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張茜生下兒子，陳毅看一眼就走，奧地利軍醫生氣：回來
1942年5月25日，新四軍代軍長陳毅的夫人張茜在蘇北阜寧鄉下垮周村的一戶農家生下了兒子陳昊蘇。當時，環境十分險惡，張茜為了避開戰火，轉移到了這個農家。陳昊蘇的降生讓陳毅興奮不已，他馬上趕去農家，取了個小名「小誇」給孩子。
由於當時軍情緊急，陳毅不能久留，必須迅速回軍部處理要務。
然而，這一行為引起了為張茜接生的奧地利軍醫羅生特的不滿。羅生特大聲責問：「給我回來！你們中國人怎麽搞的？沒有感情！就這樣走了？」他認為，在奧地利，丈夫應該在妻子生產後送上鮮花並溫言慰問，而陳毅卻只顧著自己的軍隊，對妻子漠不關心，讓他對陳毅產生了負面看法。
衛生部長崔義田趕緊解釋說，陳毅確實有軍務在身，他對妻子充滿感情。崔義田還提到了陳毅為妻子寫的一首情詩，以證明陳毅並非無情之人。這才消除了羅生特的誤會。
那麽，奧地利軍醫羅生特是何許人也？為何敢如此斥責陳毅？
羅生特，原名雅各布·羅森費爾德，生於1903年，出生在奧地利中部的一個猶太家庭。他的父親經營女帽生意，家境優越。羅生特在25歲時畢業於維也納大學醫學系，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在幾年的臨床實踐後，他成為奧地利著名的泌尿科和婦產科專家。
然而，不幸的是，在1938年希特勒法西斯吞並奧地利後，羅生特作為猶太人受到殘酷迫害。1938年5月28日，他被捕，並被送往德國集中營，強迫參與各種苦役。
在集中營中，羅生特目睹了監工殘酷地毒打一位同胞，他毫不猶豫地上前營救，結果也被毆打，失去了幾顆牙齒，斷了兩根肋骨。經過幾個月的折磨，羅生特最終被德國法西斯驅逐出境。
迫於茫茫世界，羅生特決定前往中國。在大學時期，他對中國以及北伐戰爭有所了解。加之當時中國抗日戰爭爆發，他對中國人民懷有深深的同情。因此，羅生特於1939年8月5日，歷盡艱辛，終於抵達上海。
羅生特抵達上海後，他與眾人合夥成立了一家醫療診所，依靠卓越的醫術很快聲名鵲起，財富滾滾而來。然而，羅生特是一位充滿良知和理想的前衛人士，對於過上富裕的生活並不滿足。因此，他加入了由波蘭籍猶太人希伯領導的一個「學習小組」，經常與他們一起深入研究抗戰問題。
希伯曾是德國共產黨成員，與中共地下組織有著緊密聯系。在1939年，以記者身份他曾前往皖南新四軍駐地采訪。透過希伯的口，羅生特得知新四軍醫療資源短缺，傷員往往得不到及時治療，於是他萌生了投奔新四軍的念頭。
隨後，新四軍的醫務處長沈其震來到上海，寄居在希伯家中，結識了羅生特。羅生特多次向他表達了加入新四軍的願望。沈其震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後，認為羅生特不僅醫術高超，而且確實做好了吃苦的準備。於是，他向軍部發去密電征求意見，在得到批準後，羅生特於1941年3月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護送下抵達了新四軍軍部的臨時駐地鹽城。
羅生特的到來受到了新四軍代軍長陳毅和政委劉少奇的熱烈歡迎。在3月20日，陳毅在一場隆重的歡迎大會上表示：「羅生特先生前來參加新四軍，這在蘇北是首次。中國的革命和抗日戰爭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正義之士都在支持我們！」
接下來，羅生特被任命為新四軍衛生部顧問，經常在新四軍各部隊之間巡診，解決各種疑難病癥。
有一次，軍部機關的一名戰士左腳踝受傷，整個左腿青紫腫脹。軍部醫生懷疑是破傷風，決定截掉整個左腿。正在準備手術時，羅生特巡診回來。他對病人進行了認真檢查，認為不需要截肢，而是采取了其他有效的治療方法。一個月後，這名戰士康復出院，感激地對周圍的人說：「是羅大夫保住了我的一條腿。」
另一次，兩位老鄉急匆匆地趕到軍部，告訴羅生特一位產婦難產，生命垂危，請求他前去救治。羅生特毫不猶豫，趕了幾十裏山路，來到產婦家中。此時，產婦已經昏迷，情況非常危急。羅生特立即展開施救。
在救治過程中，他發現產婦家裏的衛生條件不佳。於是，他拿出自己勞動模範大會上獲得的獎品——一條白毛巾，墊在了產婦的身下。在他的努力下，產婦最終安全分娩。
除了治病救人，羅生特還創辦了衛生學校，培訓醫務人員。他還參與編寫了一本名為【軍醫必攜】的書，供醫務人員閱讀。1941年8月，新四軍軍部專門安排上海地下黨印制了1000本，並送到蘇北，對今後的醫務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正是由於羅生特的傑出貢獻，贏得了蘇北軍民的一致贊揚，大家親切地稱呼他為「新四軍中的白求恩」。
陳毅等人非常關心羅生特的生活。有時一些咖啡，他會立即派人送給羅生特。然而，羅生特並不願意接受特殊照顧。他總是拒絕組織上的關懷，穿著與士兵一樣的土布軍裝，睡在土炕上，吃著簡樸的玉米粥，還經常用自己的津貼購買營養品給戰士們食用。
在那個充滿艱辛歲月的時期，羅生特與陳毅等新四軍領導人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陳毅和羅生特對文學都充滿熱情，他們曾用法語進行長時間的交談，一同度過了數個通宵，還一起進行遊泳和散步。陳毅慷慨地將自己鐘愛的馬牌手槍贈予羅生特，並表示：「這支槍是比利時1901年制造的，而我也是1901年的出生，因此我非常珍惜它。現在，我將它送給你，作為我們友誼的紀念。」
1942年初，羅生特致信陳毅表示：
我計劃寫一本關於新四軍的書，希望得到您的幫助，並請您簡要介紹一下您的經歷。
陳毅對羅生特的這一計劃表示全力支持，並親自回通道：
新四軍的艱苦鬥爭，您是親歷者，親受者，永遠是一個見證人……
期待您的著作早日問世，感激您對新四軍的支持。我願以同誌的身份全力協助您完成這本意義深遠的著作。
在新四軍的工作中，羅生特深感自己對共產黨的歸屬感日益增強。因此，在1942年春季，他向華中局的錢俊瑞提出了入黨的申請。錢俊瑞欣然同意介紹羅生特入黨，得知此事後，陳毅也表示願意擔任他的入黨介紹人。於是，羅生特以特別黨員的身份被正式接納為黨員。
1943年1月，羅榮桓在山東的115師擔任政委時患上了嚴重的尿血病，然而，病因卻難以查明。陳毅得知後，緊急邀請羅榮桓前往蘇北，尋求羅生特的醫治。
羅榮桓抵達後，羅生特立即進行詳細檢查，初步懷疑是膀胱或腎臟出血，決定進行膀胱檢查。然而，當時的膀胱鏡由金屬制成，檢查過程中難免會擦傷尿道內壁，而且當時缺乏麻醉劑。羅生特面臨著一些困擾，羅榮桓察覺到了他的困境，便對轉譯說：「請告訴羅生特大夫，我專程前來請他治病，他可以放心大膽地進行檢查和治療。」
在羅生特得到充分授權後，檢查過程雖然使羅榮桓極度疼痛，但他卻從未發出一聲呻吟。為了減輕羅榮桓的痛苦，羅生特在操作上更加小心，同時不斷用他不太流利的漢語說：「馬上就好，馬上就好。」
經過檢查，羅生特初步判斷羅榮桓的右腎存在病變，但當時並沒有進行手術的條件，只能采取保守治療。在羅生特的關心和護理下，羅榮桓的病情得到一定緩解，然而由於軍事形勢的緊張，他不得不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匆匆返回山東。
到了1943年8月，由於羅榮桓超負荷的工作，病情再度惡化，陳毅再次邀請羅生特前往山東進行治療。在羅生特的治療下，羅榮桓的病情再次有所好轉。
羅榮桓夫婦經常邀請羅生特在家裏共進晚餐，彼此相處得如同親人一般。當時，羅榮桓的長子羅東進年僅五六歲，與羅生特的關系非常親密，一見面就調皮地稱他為「大鼻子叔叔」，還喜歡聽他模仿各種動物的聲音。
作為醫生和朋友，羅生特對羅榮桓的病情十分關切，對他的飲食也進行了嚴格的控制。有一次，羅生特詢問羅榮桓：「聽說湖南人喜歡吃辣椒，甚至在吃西瓜時也要加辣椒，是這樣嗎？」
羅榮桓笑而不語，羅生特接著說：「但對於你的病情考慮，以後絕對不能再吃辣椒了！」
到了1946年，羅榮桓的病情再次加重，羅生特堅持要將他送往莫斯科治療。於是在1947年7月下旬，羅生特親自陪同羅榮桓夫婦和孩子從哈爾濱出發，乘坐火車前往莫斯科接受手術治療。
1947年3月，羅生特被任命為東北民主聯軍第一縱隊衛生部長，成為我軍歷史上國際友人擔任的最高實際領導職務。
1947年5月，羅榮桓手術後回到哈爾濱，迅速投入緊張的工作。羅生特多次勸告他不要過度勞累，但羅榮桓卻真誠地表示：「好，我接受你的建議。但作為醫生，你們是否有時過於重視病人的病情？自然規律是不可逆的，人生有死，關鍵在於如何在有生之年為革命事業做出有益的貢獻。」
聽完羅榮桓的講話，羅生特眼眶濕潤，從此更加全心全意地協助控制羅榮桓的病情。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羅生特因思念故鄉向組織申請回國，獲準後踏上回維也納的旅程。
臨行前，羅榮桓贈送給羅生特一塊懷表作為紀念。途經上海時，陳毅欣喜地接待了已成為上海市長的羅生特，為他定做了一套漂亮的西裝，並為他舉行了溫馨的餞行宴會。陳毅在宴會上稱贊羅生特為「活著的白求恩」、「無私的國際主義戰士」，期望他能早日再次存取中國。
然而，羅生特回國後，戰後的大蕭條使他難以找到工作，身體狀況也日益惡化。1952年4月22日，羅生特因心肌梗塞離世，葬於特拉維夫市郊，享年49歲。
1953年初，陳毅派人了解羅生特的情況，卻發現他已去世半年有余。
由於歷史原因，羅生特的名字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鮮有人提及。直到1986年，解放軍後勤學院學術研究部成立了後勤歷史研究室，研究員馮彩章、李葆定註意到羅生特的事跡，認為他是戰爭時期我軍職務最高的西方友人，對中國抗戰和革命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卻鮮為人知。
因此，馮、李於1988年1月30日在【健康報】頭版發表了羅生特的紀念文章【遲到的紀念——回顧奧地利醫生羅生特的生平】，引起了公眾的關註。
中國人民沒有遺忘羅生特。1992年，山東省莒南縣在原八路軍山東軍區舊址豎立了一座4米高的漢白玉雕像，同時將莒南縣醫院命名為「羅生特醫院」。此外，在哈爾濱猶太新會堂，中國人民還為羅生特建立了一尊銅像。
羅生特短暫的一生中，將最寶貴的10年獻給了中國，以赤誠的心和卓越的才智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將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