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21日，人民大會堂118號廳中正在進行著一場特殊的采訪，說是采訪，實際上更像是一場辯論，一向以「言辭犀利」著稱的記者法拉奇正在接連不斷地向鄧小平發起提問。
而鄧小平則是神態自若，對法拉奇的問題對答如流，絲毫沒有因為她犀利的問題感到半分緊張。
就在這時，法拉奇的一個問題使得氣氛瞬間凝固，只聽她問道：「 這次我到中國發現大街小巷懸掛的毛主席畫像已經少了很多，只有天安門廣場上還懸掛著一幅，這幅畫像你們會懸掛多久呢？ 」
一旁的轉譯聽到這個問題也是心中一驚，但出於職責，他還是將這個問題轉譯給了鄧小平。
可沒想到鄧小平聽到這個問題之後，不僅沒有生氣，反而微微一笑，給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敬佩不已的答案。
就連法拉奇也被鄧小平高超的采訪技巧所折服，深深地感嘆鄧小平確實是一位十分坦率真誠的領導人。
那麽鄧小平究竟回答了什麽？毛主席的畫像又會懸掛到什麽時候呢？
1980年，鄧小平一聲令下，中國便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改革開放的步伐，迅猛的發展引來了不少國家的關註，這樣的舉措毫無疑問將新中國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隨著鄧小平在黨內的核心領導地位逐步確立，世界各國也開始將目光聚集在了這個做事果斷的中國領導人身上，而這其中，也有享譽世界的意大利記者 奧莉婭娜·法拉奇 的身影。
作為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記者」的法拉奇，她從一開始就對鄧小平充滿了興趣，她曾采訪了不少國家的政要人物，卡達菲、基辛格都曾敗倒在她犀利的采訪下，以致於基辛格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不敢再接受記者的采訪。
而法拉奇身為一名記者，也一直將追尋真相視為自己人生的終極理想，並且為之付出了全部的精力。
她唯一遺憾的是，由於美國等國家對中國的封鎖以及中國社會環境的動蕩，導致她一直沒有機會對中國領導人進行一次正式的采訪，之前的兩次申請也全部被拒絕。
因此趁著中國改革開放這個關口，法拉奇第一時間聯系上了父親的好友——意大利總統佩爾蒂尼，請他出面幫自己爭取到了一個獨家采訪鄧小平的機會。
對於這樣一名享譽世界的記者的請求，鄧小平自然是欣然接受，畢竟這樣一個能夠向全世界宣傳中國的機會怎麽能錯過呢？
因此經過多方籌備之後，這次別開生面的采訪在8月21日正式開始了。
中國的記者在拍完照之後就結束了會場，只留下了鄧小平、法拉奇、新聞司司長錢其琛、一名轉譯和一名記錄員。
法拉奇動作嫻熟地拿出來一支錄音筆放在了桌子上，鄧小平微微一笑，默許了這個做法。
身為記者的法拉奇率先向鄧小平打了聲招呼：「 明天是您的生日，提前祝您生日快樂。 」
聽到這句話，鄧小平微微一楞，為了國家的發展他整日埋頭工作，早已經忘記了自己的生日，沒想到法拉奇這次到來做了如此充分的準備。
鄧小平向法拉奇表示感謝之後，兩人的談話就正式開始了。
席間，法拉奇的采訪風格還是一如既往的犀利，她毫不客氣地問道：「 西方人說您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對於這點您怎麽看呢？ 」
聽到這句話，鄧小平沒有表現出來任何的情緒，反而哈哈大笑兩聲，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在西方，他們怎麽稱呼我都無所謂，我對赫魯曉夫也是了解的，這麽跟你說吧，把我比作赫魯曉夫是愚蠢的。」
鄧小平的話擲地有聲，就連法拉奇一時間也對鄧小平的「直率」感到有些驚訝。
隨著兩人談話逐漸深入，這場采訪也逐漸被推向了高潮，法拉奇提出的所有問題都被鄧小平一一巧妙地化解。
法拉奇越發被鄧小平的個人魅力所折服，談話進行到一半的時候，法拉奇一時間還頗有些憤憤不平地問道：「 鄧先生，像您這樣的人為什麽總是處於二把手？是一個副手呢？ 」
鄧小平並沒有過多的向法拉奇講述自己過去的革命事跡，只是淡淡地說道：「 現在的崗位並沒有影響我的工作，有多大的能力就做多少事，中國人都是實事求是的。 」
法拉奇微微一笑，沒有再繼續追問這個問題，透過簡短的采訪她已經基本知道了鄧小平是一個什麽樣的為人，雖然回答得比較簡單，但是法拉奇相信，這就是鄧小平內心最深處的答案。
指標很快就指向了十二點，鄧小平向來將會見外賓的時間卡得很緊，這是唯一一次延長時間，同時也讓所有人都感到分意外。
會議即將結束的時候，法拉奇忽然提出了一個問題：「這次到中國我發現和之前有很大不同，之前你們的街頭上掛滿了毛澤東的畫像，但是這次我一路走來只看到了一幅，現在正懸掛在天安門廣場上，請問毛澤東的畫像會掛到什麽時候呢？」
鄧小平幾乎沒有任何猶豫地回答道：「 主席是新中國和共產黨的締造者，作為紀念這幅畫像我們將會一直懸掛下去。 」
鄧小平的回答令法拉奇驚奇不已，這是她此前采訪其他國家領導人從來沒有見過的坦率，也是此前所有國家從未出現過的情況。
看著法拉奇有些驚愕的表情，鄧小平微微一笑沒有多言，畢竟身為一名意大利記者，法拉奇或許永遠也無法明白毛主席對於中國人民非同一般的影響力。
從長征之後，毛主席被確立在黨內的領導核心位置之後，中國共產黨仿佛脫胎換骨一樣獲得了新生，在他的帶領以及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才有了今日的新中國。
31年前，北平糊平解放後的第一個元宵節為這座城市帶來了一份節日的喜慶。
2月的天氣還異常寒冷，呼氣成冰，但是人們難掩心中的喜悅，紛紛自發走上街頭，慶祝這難忘的一天。
人們將毛主席的畫像搬到街上，手中拿著各種顏色的小旗子，趕到天安門廣場參加盛典，毛主席的畫像第一次被掛上了天安門廣場。
與此同時，和毛主席的畫像一起被掛上去的還有朱德、聶榮臻和葉劍英等人的畫像，這是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懸掛這麽多人的畫像，同時也是最後一次懸掛。
此後，一直到7月7日，為了紀念七七事變12周年，毛主席的畫像才又一次被懸掛在了天安門廣場上 ，這次懸掛的畫像就沒有上次那麽多了，只並排掛了一幅朱德總司令的畫像，以此紀念建立井岡山根據地的兩位主要領導人。
兩次懸掛畫像，展現出來的是同樣的風采。
這兩次懸掛畫像的時間並不長久，只是在活動的時候懸掛了幾天，第三次懸掛上畫像是在開國大典的時候。
為了籌備開國大典，中央特意從成千上萬的畫師中選中了周令釗畫師，讓他在開國大典前重新繪制了一幅毛主席的畫像。
這幅就是當時風靡一時地「戴著八角帽」的毛主席畫像，也是周令釗站在幾米高的架子上，沒日沒夜繪制出來的畫像。
在開國大典的前一天晚上，這幅畫像就被懸掛在了天安門廣場上，它見證了新中國的輝煌，也見證了無數民眾因為這一天所帶來的喜悅。
隨著毛主席洪亮的聲音在天安門城樓上響起，一陣高過一陣的歡呼聲響徹北京城。
這正是鄧小平所說的對於民眾們來說非比尋常的情感寄托。
但是這幅畫像並沒有懸掛太久，此後毛主席的畫像還是經歷了多次變遷。
為了挑選出合適的照片，周總理甚至特意請攝影師，在毛主席活動的時候，抓拍了一些毛主席放松時候的生活照，因為毛主席曾經說過：「我不喜歡標準照，如果非要把我的照片掛到天安門廣場上，最好從平時的照片中隨便選一張出來。」
最終在毛主席的首肯下，才確定了最終的照片。
1950年勞動節的時候，辛莽等人接到了中央的指示，要畫一幅毛主席的免冠照，掛在天安門廣場上空。
右：辛莽
為了如期完成這項工作，辛莽和所有的畫師加班加點，細細研究毛主席的畫像，才呈現出了最後的效果。
雖然是不一樣的畫像，不一樣的畫師，可是對於廣大的勞動人民而言，有著同樣的意義和情感。
此後主席的畫像又經過了三次變遷，畫師也從辛莽變成了張振仕，又變成了張振仕的徒弟王國棟。
時至今日，天安門廣場上依舊懸掛著毛主席的畫像，現在的一些年輕人在到北京的時候依舊會起早，趁著天色未亮，趕到天安門廣場，只為親眼看一眼升國旗。
這是國人對毛主席等一眾國家領導人獨特的情感和紀念方式，也是法拉奇無法理解的地方，但是面對鄧小平表現出來的坦率，法拉奇心中依舊對這位領導人感到深深的敬佩。
這次采訪一共延遲了10分鐘時間，雖然時間不長，但是對於鄧小平來說可以說是極少會出現的情況，足見鄧小平對這次采訪的重視。
和鄧小平談話的時候並沒有法拉奇想象中的拘謹，反而比采訪其他的國家領導人還要更加輕松一些。
鄧小平身上所展現出來的儒雅隨和的魅力也讓法拉奇仰慕不已。
采訪即將結束的時候法拉奇還計劃著有時間一定要對鄧小平再進行一次采訪，然而她這個想法還沒有說出口，鄧小平就率先提議道：「 有時間我們再進行一次采訪吧。 」
法拉奇萬萬沒想到鄧小平竟然主動提出了接受采訪的請求，一時間她高興得有些情不自已，當即就從沙發上站起來，笑著說道：「好啊好啊。」
後來，在鄧小平的安排下，兩人又一次進行了深入的交談，有許多人對鄧小平的行為表示不解，畢竟法拉奇在采訪中表現的那麽咄咄逼人，為何要再進行一次采訪呢？
但鄧小平對於這個問題卻一笑了之，只說了一句：「 這位記者的問題還是有點東西在的。 」
兩次訪談一共進行了四個多小時的時間，且不論這是專屬的獨家采訪，這個采訪的時間也是此前鄧小平接受采訪時從未出現過的時長。
毫無疑問，鄧小平是一位出類拔萃的領導人，而法拉奇雖然言辭犀利，但是追求真相的原則和堅持，卻是多少個新聞工作者都做不到的東西。
有人說，中國有毛澤東是幸運的，有鄧小平也是幸運的。
事實證明，這次訪談確實對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作為一個在國際上頗有影響力的記者，法拉奇對鄧小平的采訪確實在國際上掀起了巨大的輿論風波。
而鄧小平的儒雅隨和也給法拉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後她將采訪記錄整理出來發表在報刊上的時候，也引起了不少國家的關註，當時中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是遠遠不足的，而法拉奇則是彌補了這部份的缺失。
1980年9月的時候，法拉奇還專門寫信給鄧小平向他表示了感謝，她在信中十分誠懇地寫道：「 這次采訪是我的夙願，我曾擔心語言障礙會妨礙我實作這一夢想，後來我發現這個擔心是多余的。 」
後來的法拉奇再到訪中國的時候，還特意到天安門廣場看了看毛主席的畫像，這時她才明白了鄧小平話中的含義，也明白了毛主席在中國民眾心中獨一無二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