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4日，寧岡柏露村，紅四軍、紅五軍聯席會議，朱德提出，離開井岡山，去開辟新的根據地；毛澤東同誌，留守。
5月底，閩西永定縣湖雷鎮，紅四軍的前委擴大會議，以毛澤東和劉安恭（中央派駐紅四軍代表）為代表的雙方就要不要在前委下重新設立軍委（紅四軍軍委於1929年2月羅福嶂會議後撤銷，朱德為撤銷前的軍委書記）的問題針鋒相對，越爭越激烈，會議不歡而散。
前委全稱前敵委員會，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革命戰爭時期，為組織領導某一地區武裝起義或組織指揮重大戰役而設立的黨的高級領導機關。
6月8日，在上杭縣白砂鎮早康村的嚴氏祠堂——「東洋堂」裏，紅四軍再次召開前委擴大會議，繼續湖雷鎮未完的討論。
雖然會議最終以36票贊成、5票反對集體透過了撤銷紅四軍臨時軍委的決定，但一向默契的朱毛在此事上的明顯分歧卻讓會議的氣氛跌到了低谷。
隨後6月22日在紅四軍「七大」會議，毛澤東落選前委書記，朱德和毛澤東的分歧，徹底公開化。
朱德與毛澤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他們帶領的朱毛紅軍經過一次次的會師和戰鬥的洗禮，最終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無可爭議的主脈。
很長一段時期， 「朱毛」一直被當成一個人，廣為敵人、人民和外國人所知曉，他們為什麽會有如此激烈的分歧呢？
事情還得從源頭上說起。
1927年8月3日，南昌起義部隊撤離南昌，南下廣東。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起義軍應該南下廣東，以占領一個出海口。
9月下旬，部隊在攻占潮州、汕頭時遭遇失敗。朱德、陳毅遂率領一部份起義部隊離開廣東，向粵、贛、湘邊界地區轉移。
11月上旬，部隊來到崇義上堡、古亭、文英等地。不久，國民革命軍第16軍軍長範石生派共產黨員韋伯萃來部隊進行聯系，希望與朱德部隊合作。
範石生是朱德雲南講武堂的同班同學，經朱德介紹加入同盟會，與朱德同在一個小組，兩人意氣相投，經常秘密傳閱、摘抄【民報】和其他進步書刊，並商談軍事起義之事。
南昌起義前，範石生與中國共產黨一直保持著統一戰線關系。因此，朱德和陳毅經仔細分析，一致認為：盡管全國範圍的國共合作已經破裂，但是範石生與桂系軍閥有著矛盾，尤其還受蔣系軍閥的排擠，這種情況下，與範石生實行暫時合作還是可能的，同時可以解決部隊當前彈藥缺乏、給養困難等問題。
於是，朱德率部找到範石生，很快達成協定：在「部隊編制、組織不變動，要走隨時可走」的原則下，將部隊番號改為「16軍47師140團」，朱德任47師副師長兼140團團長。
協定達成後，借助140團的番號，南昌起義余部不僅得到了槍支、彈藥、服裝等軍需品，而且也得到了休養生息。衣食無著、瀕臨潰散的革命隊伍，克服了困難，又一次獲得了發展壯大的條件。
11月下旬，朱德率部隊來到湘南汝城，與湘南特委取得了聯系，希望在湘南開辟根據地，開展遊擊戰爭，並主持召開了聯席會議，決定以農村為陣地，組織武裝暴動。
1928年1月，朱德先是打著「國民革命軍第16軍47師140團」的旗幟智取宜章，在此組建了工農革命軍第1師。接著，節節勝利，先後攻克郴州、永興、資興、耒陽，建立了工農民主政權和工農革命軍第3師、第4師和第7師。
不久，又在巖泉、坪石先後擊潰許克祥部。此役我軍以2000余人的部隊，抓獲俘虜1000多人，繳槍2000余枝，還有重機槍、山炮、迫擊炮、大批子彈和幾十挑子的銀元。許克祥換上便裝，帶領幾個人逃掉，其丟掉的軍服也被朱德繳獲。朱德事後回憶：「可以說，許克祥幫助我們起了家。」
在坪石大捷的影響下，各地黨組織領導工農紛紛揭竿而起，武裝鬥爭的烈火迅速燃遍湘南大地。
不過，湘桂戰爭結束後，蔣介石策動湘粵軍閥對湘南革命力量進行大規模「會剿」，各縣地主反動武裝也蠢蠢欲動。
當時，受「左」傾錯誤路線影響，特委中的一些領導幹部為對付敵人「會剿」，提出「堅壁清野，燒盡郴宜大道五裏內的民房，不給敵人半點東西」的「焦土戰略」，引起了廣大幹部群眾的強烈不滿。
郴州大土豪崔廷彥、崔廷弼乘機制造了駭人聽聞的反革命暴亂，夏明震（夏明翰的弟弟）等1000余名縣區級幹部和基層骨幹被殺害，部隊陷於孤立。
為保存革命力量，3月29日，朱德下令起義部隊東撤，向井岡山進軍。
再看另一團革命火種。
1927年8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按照黨的「八七」會議精神，決定由毛澤東、盧德銘、余灑渡等組成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組織領導秋收起義。
1927年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按預定計劃爆發。起義部隊接連攻克老關、醴陵、瀏陽等地，但由於敵強我弱，部隊缺乏作戰經驗，加上隊伍中的某些領導者在指揮策略上出現了錯誤，起義開始連連受到挫折。後來又遭遇敵人的伏擊，起義總指揮盧德銘壯烈犧牲。
起義部隊決定保存實力，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中去堅持武裝鬥爭，發展革命力量。10月27日，起義部隊到達羅霄山脈中段井岡山的茨坪，開創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
1928年4月，朱德帶著南昌起義隊伍來到井岡山。
兩軍會師後，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4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王爾琢任參謀長，轄3個師，朱德、毛澤東、陳毅分任第10、第11、第12師師長，共1萬余人。
偉大的井岡山會師誕生了，揭開了中國共產黨我軍歷史上光輝的一頁。從此，毛澤東和朱德的名字便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但實際上，軍人出身的朱德率領南昌起義的余部，與書生出身的毛澤東帶著秋收起義的隊伍，二者之間在融合的過程中，曾出現過許多分歧。革命的道路，絕對不是一帆風順。
核心的問題是在紅四軍的指揮上。中央的指示雖然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但這種領導只是局限在黨的領導上，並沒有明確具體應該怎麽領導軍隊。
至於書記、委員之類的職務，其實質性的權力大小，在武裝革命的背景下，還是取決於背後的實力。
秋收起義的隊伍明顯不如南昌起義的隊伍強大，一方面是人數不如，另一方面是戰鬥力的差別，秋收起義的主力是武漢警衛團，而南昌起義的主力則是葉挺獨立團。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兩支部隊的強弱態勢。
拋棄了高官厚祿舊軍閥身份的朱德，為了追尋真理而加入黨組織，是堅決主張黨對軍隊的領導，他的追求是「終身為黨服務，做軍事運動」。
這種領導在軍隊的外部是軍隊屬於黨，受黨統一的一般戰略領導，軍隊必須按照黨的決定打仗。正因為這樣，即使後來朱德不願意去湘南，但他還是無條件地服從了湖南省委；雖然不願意攻擊範石生的部隊，但他還是痛苦而掙紮地進行了攻擊。
但是，在軍隊的內部，朱德不贊成把黨對軍隊的領導變成一種從戰略到戰術的具體軍事指揮，也即全面幹涉軍隊。
朱德希望要黨的領導而是不要黨的「指揮」，即黨可以就戰略任務的下達和在戰略指揮上領導軍隊，而不是對軍隊本身的管理和指揮進行直接幹涉，更不是深入到軍隊內部具體指揮。
同時，朱德也強調各級軍事首長在服從統一指揮和命令前提下必須要「機斷專行」的軍事原則，不主張上級軍事首長對下級軍事首長包辦一切。
至於在軍隊內部實行黨的領導，朱德主張的是軍委領導，即透過軍委等軍隊內部黨組織以及黨員在軍隊中的任職，保證軍隊屬於黨，保證其接受和服從黨的領導。
因此，三河壩阻擊戰之後，朱德立即組建並完善部隊的黨組織，上井岡山後也接受毛澤東支部建到連一級的主張。
但是，他還是希望在黨的領導下保持軍隊本身的相對獨立性。
當時，紅四軍的最高權力機構是前敵委員會，毛澤東擔任前委書記。但在1928年6月4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來信，認為前敵委員會應當設立，但又指示紅四軍「前委組織軍事委員會（即軍委），以朱德為書記，陳毅為士兵委員會秘書長」。
這樣，朱德和毛澤東的分歧就集中到了一點上，即：前委可不可以具體指揮軍隊？
雙方除了在軍事指揮方面存在分歧，其他方面的困擾一樣不少。井岡山會師光輝的背後隱藏著很多矛盾。
1928年3月,春寒料峭,湘南特委軍事特派員周魯帶著湖南省委的指示來到了寧岡縣龍市鎮。秋收起義以來,革命部隊第一次見到了「娘家」的親人，但一團歡喜卻遇上了劈頭澆過來的一盆冷水。
特派員指責邊界「燒殺太少」、「行動太右」,而且堅持指責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部隊不去攻打長沙等大、中城市,卻把隊伍帶進山裏是嚴重錯誤。
更為糟糕的是,他將1927年11月的黨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決議撤銷了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訊息誤傳為開除了毛澤東的黨籍。隨即，秋收起義前敵委員會被改組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委,何挺穎出任書記,被傳為「開除黨籍」的毛澤東擔任了師長。
那時的井岡山，正是蕭條、沈悶，有些迷茫的時候。朱德率部前來，本來是井岡山革命力量壯大的喜事，可內憂外患的毛澤東卻鎖緊了眉頭。
朱德的隊伍有2400人，跟朱德上山的湘南農軍有8000多人，有拿大刀梭鏢的，有老人和女人，還有抱在懷裏的孩子。眾多農民和家屬一起上山，給原本資源貧乏的井岡山造成沈重的壓力。
湘南農軍首領蕭克回憶：「當時8000農軍湧上井岡山……增強了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的力量,但也給邊界特委和四軍軍委帶來了很大困難。」
井岡山區人口稀少，耕地不多，又處高寒區，經濟落後。眾多兵馬齊集山上和山下小塊平原，吃飯、穿衣都成為大問題。這些剛剛組織起來的農軍，軍容不整，紀律差，引起邊界特委和紅四軍軍委的不滿。
毛澤東5月2日在永新給中央的信中說：「豈有此理的(湘南)各縣縣委和縣政府，帶領了一大批農民一起跑來，現有一萬人在這裏。」……「吃飯太難，現在永新這幾天籌了些款子。」
會師的開始就埋下了不安的因素。果然，上山僅3個月，湘南農軍組成的29團就要求回老家，朱德帶著28團在後追隨。毛澤東寫信勸阻也沒用，28、29團下山後一路進軍，7月底打下了郴州。
進了城，紅軍開啟幾個倉庫，29團的人開始「發洋財」。包袱、毯子、銀元，什麽都拿。到黃昏，國民黨軍範石生部隊反擊進來，滿城逍遙的農民兵四散逃跑，潰不成軍。
29團胡少海團長試圖集合隊伍，但集合好了，槍聲一響，又被敵人打散了。隊伍散了，人心亂了，東奔西逃，找不回幾個人來。只有蕭克帶的一個連沒逃跑，後來並入朱德指揮的28團。
朱德、陳毅見形勢不利，只得帶著殘余部隊返回井岡山，史上稱之為「八月失敗」。
紅軍竟然大張旗鼓地攻打湘南，本對井岡山並不重視的國民黨不幹了。湘贛兩省國民黨軍開始組織對井岡山的「會剿」，封鎖了井岡山周邊的通道，紅軍在山上的生活更為艱難。
很快沒糧食吃了，井岡山地區方圓五百裏，「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到萬擔」，糧食僅夠群眾自己用。部隊要吃糧、儲糧，都得去山下挑。
於是朱德只好帶著部隊下山到永新挑糧，有意思的是，又誕生了一個廣為傳誦的故事：【朱德的扁擔】。歷史啊，其實就是點點滴滴的痕跡。
紅軍的經費日見拮據。毛澤東給湖南省委的報告說：
「僅僅發夥食錢，此外一切費用都省掉，每月都需現洋萬元以上，出發全靠打土豪。但一則打過的地方，沒得打了；二則敵人圍得緊緊的，往往非得擊潰敵人之一面，打土豪也不許你打遠。三則敵情之嚴重，單獨一兩營兵簡直不能出去籌款。要籌款須得多兵，問題就不是簡單的了。現在全軍五千人的冬衣，雖得了棉花，還缺少布。這樣冷了，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好在苦慣了。而且什麽人都是一樣苦，從軍長到夥夫，一律吃五分錢的夥食。大家又都懂得是為了無產階級受苦，因此又不怨恨什麽人。雖然如此，經濟問題始終是很嚴重的。」
到了年底，又發生了兩件重要事情。
1928年12月，彭德懷、滕代遠率領在平江起義中建立的紅五軍主力800多人，突破敵人的圍追堵截，來到井岡山同紅四軍會合。井岡山又多了一支革命勁旅，比較巧的是，彭德懷是毛澤東的老鄉。
1928年底，湖南和江西軍閥調集兩省軍隊共6個旅、18個團，分5路向井岡山發動「會剿」，企圖一舉消滅朱毛紅軍和井岡山根據地。
一方面是新的革命隊伍會師，另一方面是敵人大舉來襲，形勢相當糾結。
重重壓力之下，潛伏已久的矛盾終於爆發了。
面對嚴峻的局面，1929年1月4日，毛澤東、朱德召集四、五軍軍委及邊界特委、各縣委的代表在寧岡柏露村召開聯席會議。會議決定，朱、毛紅軍帶領紅四軍主力3600人下井岡山，開辟新的根據地，王佐、彭德懷留守井岡山。
看起來，一切都是那麽簡單自然。而實際上，決定的背後埋藏了無數風起雲湧的可能。而每一種可能，都會把剛剛燃起的革命，帶向不可預知的未來。
前方，無論是光明還是險惡，革命者都會義無反顧。但光明，才是我們想要的。
會上發生了兩件重要事情：
一是紅四軍和紅五軍合並，實際上是紅四軍收編紅五軍，800人的隊伍勉強可以稱之為1個團。重要的是，彭德懷被任命為紅四軍副軍長兼第33團團長，滕代遠被任命為紅四軍副黨代表兼第33團黨代表。
有一點專門講一下，從軍人的角度說，在紅四軍中，朱德實際上是一個等級標桿。他在滇軍時已是中將軍銜，從蘇聯回國後，受命赴四川做軍閥楊森的統戰工作，被任命為黨代表，軍銜也是中將。
遺留一些軍閥傳統的朱德希望自己的部隊能嚴格遵守正規軍規矩，因此在湘南暴動時，他沒有輕易在自己部隊裏設定師部軍職，僅僅只是安排了一個參謀長職位，到井岡山後仍然如此，其他農軍師長改編進來時不過就安排一個團長職務。
甚至是在任命林彪為第28團團長職務時，因為林彪資歷比較淺，朱德猶豫了不少時間。因此，彭德懷擔任紅四軍副軍長，相當於被確認成為一名當時正統意義上的將軍。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朱德要求離開井岡山。
他提議，由彭德懷守井岡山，而毛澤東，則是跟彭德懷一起留在井岡山。但朱德自己，則離開井岡山，去贛南開辟新的根據地。
會上，先由毛澤東報告敵情，繼而由朱德提出方案。毛澤東主張克服困難，開展遊擊戰，堅持井岡山的鬥爭。朱德則主張打到外線去，調動敵人，籌糧籌款，待機殲敵，創造條件再恢復井岡山根據地。毛澤東和朱德的意見成為了兩種主流意見，雙方爭論不下。
這時，陳毅分析了形勢，建議分兵迎敵，以一部下山遊擊引開敵人，「圍魏救趙」，同時緩解井岡山的經濟困境。朱德見此便提出新的方案，他說：
「井岡山是我們建設了一年的革命根據地，防禦工事又做得很好，且有不能移動的重傷兵五百余人，我們是不能放棄的。但是若全部紅軍守住這個山頭，則糧食不能維持長久，有被困斃的危險，因此，我主張將紅軍分為兩部，以紅四軍之31團及紅五軍全部，由毛澤東、彭德懷兩位同誌指揮，固守井岡山，我率紅四軍28、29兩團突圍東征，轉移到閩、粵、贛三省邊區遊擊，創造新根據地，如此便可分散圍攻的敵人，並可東西呼應作戰……。」
當時與會人員大都同意朱德這一建議，毛澤東一時說不出話來。彭德懷、滕代遠是剛上山的客軍，不便直接發表意見，因此靜觀其變。
又爭論了一會，支持分兵方案的人越來越多。毛澤東眼看朱德已決意要帶紅28團下山，意識到只留下紅31團和袁文才、王佐部是打不了大仗的，而彭德懷、滕代遠部的戰鬥力又不清楚，如此很可能守不住井岡山。
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稍事休息，略加思索後」，也調整了意見，提出只有紅28團下山兵力不足，要解井岡山之圍，需以紅四軍主力下山調動敵人。
偉大的人物都有很強的歷史前瞻性，毛澤東的意圖很明確，半年多來的鬥爭實踐證明，沒有朱德部紅軍就很難打大仗殲敵，難以擴大發展，沒有毛澤東部則政治方向不易把握。
因此，留守也好，轉戰外線也好，紅28團和紅31團，這兩支南昌、秋收起義的主力軍必須合在一起，這樣才具備機動殲敵擴大根據地的能力。
於是，朱德和毛澤東的意見統一了。但還有一個棘手的問題，留守井岡山。
從各部隊的情況看，袁文才、王佐及紅32團是井岡山坐地戶，理應當仁不讓留守。而彭德懷、滕代遠率部剛上山不久，人生地不熟，留他們守山，背離常理。
但費盡千辛萬苦建立的根據地是不能這樣就扔給敵人的，敵情兇險，而且還有一批傷病員需要安置，必須留兵守衛，萬一紅四軍主力下山不利，還有個歸處。
於是，善打硬仗的彭大將軍以其一貫的風格勇挑重擔，沒有推辭，並說服了有不同意見的鄧萍、李燦、賀國中等親信部將。
這樣，柏露會議最後決定：「以紅四軍出發贛南遊擊，向吉安一帶推進，采取圍魏救趙的方針，到外線打擊敵人，解井岡山之圍；以彭德懷及袁(文才)、王(佐)部留守邊界應付湘贛進攻部隊」。
革命的歷程，永遠是在鬥爭中前進，包括外部的戰鬥，也包括內部的紛爭，最終昇華為指引光明的方向。
朱毛紅軍的這次爭議，引發了中國共產黨我軍史上一個戰略大轉折，從此工農紅軍走向了更廣闊的地區積極割據的戰略，井岡山的星星之火，發展成了中國革命的燎原之勢。
朱毛紅軍雖然離開了井岡山，但後來又在贛南、閩西蓬勃發展，打出了一片新的革命根據地。相比人煙稀少、地瘠民貧的井岡山，贛南、閩西根據地無疑更適合開展土地革命戰爭。
後來，贛南、閩西根據地成為了全國最大的一塊紅色蘇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也在這裏誕生，中國革命的面貌已煥然一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的道路，現在看起來是那麽光明，聽起來也是那麽地振奮人心。但實際上，每一個腳印，都充滿了坎坷，尤其是星火剛剛燃起的那個階段。
1929年1月14日黎明，「陳毅與朱德、毛澤東一起，率紅四軍主力3600余人」離開井岡山。當晚，在大汾殲滅守敵一個營，隨後日夜兼程向大余縣城進發。當時的大余縣城沒有敵軍設防，所以紅軍不費一彈就占領這座縣城。
但當時的「大余縣畢竟沒有共產黨的組織、沒有群眾革命鬥爭基礎的地方，贛敵李文彬旅悄悄逼近大余城時，就沒有人來向紅軍報信。」
李文彬出生在1894年的雲南，曾在雲南講武堂瀘州分校學習，當時已是旅長的朱德，還兼任瀘州分校的戰術教官，手把手地教過他。從此李文彬一直視朱德為自己的恩師和偶像。
李文彬畢業後便來到朱德麾下，任連長。1927年，朱德留學歸來，被老同學朱培德從武漢請到南昌時，李文彬已成為朱培德手下驍將，任25團團長，可當聽聞老師來後，非常高興，時常請朱德來到自己的25團，給全團官兵做「精神講話」。
那時兩人的師生情滿滿，但隨著南昌起義的爆發，這對師生分道揚鑣，兵戎相見了。
深知朱德用兵之道的李文彬，自然了解紅軍的短處，追得最兇，幾乎根本不給紅軍喘息機會，讓紅軍陷入被動之中。
解放後，朱德在北京見到當年老同學金漢鼎時，特意問起過李文彬。當得知去了美國後，朱德如此說道：「大余一戰，李文彬再追，我們就沒命了。」
楊得誌回憶：「21旅旅長叫李文彬，我們和他打過幾仗，都沒有打好……全旅清一色的灰軍裝，白帽罩。那時我們對帶白帽罩的敵人有點膽怯……」
贛軍李文彬旅一舉就攻破了林彪率領的紅28團警戒陣地，緊急時刻，正在開連以上幹部會的毛澤東、朱德率軍部少數人向城南轉移。這一仗，紅四軍犧牲了2個營長、1個團黨代表，部隊撤到廣東北部的南雄縣。
為了擺脫追兵，紅四軍主力星夜兼程，沿途沒有黨組織，群眾也不了解紅軍，紅四軍孤軍作戰，期間連軍部也險遭覆滅。
朱德的妻子伍若蘭受傷後被俘，最後英勇犧牲，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也腿部中彈。陳毅在突圍中被敵人抓住了大衣，他「把大衣向後一拋正好罩住敵人的腦袋，自己快步脫身。」毛澤東稱這一時期，是紅四軍成立以來最困苦的時期。
當時，3600人的部隊連吃飯都很困難，行動時目標很大，恰逢隆冬，冰天雪地，而紅軍還身著單衣行軍，後來不少幹部強烈要求分兵活動。
多數人形成的意見是，將紅四軍所屬部隊改編為第一、第三兩個縱隊，一縱隊由28團、特務營編成，黨代表是陳毅，縱隊長林彪；三縱隊由31團編成，黨代表蔡協民，縱隊長伍中豪。朱德、毛澤東分別率一、三縱隊行動。
但「毛澤東不同意立即分兵，認為分兵活動容易遭敵人各個擊破」。為此，在羅福嶂前委會議上，毛澤東、朱德二人再次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最終也沒有任何結果。
不過，羅福嶂會議雖說沒有在軍事指揮行動方面取得一致意見，但在指揮權上達成了共識。而這次共識，卻給後面更為激烈的爭論，埋下了不安種子。
朱毛紅軍離開井岡山後，每日行軍打仗，形勢嚴峻，常要開會討論軍情和部隊行動問題，軍委和前委機構顯得重疊。
加上下山後出師不利，部隊又因分兵引起了不滿情緒，越來越多的精力消耗在無休止的討論和爭論中。各種不利因素導致黨指揮槍的效率愈來愈低下，效果也愈來愈不盡人意。
面對這種情況，羅福嶂前委會議上，毛澤東以前委書記的名義提議，由朱德任書記的紅四軍軍委暫時停止辦公，軍委機關改為政治部，並由紅四軍黨代表毛澤東來兼政治部主任一職。
這樣，「前委書記、黨代表、政治部主任由毛澤東一人兼任，黨權、軍權、政權、人權，都具體地集中到了毛澤東一人手裏。」有了這些權力後，毛澤東的指揮就得心應手。
但是，在前委擴大會上，毛澤東把多數人提出的分兵的意見「就壓下不予討論」，引發了許多人的不滿，只是矛盾暫時被壓下來。
1929年2月10日，在大柏地戰鬥中，紅四軍一舉殲敵第15旅的兩個團，這是紅四軍自下井岡山以來打的第一個大勝仗，從此紅軍擺脫了被動的局面，並取得了作戰的主動權。
盡管如此，紅四軍中不少幹部對毛澤東集權的做法還是表現出強烈的不滿，恰在這時，2月7日，紅四軍接到中央的來信，後來黨史上稱之為「二月來信」。在信中要求紅四軍：「為了保存實力和發動群眾，將隊伍分散到農村去，毛澤東、朱德離開紅四軍去中央。」
隨即紅四軍中一部份積極主張分兵遊擊的人以「二月來信」為借口，再次要求紅四軍分兵遊擊，紅四軍內部的矛盾越來越趨於公開化。
中央有些為難了，5月上旬，黨中央安排留蘇學生劉安恭等人來紅四軍工作。劉安恭是四川人，早年留學德國， 參加過南昌起義，後又到蘇聯學習軍事。有一點比較微妙，他與朱德、陳毅是老鄉。
由於劉安恭是中央委派，又曾留學德國、蘇聯， 在軍事理論上很有一套，加上善於辭令，這使紅軍不少幹部對他很是佩服。
劉安恭的到來使得紅四軍的內部矛盾徹底公開化，反反復復，幾經波折。
1929年5月，紅四軍在前委下成立臨時軍委，劉安恭任臨時軍委書記。
6月8日，紅四軍在白砂召開前委擴大會議，會上以表決的形式透過了取消臨時軍委的決定。
6月22日，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閩西龍巖召開，經過民主選舉，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毛澤東只被選為前委委員。
毛澤東落選前委書記，存在多方面原因。大方向上的原因主要是當時黨和軍隊的關系問題仍未得到完全解決。紅軍大部份是從舊式軍隊脫胎出來，舊思想、舊習慣和舊制度都帶到了紅軍隊伍中來。
因而，一部份人習慣於舊軍隊的領導方式，強調「軍官權威」，喜歡「長官說了算」，但認為「黨太管事了」、「黨代表權力太大」，提出「黨不應管理一切」，主張黨對軍隊只能領導，不能指導。
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在七大上提出的關於堅持和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克服紅軍中正在滋長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正確主張，自然難以為大部份代表接受。
意識到這個問題，在七大之前的白砂會議上，毛澤東就已送出了一份書面意見，列舉了紅四軍黨記憶體在的主要問題，提出，不能再擔負這種不生不死的前委書記責任，請求馬上更換書記，離開前委。
還有一些人際關系方面的原因。朱德善於帶兵，還常和戰士一起挑糧，衣著普普通通，深受中下層幹部和戰士的愛戴。而毛澤東經常靜在屋內思考，雄才睿智，在上層幹部中威望高。但是在大會的代表中，中下層幹部與戰士多於上層幹部，這也是毛澤東落選原因之一。
會後，毛澤東離開紅四軍，留在閩西養病並指導地方工作。
8月中旬，訊息傳到在上海的中央，周恩來十分慎重。8月13日，他在政治局會上說：「這是歷史上很久以來意見不同的沖突，因他們工作很努力，故未有大的爆發，等陳毅來後，再做答復。」
1929年8月底，陳毅到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8月29日，政治局聽取了陳毅的匯報，決定由周恩來、李立三、陳毅組成委員會，起草一個決議，周恩來為召集人。
周恩來對陳毅說，要把毛澤東同誌請回來。他強調要召開一次會議，統一思想，分清是非，鞏固紅四軍的團結，維護朱、毛的領導。
周恩來之所以這麽說，不僅僅是聽了陳毅的客觀匯報，也是由於他了解陳毅、毛澤東、朱德。在歐洲他就認識陳毅、朱德，他還是朱德的入黨介紹人，他們一起參加了南昌起義。
在三人之中，朱德年齡最大，從戎多年，是忠厚的長者、討伐袁世凱護國軍的名將、滇軍的高級將領，有豐富的作戰經驗，對於初創的紅軍特別重要。
陳毅比周恩來小3歲，喜愛文學，為人正直坦蕩，但在軍事上、在政治上的經驗還不如朱、毛兩人。
經過充分而深刻的討論，周恩來和陳毅對農村武裝鬥爭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此後，陳毅根據周恩來的談話和中央會議的精神起草了一封信，經周恩來審定後作為中共中央給紅軍第4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主要內容如下：
其一，在黨的檔中第一次將農村的紅軍提到一個很高的高度。指示信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如有人懷疑紅軍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國革命的實際，就是一種取消觀念。」
其二，關於紅軍的根本任務，指示信規定：「一、發動群眾鬥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二、實行遊擊戰爭，武裝農民，並擴大本身組織；三、擴大遊擊區域及政治影響於全國。」
其三，針對紅四軍各黨部關於分兵與集中的爭論，信中指出：「分兵與集中只是某一個時期中的工作方式的利便問題，絕不能把紅軍四軍分成幾路各不相屬的部隊，這樣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紅軍四軍分小，化成無數的遊擊隊而不相聯屬。兩者皆是取消觀念。」信中批評急躁情緒，明確指出「預定一年內奪取江西全省政權的決定，也是錯誤的」。
這封信支持毛澤東的觀點，加強黨在紅軍的領導，指出：「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參照‘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
指示信提出要「糾正一切不正確的傾向」，並提出解決方案：
「第一，應該團結全體同誌努力向敵人鬥爭，實作紅軍所負的任務；
第二，前委要加強指導機關的威信，與一切非無產階級意識作堅決的鬥爭；
第三，前委應糾正朱、毛兩同誌的錯誤，要恢復朱、毛兩同誌在群眾中的信仰；
第四，朱、毛兩同誌仍留前委工作。
經過前委會議，朱、毛兩同誌誠懇接受中央指示後，毛同誌應仍為前委書記，並須使紅軍全體同誌了解而接受。」
在毛澤東離開的這段時間裏，紅四軍亦是水深火熱。
1929年7月，陳毅根據中央的指示前往上海參加軍事會議，前委書記由朱德代理。
7月末，贛、閩、粵敵軍「會繳」閩西紅軍。紅四軍決定主力出擊，挺進閩中，迂回到外線打擊福建地方軍閥，但沿途荒山峻嶺，當地群眾又不了解紅軍，補給不力，行進困難。結果一路減員丟裝，勉強在漳平小勝，最終被迫退回龍巖。
後來，紅四軍幾個縱隊合兵攻占龍巖的上杭，一舉消滅敵盧新銘部1000余人，暫時鞏固了根據地。借此機會，一心想了卻「七大」分歧之憾的朱德在上杭城主持召開了紅四軍「八大」。
時值9月下旬，毛澤東沒有參加，陳毅赴中央開會未歸，全軍在政治上缺乏一個堅強的領導中心，大會爭論不休地開了3天，毫無結果。很多人開始想念落選的前委書記了，紛紛要求毛澤東返回紅四軍復職。
10月中旬，粵桂兩系軍閥在廣東發生新的沖突，中央和福建省委指示紅四軍向東江出擊。未曾想到，粵軍蔣光鼐部迅速結束了粵桂軍閥戰爭，折回東江對付紅軍。而紅四軍前委並沒有覺察到敵情的變化，依照命令二次進攻梅縣，遭到強敵反擊，傷亡慘烈。東江失利，兵力損失約三分之一，紅四軍的幹部戰士們更加想念毛澤東。
這一切，讓朱德也越發清醒地認識到，缺少了政治核心的紅四軍，和以前能征善戰的朱毛紅軍，有些不一樣了。
10月下旬，陳毅帶著「九月來信」回到了紅四軍，向大家傳達了中央的指示精神。竭力反思的朱德堅決擁護中央指示，決定部隊返回閩西整訓，並安排專人請毛澤東回來主持前委工作。
1929年12月28日，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上杭古田召開，會議選舉毛澤東為前委書記，重回紅四軍的領導崗位。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
「朱毛之爭」終於塵埃落定！這場爭論雖然給紅四軍的革命歷程帶來了一些坎坷，但始終是站在黨的立場上的公開討論，並無派別之分。而且一旦達成共識，毛澤東和朱德便不再纏結於爭論，團結一致向前看。
中國革命的歷程，並不是一個勝利接著一個勝利那樣光芒四射，而是革命者們在最危險、最困苦的環境中不斷反思，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敗過程中不斷昇華，一步一步走向最終的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