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立命者，非徒指生死之數，實關乎人之德行、誌業與修為。古往今來，多有誌士仁人，因立誌堅定，而能轉禍為福，化兇為吉。孔子曰：「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立者，立命也，立心也，立身也。
昔有孟軻，幼孤且貧，而誌不改，勤學不輟。孟子母三遷，示之以善鄰，孟子因而問道於子思，遂成大儒。此非天命所歸，乃人事所致也。
又如漢高祖劉邦，出身寒微，本一布衣，然其立誌高遠，不以境遇自限。遇黃石公授以兵法，後得天下，非天命有以使之，乃其人謀定而後動，應機立斷也。
然而，立命非唯誌氣可成，亦需德行相扶。如楊震，東漢名臣，廉潔自守，不受私饋。時人稱其「清白吏」，其立命在於清廉，故能名垂青史。
再論商鞅，變法圖強，誌在振興秦國。然其立法過苛，失於仁政，終遭車裂之禍。商鞅之立命，雖有功於一時，卻未能深得人心，故其命不得其終。
由此觀之，立命之道，貴在合乎天理人情。若逆天而行，縱有一時之功，終難逃天網恢恢。如同治水，宜疏不宜堵，順其性而導之，則無患矣。
且夫立命，不可偏廢中庸之道。如墨子兼愛非攻，其誌可嘉，然過於偏重，失於人情世故，故墨家之後不傳。儒家講究中庸，不偏不倚，故能久行而不衰。
唐太宗李世民，初登大寶，即廣納賢才，開言路，興文教，其立命在於開創盛世。然其弒兄篡位，雖有功於國家，而德有虧欠，故後世有議論焉。
立命之學，非一朝一夕之功，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人生在世，當以德行為先，以誌業為本，方能立於不敗之地。
夫人生如白駒過隙，轉瞬即逝，若不早立命，何以對得起此生？故吾輩當以古人為鑒，立誌立言立行，以求無愧於心，無悔於事，無怨於命。
是以，立命之學，深矣遠矣。吾等當以恒心恒行，自強不息，方可見天命之所歸，人事之所成。如是，則雖萬世千秋，其名其行，猶可為人稱頌，為世銘記。
譯文
立命之學，它超越生死命數，關註人的品格塑造、誌向追求與行為操守。自古至今，眾多傑出人物因其堅定不移的誌向，而能夠扭轉乾坤，化解危機，成就非凡。
孔子曾言：「吾十五歲有誌於學，三十而立。」此「立」，既是立定生命的方向，也是立定心靈的境界，更是立定個人的品格。孟軻，生於貧寒之家，幼年喪父，然而其誌向不改，勤奮苦讀，得益於母親三次搬家擇鄰而居的良好環境熏陶，後來師從子思，終成儒家亞聖。孟子的成功，與其說是天命使然，不如說是其堅韌不拔的人生態度和求知若渴的精神所致。
漢高祖劉邦，本是一介平民，卻誌向高遠，不為生活困頓所束縛，得黃石公傳授兵法，終一統天下。劉邦的立命之學，揭示了人力所能及的改變命運的力量，而非單純依賴於天命。
然而，立命不僅要靠堅定的誌氣，更需品德輔佐。楊震，東漢時期著名清官，以清廉自律，拒絕一切賄賂，被人贊譽為「清白吏」。他的立命之道，就在於堅守道德底線，因此能夠在歷史上留下美名。
商鞅變法，力圖使秦國強大，其誌可嘉，然而因其變法過於嚴苛，偏離了仁政之道，最終落得悲慘結局。商鞅的故事警示我們，立命之道必須兼顧天理與人情，違背天道，即使短期有所成就，終究難以逃脫失敗的命運。
立命之學，同樣要求我們在追求目標時遵循中庸之道。墨子主張兼愛非攻，雖具崇高理想，但由於過於極端，忽視了人情世故，導致墨家學說難以廣泛流傳。而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恰到好處，故能歷經千年而生生不息。
唐太宗李世民，雖勵精圖治，開創貞觀之治，但因其皇位繼承過程中存在瑕疵，雖功績卓著，卻仍有道德爭議。這也說明，立命之時，須兼顧個人事業與道德操守，二者缺一不可。
立命之學並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透過修身齊家，乃至治國平天下的實踐來完成。人活一世，首先要以德行為先，以崇高的誌向為依托，方能在人生的舞台上立於不敗之地。
人生短暫如白駒過隙，若不盡早立定命運的航標，如何能無愧於生命之旅？因此，我們應當以古人為鏡，立下宏偉的誌向，發表真知灼見，付諸堅實行動，從而做到問心無愧，行事無悔，面對命運無怨。
立命之學，深奧而悠遠，我們應當以恒心毅力，自強不息，才能找到天命與人事之間的平衡點，實作生命的昇華。唯有如此，即使歷經萬世千秋，個人的名聲與事跡，仍然會被世人傳頌，被歷史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