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龍泉文史資料】第三輯，作者唐之準，原標題【我的叔父唐巽澤】
正文
唐巽澤是我的叔父，在我父親五個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只因在他上面有兩個姐姐，所以我稱他為三叔。
三叔本名唐永濟，號巽澤，生於一九一一年農歷六月甘七日。論輩份，他是我叔父；數年齡，僅比我大八歲。所以在我幼年時代，和三叔的「糾紛」最多，可能因為他本來是祖母的寵兒地位，一下子被我這個長孫奪走的緣故，他常常戲弄我。我打不過他，就只好到祖母面前告狀，這下吃虧的多是三叔。可是，祖母又往往在我面前誇獎他：「你三叔第一次在學校參加講演比賽，就得了第三名。」「你三叔在學校裏讀書，各門功課都是優秀。」等等。這些話，後來在我一生中起了很大的影響。
三叔幼年一直跟隨祖父母（我祖父在滿清時期是兩淮鹽運使），住在揚州「湖南會館」，小學、中學都就讀於教會創辦的「友基」學校，家庭富裕，整天和一些富門子弟一
起，最要好的數是住在「嶺南會館」的盧其康、盧景雲。我從前的三嬸母盧景熹（一九四七年病故）就是盧景雲的堂妹。
一九二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初春打進揚州，我們家大廳成了北伐軍的團指揮部，頓時揚州城裏變了樣，街頭處處可見宣傳隊在講演北伐的意義，「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的歌聲此起彼落。三叔先是旁觀旁聽，慢慢地被吸引進去，成了一個不是宣傳隊員的義務講演員。和三叔在一起的還有我們的鄰居單建周（後來改名「阿丹」，在許多報館當過編輯，因為他母親是我幹娘，我叫他大哥哥，現在台灣任「聯合報」主筆。我想他倘若能看到我這篇回憶，定能回想起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他同三叔、二叔一起參加革命的情景的）。是年舊歷三月八日，軍閥孫傳芳的聯軍突襲揚州，清晨打響，十二時破城，一些北伐軍來不及撤退過江，有七人避入我家，祖母將他們隱藏起來，把槍支投入井裏，將他們身上的軍服脫下燒掉，換上了便衣。我家是深宅大院，又有夾墻，較為安全。可有不少躲在一般人家的北伐軍，被搜查出來，孫傳芳委派督辦張之江，就把這些北伐軍連同隱藏他們的人，一齊用大刀殺頭，而張之江的督辦行轅，又正是我們住家的同一條街上。一殺人，先吹大號，然後押著「囚犯」打我們門前走過。因風聲越來越緊，祖母只得將二叔、三叔、單建周和七名北伐軍，花了很多錢買通人，偷送過江。說來也巧，就在送走他們以後的次日，單建周家半夜裏就被搜查，真是全家都捏了一把汗。我們家也被查問過一次，查問我二叔、三叔的去向，祖母答說「去湖南外婆家了」。由於祖父在滿清時的地位及民國時期在鹽務方面的勢力，張之江也還算客氣的過去了。同年七月，北伐軍第二次攻克揚州，二叔、三叔和北伐軍一同回來了，這時的三叔，似乎換了一個人，老成多了。因為三叔離開揚州後，「友基」把他的學籍開除了,於是只好隨二叔一起去上海求學，二叔就讀於復旦大學附中，三叔就讀於南洋大學（交通大學的前身）附中。三叔中學畢業後，奉父命考進了上海法國教會辦的震旦大學，死氣沈沈的大學空氣，不適合他的個性，遂擅自離校亞考進復旦大學法律系。在復旦，他仍然是個活躍分子，這並沒有影響學業。在三年半的時間裏，他修完了四年的課程。
一九三一年，三叔大學畢業，獲法學士學位，此時我姑夫陳仲明正好留法歸來。我姑夫在法國和王世隱、壽勉成等人研讀「合作供銷」，回國後就專心在國內興辦合作事業,在浙江省建設廳當上了專辦合作的合作事業室主任。三叔復旦大學初畢業時沒有工作，就和我姑夫還有一些同學在杭州合辦了一所私人中學——虎林中學，由梁曙光任校長（後我三叔任龍泉縣長時，當過縣府秘書主任，人稱老梁秘書），三叔任總務主任兼教員。此時，三叔和我三嬸盧景熹結了婚。
不久，姑夫陳仲明去南京某大學接任合作系主任，就把三叔介紹給建設廳長曾養甫。自一九三二年秋起至一九三七年底止，三叔一直在建設廳工作，先後擔任過合作事業股股長、合作事業室主任、第二科科長等職。
抗日戰爭開始，建設廳長伍廷飏將三叔舉薦給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黃當時正需要一批比較年輕幹練的人，於是委我三叔為龍泉縣縣長。
三叔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到龍泉接任，隨他同去的大都是我姑夫和三叔所辦的「合作人員養成所」畢業的學生。另外當時正是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最興旺時期，三叔到龍泉接任時，沿途接收了不少從滬杭撤退下來的進步青年（其中有不少共產黨員，但未公開身份），知名的有邵荃麟、張三揚、葛琴、舒文、杜大公、王朝聞、曹華、丁浩、黃燦等,他們朝氣足，肯吃苦，接近群眾，年青有為，三叔將他們安插在縣政府各部門。他們一到職，就立刻宣傳抗日救亡，發動組織民眾，做了大量工作，迅速開啟了局面。他們一掃舊衙門習氣，辦事清正廉明，從縣長到普通公務員，大家同支國難薪（每人月支20元），同吃大鍋飯，同穿相布衣，令龍泉縣政府面目一新，因而博得了全縣人民及各界愛國人士的信任和好評。那時，【中央日報】有一位記者叫曹聚仁，曾來到龍泉采訪，亞以「東南坎察加」為題發表了龍泉采訪記。共產黨在重慶的【新華日報】，對龍泉的訊息也時有報導。當時的龍泉，真可謂名噪一時，蜚聲省內外。其間,在浙西一帶的愛國青年中流傳著一句口號：到不了延安就到龍泉。可見當時的龍泉，對廣大的熱血青年和各界愛國人士，頗具吸重力。但是，這在當時也為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蔣介石反動集團所不容。可在全國一致共同抗日的熱烈氣氛下，又不能公開反對或制裁。於是就透過各條渠道，對龍泉進行嚴密監視，業暗中策劃對三叔和進步力量進行打擊陷害。他們先在龍泉、浦城附近，由軍統秘密設定了「軍統局浙閩邊區稽查站」，擔負對龍泉等的監視工作；駐在浙西的國民黨三戰區情報室，也以各種私人關系派特務打入龍泉。我初到龍泉後，由於本人原在軍隊裏是少校銜軍官，三叔安排我擔任縣抗日自衛大隊政治指導員兼政工指導室指導員（當時政工指導室是個很重要的部門，由縣長兼主任，舒文任副主任，指導員有曹華、尹庚和我三人）。
三叔來龍泉上任之初，正是全面抗日的第二年，杭、加、湖一帶已相繼淪陷，戰爭烽火正向浙贛鐵路沿線蔓延，機關紛紛內遷，難民流離顛沛，時局十分動蕩。當時的龍泉，人多為患，秩序混亂，抽大煙、聚賭之風很盛。在那國難當頭之際，三叔豈容這些人無法無天。於是除以縣政府名義張貼禁煙禁賭布告，政工隊員大力宣傳外，三叔還親自下手令給軍警稽查處（稽查處人員由抗日自衛大隊和警察局抽調組成，我兼任付處長）。起先，我們確也抓了一批煙鬼賭徒,可多數是一些身份不顯赫的浮頭魚。老百姓不服了，於是就有人寫無名狀子直接寄給三叔，質問「宮頭的大賭為什麽不去抓，是不是只打蒼蠅不敢摸老虎？！」原來，當時的宮頭附近，有個杭城遷來避難的機關，叫「浙江省鹽務管理局種放處」，門口有鹽警放崗。許多頭面人物，因聚賭成癮，竟對縣政府禁賭布告置若圖聞，紛紛往那裏聚賭。三叔見信後便把我叫了去，將無頭信給我看，問我怎麽辦。我那時年輕氣盛得很，心列根本沒有「怕」字。可心裏一想，這個賭實在難抓。因為「浙鹽秤放處」大院四面臨空，外有圍墻，門前既有崗哨，墻下還有流水。抓賭不像打仗，抓賭必須當場抓獲，如打麻將，必須將四人連錢帶牌一齊拿獲，連牌都不能少一張，不然他們就可要胡懶，說：「我們是玩玩的，你看牌都不全，能賭嗎？」特別是對付那些當官的就更難，但三叔果斷地說：「再難也得抓，不然壓不下這股歪風！」我接受任務後，和顧殿臣二人先悄悄地去觀察了好幾次地形，終於找到一條由後面進去的路，這是沿龍（泉）浦（城）公路的北面，靠山，地勢稍高，墻邊沒水溝，雖有後門，但終日不開，也無崗哨。我們觀察還發現，內中一座小樓裏一連幾個深夜還有燈光，並且時而透出人影和談笑聲。可以斷定，這就是他們賭博的場所。於是，我們就選擇一個沒有月光的夜晚，按照計劃，從後面翻墻進去，當摸到這座樓房底下時，只見房門緊緊閉著，無法入內。但樓上有一扇窗門朝外開著，房內燈光明亮，笑語喧嘩。我和顧殿臣及稽查處的二名班長共四人，決定留一人在下面接應，另三人搭人梯攀上房頂，向視窗爬去。因一個人不小心踏破了屋面瓦，發出響聲，裏面人警覺了，一面問是誰，一面熄了燈。說時遲，那時快，我們突然越窗跳了進去，手電光直照在四個打賭和一個看牌人的臉上，一共四男一女，我們飛快地收拾了賭具、賭註，把人從後門帶出，沿後山押送到警察局，這四男一女中有個縣的大士紳季大培，有浙鹽運輸處主任倪覺民的太太，有縣法院的推事（即審判），有國民黨縣黨部的委員。一到警察局，這些人還仗著勢，神氣活現地要求直接見縣長。我三叔按我們事先商量的計劃，早就關照衛兵，推說「縣長身體不好，睡了，不見客」。到了第二天上午，這些人找國民黨縣黨部書記長何景元、浙鹽秤放處主任倪覺民作擔保，罰了款，在大批群眾的圍觀下才灰溜溜地走出了警察局，這真是人心大快。從此以後，龍泉再也沒有哪個豪紳敢於明目張膽地聚賭了。
再如征兵，三叔上任後杜絕了一些積弊，采用抽簽方式，第一次當眾抽簽正巧抽中了龍泉大豪紳蔡起瀾的兒子，蔡連夜讓兒子逃走，一面挽人來送禮說情。豈料三叔堅決拒絕，嚴加斥責。蔡不得已才把兒子交了出來。這確實惹腦了不可一世的、在省與專區都有政治靠山的蔡起瀾（蔡後來走了國民黨師管區的門路，為兒子在軍管區我了個軍職，沒有去當兵，但這已大掃了蔡起瀾的威風）。
此外，當時在派捐納稅方面，采取了殷商富戶多捐，窮人佃戶少捐或免捐的辦法。在農村，推行了二五減租。在縣城及八都、安仁等集鎮設立了交易公店，在鄉村普遍建立了合作組織，平價供應糧油食鹽及生活日用品，打擊了不法商人投機倒把、囤積居奇、企圖發國難財的可恥行徑。
正因為三叔主政龍泉時鐵面無私、秉公辦事，處處為國家和公眾利益著想，這就觸犯了當地以官僚地主劣紳為代表的地方惡勢力的利益和尊嚴，他們再也不能隨心所欲、胡作非為了。遂把我三叔及當時的縣政府，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他們和國民黨中統軍統特務相勾結（有的本身就是特務），串通一氣，卑鄙地組織了一個所謂「吃糖（唐）會」，耍陰謀，施詭計，無事生非，制造事端，時時處處借機陷害三叔和在縣府及各部門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他們先是用「唐巽澤是共產黨」、「唐巽澤手下重用的人全是共產黨」、「龍泉赤化了」等等來攻擊。一時間，向國民黨中央及省黨部的控告信滿天飛。但他們當時所有這些卑劣行徑，還沒能直接影響到三叔的縣長地位。於是，就又進一步一手策劃制造了「袁飛五事件」。
袁飛五，湖南人，跟隨我三叔一道來到龍泉，一直擔任縣府收發室收發。該人平時尚屬老實，也很刻苦，工作認真，從未出過差錯，三叔很信任他。由於他無家小，孤身一人，就住在收發室內。大約到了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〇年初，縣府經常受到省或專區的電話斥責，三叔去省或專區開會時也受到指責，說龍泉縣府對上級指示遲遲不作回復雲雲。而財稅方面的上級，更是嚴詞指責龍泉各項經費稅收表冊久拖不報，等等。這便三叔大為驚駭，經查詢有關科寶，各項文書表冊都早已上報。同時上級下發某些要件急件，卻又從未收到。復文上報，又無回音。這才開始組織多人徹底追查。後在縣郵局發現果有許多上級來文，縣郵局有縣府收發室蓋了收件印的回單，而收發室卻未作收文，遂懷疑到袁飛五身上。於是，趁袁外出，對收發室進行搜查，結果在袁的眠床底下地板內，起出各種往來要件、報表數百余件。所以立即將袁速捕監送專區審訊。審訊中袁供出系受龍泉士紳蔡起瀾的指使。接著，專區又將蔡速捕至麗水監禁。
那麽為什麽袁蔡會勾結起來，狼狽為奸的呢？原來，蔡為了兒子抽壯丁之事，恨三叔入骨。想到袁是唐的同鄉，又擔任縣府總收發，若能將縣府重要往來檔燒毀若幹，必能致唐撤職查辦。於是，就抓住袁能喝幾口酒、又是單身漢的弱點，先約袁到酒店喝兒杯，慢慢再引到蔡的家中吃喝。蔡有一居孀女兒，頗風騷。一天，蔡待袁酒至半醉，借故外出，蔡女即勾引袁入臥室，並撲入袁懷，這時蔡即破門而入，蔡女也立刻翻臉指袁強奸。蔡即以扭送法院問罪和威脅。因袁被蔡抓到了把柄，只好拜倒蔡的足下。結果，就按蔡的教唆，將縣府來往公文積壓了數百件。所幸者，袁尚有顧慮，未完全按蔡的意圖將公文燒毀，而僅僅埋藏於地板下，終於在搜查中破獲。此案經專區審訊判決後不久，麗水監獄遭日機轟炸，袁飛五被炸死獄中。蔡則利用財力上下打點，保外執行，總算保存了生命。
三叔在龍泉任職，首尾三年。而今，已四十余年過去。但我深信，龍泉六十歲以上年紀的平民百姓，是不會忘記唐巽澤的名字和他在龍泉的政績的，至少一點，他們會說:「這是一個難得的清官。」
（原註：本文作者系民革杭州市委委員，現年六十七歲)
資料來源：
【龍泉文史資料】第三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