技能帶來威望。但羅素認為，進入現代社會，由於教育的普及，知識者的權威降低。如孔乙己一般的知識者失卻了自尊。羅素聲稱，現代知識的核心——科學知識盡管掌握起來非常困難，但它本身並不神秘，努力掌握科技的人並不會引起人們的畏懼。他說：「科學使人對自然界的行程能有一些真正的了解，因而打破了人們對於巫術的信仰，也就是打破了有學問的人的尊敬。」（【權力論】30）現代人與科學知識之間的距離大大縮小，知識的魅力日漸消解，以科學為代表的知識的神秘感不斷消失。

事實上，人們對於學問的敬畏，並不在於知識本身，而在於圍繞知識所形成的外在光環，知識的「外觀」具有魅力、魔力。古代詩話中流行著得了病可以念誦老杜血肉模糊的詩句加以療治，正是魔力的神話。知識的光環正如本雅明所說的藝術品的光暈（aura）。藝術品以其原創性，唯一性置於特定的神聖的空間場所，觀看者懷著崇敬，站在一定的距離之外凝神觀看。藝術品由此帶上令人膜拜的光暈，書房則是讀書人的光環。

1998年與導師莫礪鋒教授的合影

與導師莫礪鋒教授合著的書

所以，學者對於書房的建設常常不遺余力，或以規模數量取勝，或以版本精良令人贊嘆，或是書房敞亮，文房四寶，古玩字畫，一應俱全，古色古香，讓人艷羨不已。光暈是需要的，沒了光暈讓知識分子如何行走江湖。每個人都需要內建流量，多少而已。

客廳裏的書架

當然，書房不能僅僅作為光環，顯現知識華麗的外觀，它本具有實用的功能、一個可以幹活的地方。我喜歡把它比作作坊，它就是一個作坊。既然是幹活的車間，就有些雜亂，陳設也不那麽講究，還要容忍各種樓上樓下裝修的交響。不過，我更喜歡給書房配上巴哈、莫札特、史卡拉第的樂音，用以抵抗嘈雜或者枯寂。書房難以上鏡，收拾一番給它拍照，其實就多少不太像日常的書房，但收拾上妝畢竟是保持學者自我光暈的必要環節。

父祖都沒有給我留下書房，80年代初，人們的住房條件非常有限，能買一些書並找到一個櫃子存放就很不錯了。當時家裏有一個櫃子，是父親購買便宜的木頭，請木匠師傅打好，拖回來的，我自己給櫃子漆上油漆，棗紅色。若幹年之後又刷了一層白漆。櫃子本是用來放鍋碗餐具的，但自從我買上書之後，碗櫃就變成了書櫃。如今，幾次搬家，當年所有家具都蕩然無存，唯獨這個櫃子無意間還保留著，也許潛意識裏不願意扔掉這段記憶。

80年代我的書櫃

最早買了哪一本書已經不記得，赫伯特·列特【現代繪畫簡史】肯定是買得最早的那些書當中的一本，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79年出版，購買日期是1980年8月26日，我不到20歲。雖然上了大學，但專業並不是美術，我卻買了一本並非自己專業而且也讀不太懂的閑書。這構成了我買書的風格。

最早買的書

當時沒有什麽錢買書，工作之後用薪金買書。對於只有三四十塊錢的薪金來說，花10.10元買一套十冊的【史記】實在太貴。隆重起見，與當時第一任女友——我現在的妻子兩人一道去買書。書買得太多，有時不得不向女友借錢。為了拖欠或賴賬不還，索性邀請贊助方一同參加購買儀式。中山東路的那家新華書店，那座大樓還在，記憶猶存。

購買史記時的發票

【史記】及其他的書

結婚時，我設計了新房的整個家具，順便也設計了兩個書架。這不是DIY，只是沒錢，很多事情不得不自己動手以節省開支。請木工、漆工師傅打一房家具比買現成的要省不少錢。那時的家具也非常難買，不像現在。 90年代中期，我終於搬進了新的房子，開始有了一間小小的書房。書房太小，但早已心滿意足。書架直接打在墻上，連背板也不要。作坊是不能講究的。

90年代的小書房

2007年又搬了一次家，書房終於大了些，但很快書就溢到了地板上。

溢到地板上的書

現在的書房一角

書架上的書

現在的書房一角

書房中書的數量多還是少，可以一望而知。這是書房光暈的最顯著特征。鄭振鐸藏書十萬冊，阿英藏書十萬冊，不談別的，就是數量也會讓人們震驚。這麽多圖書，一般學者很難辦到，在今天房價極高的情況下，買得起書，還得買得起能放下十萬冊圖書的房，是個難事。

學者個人擁有多少圖書，本是因人而異。個性、研究領域、公共圖書館的支持程度等因素都會影響到個人圖書的狀況。一位社會學家有書8000冊與歷史學家擁書2萬冊，嚴格說來兩者沒有多少可比性。事實上，有的學者藏書比我多，學問做的比我好；有的學者藏書比我少，學問做的也比我好，所以，書房裏書的多少（當然不應該太少），對學問的影響不是最關鍵的。

什麽才是關鍵？叔本華【關於思考】一文中說：「藏書再多的圖書館如果不加整理的話，對我們的益處還不如規模少但整理有序、分類清楚的藏書室。」這表明個人書房中的圖書實際上存在著某種隱形結構，它們總會按照書房主人的需求與偏好排列。公共圖書館的圖書分類原則在這裏是不起作用的。那些擺放得有些雜亂的書，看起來完全不相幹的幾本書，在使用這些圖書的學者那裏，正有著某種結構。一本海德格爾該放在哪裏，是與胡塞爾放在一起，還是與荷爾德林放在一起，是與尼采放在一起，還是與莊子放在一起，在不同的學者那裏完全不一樣，怎麽放置每個學者都有自己的理由。藏書的隱性結構只有學者自己知道，當然同行專家來看，多少也可以看出來些端倪。陳國符本留學德國，專攻纖維化學，但後來又研究道教煉丹術，寫成了【中國外丹黃白法考】，如果我們能走進他的書房，一定會看到化學與道藏並置的奇特場面。季羨林70歲以後研究糖史，寫有一部【糖史】80萬字。這一研究也無疑會改變他70歲以前藏書的布局。

書房圖書的內在結構多少反映了學者的知識結構，特定的知識結構對於學者研究的影響大大超過我們一般的想象。從事學術研究時，我們多半不會意識到自己的知識結構、知識背景，但結構往往是結構性地產生深刻影響。季羨林如果沒有東方語言、跨文化交流的知識結構，他可能不會敏銳意識到糖史研究的重要性並激發持續近20年的探索熱情。同樣，沒有化學方面的專業知識，道教煉丹術的研究是不可能有根本性的進展，而陳國符的知識結構正符合了這樣的需求。

2006年與周勛初先生合影

對於人文學者而言，形成自己的知識結構非常漫長，也非常重要。應該鼓勵學生、年輕學者自己的學術興趣，寬容他們各種獨特的探索模式，給予他們更多的時間依照自己的興趣與性情形成自己的知識結構，但今天的學生顯得特別忙碌，幾乎所有的時間都安排了規定的課程，那麽要形成自己獨特的異質性的知識結構就會非常困難。只有知識結構不同，只有結構本質不同，才有可能真正推動研究者具有創新性的研究。完全按照清儒設想的經學訓練模式，很難促進當今的人文學者實作學術觀念的突破以及研究成果的創新，盡管今天的人文研究反而離不開經學的修養。人文學者的獨特性是從建構自己的知識結構開始，而不是在自己的專案研究那裏形成的；異質的知識結構形成，恐怕又是從「亂」買書開始的。只有感到自由，沒有僵硬的尺度，一個學習物理的青年才會茫茫然買了本【現代繪畫簡史】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