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癌，這一曾被視為對女性健康構成重大威脅的惡性腫瘤，近年來在中國乃至全球範圍內正逐步展現出慢病化的趨勢。這一行程不僅得益於治療策略從「單一」到「聯合」的最佳化，更得益於中國在乳癌創新研究領域的蓬勃發展，以及積極參與國際臨床研究的深度合作。
在乳癌治療領域，中國科學家也在不斷探索，力求研發出更多首創藥物，為患者帶來更好的治療效果。在原創研究方面，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徐兵河院士帶領團隊在國內率先開展了乳癌個體化治療和臨床研究，建立了全國第一個臨床藥物試驗機構，並推動了GCP（藥物臨床試驗質素管理規範）概念在國內的引入和套用。多年來，他領導團隊開展了一系列基於分子分型的腫瘤個體化治療研究，特別是在乳癌領域取得了顯著成果，顯著提高了患者生存率。
2003年，樊英畢業於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後加入了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內科的團隊，師從徐兵河院士。她表示：「二十多年來，徐院士不僅是我的恩師、領導，更是我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貴人。他的嚴謹治學態度、深厚醫學造詣以及無私奉獻精神，一直是我學習的榜樣和追求的目標。」在徐院士的帶領下，其團隊不斷最佳化治療方案，致力於為乳癌質素控制，只為患者提供更精準、更有效的治療，進一步推動了乳癌慢病化行程的發展。
以英語為橋
探索乳癌專業的深度與廣度
在學生時代，樊英的學習主要圍繞著心血管、消化道、呼吸等傳統醫學領域展開，乳癌這個專業領域對她來說幾乎是一片空白。盡管腫瘤科是醫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但作為亞專業的乳癌，其復雜性和專業性讓樊英在學習期間接觸的機會相對較少。「剛進入臨床，我對乳癌的認識僅停留在書本上的基礎知識，對其深入的診治理念和實踐經驗幾乎一無所知。」
工作以後，樊英有幸跟隨徐院士，這位在乳癌領域有著深厚造詣的導師，開始一步一步地深入探索和實踐。在他的指導下，她逐漸建立起對乳癌診治的全面理解，從最初的懵懂無知到現在的初窺門徑，每一步都凝聚著徐院士的悉心教導。這段經歷讓她深刻體會到，醫學的博大精深不僅僅體現在書本上，更體現在臨床實踐中，而真正的成長往往發生在不斷學習和探索的過程中。
「那時，徐院士就非常重視國際交流，他深知英語作為國際交流的通用語言，在臨床科研工作中肯定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他鼓勵科室成員積極提升英語能力，每周利用午休時間開展英語口語交流活動。他認為，英語是一門重要得工具，能為科研工作和國際交流打下堅實的基礎。」樊英說道。
於是，為了提升團隊的整體英語水平糊促進學術交流，科室決定每周一利用午休的時間，組建起一個「English club」的學習小組。在這個小組裏，年輕醫生們積極用英語進行交流，分享他們平時所閱讀的醫學論文、在臨床實踐中遇到的疑難問題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透過這樣一種互動學習的方式，大家不僅能夠提高英語表達能力，還能在交流中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共同解決難題。
樊英作為其中的一員，在大學期間就展現出了英語方面的優勢，她深知語言能力的提升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在「English club」中，她更是積極參與，樂於分享，不僅鞏固了自己的英語基礎，還帶動了其他同事的學習熱情。她相信，只要持之以恒地積累和努力，每個人都能在英語學習和乳癌專業成長上實作質的飛躍。
隨著腫瘤學領域的快速發展，國際學術交流變得日益頻繁，徐院士經常邀請國外的專家來到中國進行深入的探討與交流，內容涵蓋了國際上最前沿的治療，如NCCN指南、聖加侖指南等國外重要的醫學指南的解讀和交流。
「當時，徐老師看中了我在英語方面的潛力，於是就讓我負責為外國專家提供轉譯工作。起初，我只是承擔一些簡單的交替傳譯任務，但隨後徐老師給予了我更大的挑戰，鼓勵我嘗試同聲傳譯，這無疑對我來說，是一次極大的鍛煉和提升。」樊英告訴【醫師報】記者。
多年來，透過對自己學術能力的不斷打磨，樊英不僅有機會快速吸取到了國外許多先進的治療理念，還得以深入地與這些外國專家進行交流和探討。從他們身上汲取了許多思考問題的方法和看待問題的獨特視角，這些都對她的專業成長和思維方式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從點滴中學習
逐步開展多項中國原創研究
上世紀60年代，在孫燕院士的帶領下，率先在國內開展抗腫瘤藥臨床研究。科室建立了全國第一個臨床藥物試驗機構，同時也是在全國率先建立國家級抗腫瘤藥物臨床研究中心的單位之一，這為後續的抗腫瘤藥物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我們知道，腫瘤內科的進步主要得益於新藥的研發，新藥的湧現為內科治療帶來了新的亮點和突破。剛加入徐兵河院士的團隊後，樊英也有幸參與了多項國際多中心的臨床研究。
「我們跟隨他學習如何進行抗腫瘤藥物的臨床研究，這不僅拓寬了我們的臨床經驗，還多掌握了一項更重要的技能——科研能力。那時，國內自主研發能力相對較弱，缺乏原創的創新藥，主要以參加國際大型二期或三期臨床研究為主。在參與國外臨床研究的過程中，我們充分借鑒了國外的經驗，從最基本的臨床研究知識學起，一點一滴學習如果做好臨床研究。這段時期的學習經驗，這為我們自主開展原創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樊英介紹。
20世紀初，當中國自主研發的新藥開始不斷湧現時，他們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們知道如何開展原創新藥的研究，從一期的劑量爬坡、摸索合適劑量，到二期、三期的巧妙設計，都能夠遊刃有余地應對。樊英介紹，他們團隊的目標就是讓一個真正可能有效的藥物能夠成功上市，從而幫助更多的乳癌患者戰勝病魔。
功夫不負有心人，近年來，徐院士團隊在抗腫瘤新藥研發領域取得了顯著進展，完成了多個「first in class」藥物的臨床研究並成功上市，這些創新成果不僅改變了乳癌治療的臨床實踐，也標誌著團隊在抗腫瘤藥物研究中實作了「領跑」。
從臨床到科研
破解三陰性乳癌治療難題
早在2004年，當三陰性乳癌這個概念剛剛被提出時，大家就已經意識到這類患者在晚期階段的治療極具挑戰性。常規的治療方案往往效果不佳，這與乳癌通常對藥物治療較為敏感的特性形成了鮮明對比。
「我喜愛思考，每當在臨床中遇到問題時，我總會想：為什麽會這樣？為什麽不是那樣？我渴望找到答案，並思考這個答案對我們未來的臨床實踐有何指導意義，是否值得我們去進一步探索。」樊英說道。
為了深入了解三陰性乳癌的特性，她開始查閱大量文獻，並行現它與遺傳相關的乳癌在病理特征上存在一些相似之處。特別是與BRCA基因相關的乳癌，其特點在於BRCA基因的功能缺失，導致DNA修復能力受損，從而容易引發乳癌。
「這一發現啟發我們思考：如果三陰性乳癌的腫瘤細胞也存在DNA修復缺陷，那麽它們是否會對作用於DNA的藥物特別敏感呢？」樊英在心裏不斷的思考治療的方式。
基於這一假設，樊英及同事們進行了大膽的嘗試，將鉑類藥物套用於晚期三陰性乳癌的一線治療。盡管鉑類藥物並非乳癌的首選藥物，但他們透過大量的臨床治療顯示，與非鉑類藥物方案相比，鉑類藥物的療效顯著，將有效率從15%提高到了60%，同時顯著延長了患者的無進展生存期和總生存期。
這一創新性的嘗試不僅為三陰性乳癌的治療開辟了新的道路，也為後續團隊在乳癌領域，尤其是三陰性乳癌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為此，徐兵河院士帶領團隊開展了全球首個對比含鉑類方案與非鉑類標準治療方案治療三陰性乳癌的前瞻性研究。該研究揭示了含鉑類方案在治療三陰性乳癌中的優越性，填補了該領域的空白。同時，團隊在此基礎上推動了三陰性乳癌的精準治療行程。他們透過深入研究不同分子亞型的三陰性乳癌，為患者提供了更加個人化的治療方案，顯著提高了治療效果。
樊英介紹，其實研究型團隊的養成並非一朝一夕之功。徐老師對我們的教導方式嚴謹且綿長，他透過在臨床實踐中發現問題，結合自己紮實的基礎研究功底，不僅傳授臨床經驗，還教授科研方法，逐步培養出一批在科研領域具有創新能力的青年學者和臨床醫生。
助力乳癌規範化治療直達基層
近年來，作為國家腫瘤質控中心乳癌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徐兵河院士領導該委員會在乳癌質控領域開展工作，為乳癌的規範化診療和治療控制管理做出了突出貢獻。徐兵河院士及其團隊不僅出版了眾多與乳癌質控相關的書籍，還建立了一系列乳癌質控指標與體系，為乳癌質控工作提供了科學依據和評估標準。
樊英強調，目前實作全國乳癌診療能力的同質化提升面臨巨大挑戰，主要源於中國地域遼闊、各地經濟及醫療條件差異顯著。她指出，即便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仍存在診療不規範的情況。因此，要達到「健康中國2030」目標，需大幅提高並同步全國乳癌診療水平。
她特別提到，制定並推廣規範化的診療指南至關重要。此外，她還強調了縣域培訓計劃、定期學術會議以及疑難病例診療查房等措施的重要性，旨在透過多渠道提升全國各地的診療水平。樊英認為，這一過程雖漫長，但在國家層面支持及大型腫瘤中心的輻射帶動下，分級診療體系的完善有望實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