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讀鮑鵬山先生的【風流去】
其對孟子、荀子、莊子三人的人格和思想解讀頗有見地。
這三位聖人不同的人格秉性影響了他們對世界的看法以及一生的命運。
孟子剛烈清高，嫉惡如仇，為了振興儒學與百家為敵，只願做王者師、大丈夫，而不願做拘泥於俗務的官僚。然而曲高和寡，這種性格導致其政治主張無法被任何一個國君接受，即便是最禮待他的齊宣王也不敢推行孟子眼中純粹的王道仁政。
畢竟在鐵血爭雄的戰國時代，生存是第一要義，一個輕徭薄賦、文質彬彬的國家根本無法阻擋講求武功、嗜戰好勝國家的鐵蹄。戰國早年秦孝公對商鞅說的話無疑是道出了每個諸侯王的心聲：「帝王之道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已成帝王乎？」
當理想主義碰到現實主義，往往是理想主義敗下陣來。
語曰「識時務者為俊傑」，但這並不意味著不識時務者就不是英雄豪傑，某種意義上講，像孟子這樣的不識時務者恐怕還更值得我們尊敬一些。因為正是孟子，在那個專制不斷加強，民權不斷削弱，禮崩樂壞、道德不斷淪喪的時代，敢於逆時代潮流而動，喊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疾呼人們要做「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他就像個血氣方剛、少不更事、認死理、不屑於世故圓滑的少年，敢跟充滿骯臟汙穢的世俗做不妥協的鬥爭。
荀子公允平糊，人情練達，比之孟子少了許多孤傲和清高，能夠審時度勢，順勢而為。為了能讓儒學受到世俗權力的重視，他願意自降知識分子的身份，做帝王將相的幕僚。為此他專門寫了【臣道】告訴世人該如何做個優秀的臣子。甚至打破了儒生不入秦的慣例，在秦相範雎面前兜售儒學，拍了秦國不少馬屁。最後還把自己最有出息的學生之一——李斯送給了秦國。
荀子是識時務的，君主專制的強化是古代農業民族發展的必然趨勢，而理論必須服務於現實才有生存發展的空間。「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他才不要做祖師爺孔老夫子那樣傷今吊古的復古派，也不要做孟子那樣不切實際的天真派，他要讓儒學搭上大一統時代的列車，在世俗權力的支持下光耀千古。
他就像個精於世故、老謀深算、成熟穩重的中年人，能夠忍辱負重，善於委曲求全，盡最大可能在與各方勢力的周旋妥協中達到自己的目的。
然而，即便荀子如此努力，為適應大一統中央集權的需要而構建出一套內法外儒的政治理論，也沒有哪個諸侯國給予他足夠的重視，唯一的實職也只是楚國春申君給的小小蘭陵令。春申君死，荀子的政治生命也徹底結束，在蘭陵郁郁而終。
如果說孟子的失敗要歸結於其性格過於剛烈，不會世故圓滑，那荀子的失敗真可謂是生不逢時，要怪之於外了。其言也足以為天下法式，其行也雖孔子而弗過，但亂世裏的那些上位者肉眼無珠，嫉賢妒能，埋沒了荀子這位天降聖人。
可見人能成事，個人努力很重要，但也需要幾分運氣，受到天命的眷顧。
而當我們窮盡努力也得不到滿意結果，深感挫敗時，就不妨學習一下莊子的豁達樂觀。
莊子一生清苦，只在漆園當過一段時間的公務員，而後靠打草鞋維生，日子苦到見魏王時都沒身像樣的衣服。但這並不影響其欣賞鄉野田間的自然景觀，在他充滿想象力的寓言故事裏，既有摶扶搖而上九萬裏的鯤鵬，也有渺小如塵埃的朝菌與蟪蛄，還有不自量力妄圖擋車的螳螂。
凡人所厭惡的貧困生活，莊子卻安之若素，甚至連楚王邀請他做宰相這樣潑天的富貴來到他頭上，他都要為了自由而將之拋棄。
在世俗的眼光裏，一個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賺錢或者搞權。沒有財富和地位，甚至連妻兒老小的養育、自我的生存都困難，哪怕有天大的才華也會被鄙視為無用之人。我實在無法想象，壯年的莊子該是有何等的韌性和胸襟來面對周圍人的鄙視和指摘，並且還能活得如此灑脫。
他就像個看淡功名利祿，人情冷暖，棄世厭俗的老者，貧富貴賤，生老病死於他而言都是過眼雲煙。他比顏回還要甘於簞食瓢飲，即便是陪伴自己半生的妻子離世，他也能若無其事的擊盆歌唱。而當一個人對世上的一切都滿不在乎時，任何榮辱輸贏都影響不到他的心情。
無怪乎鮑鵬山先生會在書中下這樣的斷言：「古代那些溫習功課準備科考的士子們，他們桌子上擺著「四書五經」之類的高頭講章，但若我們去翻翻他們枕頭底下，一定是放著一本【莊子】。」因為莊子用自己的文章和一生告訴世人，萬事萬物皆過眼雲煙，大部份的痛苦都是由價值觀帶來的，其實只要活著就有資格擁有快樂。
人之於世，如果能將三聖的品格融而為一，我想也就足夠應對世界帶來的種種挫折和苦難。立誌要有孟子式的激情和正義感，處世要有荀子的靈活與圓融，失敗時要有莊子的豁達與樂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