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求賢若渴，對人才的重用令人嘆為觀止，正因為如此東方列國人才才如過江之鯽奔赴秦國，對秦國崛起和統一天下功莫大焉。
早在秦穆公時期，秦國就因穆公「親士急賢」而出現了「眾賢厚國」的局面。從商鞅變法起，秦國開始建立一套完整的以能力和貢獻為核心的人才激勵政策和行動機制。最重要的是軍功授爵制，英雄不問出身，國別、年齡、民族、貧富、貴賤、職業等皆不是問題和門檻，只要肯於為秦國效力，一切都不設限，都給其一方舞台，讓其淋漓盡致地施展才華，變相馬為賽馬，能獲取多大的功名利祿，全憑你的本事和累功，真正做到了有能力和貢獻，就有相應的地位和物質回報。而這一切都可以量化，透明真實，沒有貓膩，讓人心服口服，無法抱怨。秦廷滿朝文武和諸生，沒有關系型、安置型、照顧型、忽悠型、平庸型、裙帶型者，健康而有序的社會水平流動和垂直流動，使秦國充滿了生機與活力。
秦國君臣具有國際視野，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春秋戰國時代，絕大多數諸子百家代表人物，如道家老子、法家商鞅、縱橫家張儀和範雎、墨家相裏勤、兵家尉繚子、雜家呂不韋、計然家蔡澤，皆紛紛入秦助其平定天下。
據統計，從秦惠文王四年（公元前334年）秦國設立丞相一職開始，直到秦二世亡國長達一百余年時間中，有24人擔任過丞相，其中16人都是客卿。而從秦穆公開始到秦始皇統一天下這段時間中，秦軍對外作戰總數約為130次，除去國君親自率兵和沒有記載的情況外，留下統帥名字的80次戰爭中，有56次戰爭的統帥是客卿擔任的。
主要客卿情況如下：百裏奚原是虞國人，晉獻公滅虞國時被俘，是春秋時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秦穆公為成就霸業，費盡心思用五張羊皮從楚國贖回曾為虞國大夫、後晉滅虞作為晉國君女兒陪嫁的奴仆百裏奚。穆公重用百裏奚，百裏奚又成功舉薦蹇叔，使之成為穆公益國十二，開地千裏，遂霸西戎的肱股之臣。
由余是晉國人，後晉國內亂流落戎地，是春秋時期著名政治家。秦穆公時秦國勢日熾，戎王派遣由余到秦國考察，在秦國由余高談闊論為政之道，秦穆公甚為折服。史記載，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誌；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 離間計使戎王對由余產生了猜忌之心，由余被逼無奈投奔秦國，秦穆公用由余之謀，一舉打垮了為患多年的西戎。
商鞅是魏國人，在魏國不受重用，聞秦孝公招賢令，懷功利之心入秦變法，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法家代表人物。秦孝公即位後，認為「諸侯卑秦，醜莫大焉」，放言「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以「復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商鞅入秦遊說孝公，被委以改革重任。商鞅變法，厲行法治，鼓勵農戰，實行軍功爵制，對秦國舊俗舊禮舊法進行徹底改造，使秦國迅速國富兵強，對秦國統一天下功莫大焉。
張儀是魏國人，後為秦相，戰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縱橫家。他以智慧和口才著稱，善於運用外交手段和謀略，為秦國在戰國紛爭中取得優勢地位作出了重要貢獻。張儀出使遊說各諸侯國，以「橫」破「縱」，使各國紛紛由合縱抗秦轉變為連橫親秦。張儀也因此被秦王封為武信君。
範雎是魏國人，秦昭襄王時期入秦，為秦相，著名政治家、謀略家。他遊說秦昭襄王，貢獻了「遠交近攻」策略，結束了魏冉家族專政，在長平之戰中行反間計於趙國，使趙國不用廉頗而用趙括，為白起率秦軍盡殺45萬趙軍創造了條件。
呂不韋，衛國濮陽（今河南省安陽市滑縣）人，戰國末年衛國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後為秦相國。呂不韋當政十二年期間，侵占了韓、魏、趙的大片土地，大敗趙、楚、魏、韓、燕五國聯軍。呂不韋組織賓客著【呂氏春秋】，為封建大一統王朝的建立，提供政治理論準備。呂思勉先生說，呂不韋「實秦並天下之首功矣」。
尉繚原稱為繚，魏國大梁人，是兵家代表人物，入秦為國尉。從秦始皇時代統一戰爭的過程看，尉繚的軍事思想得到了較好的貫徹，也大大加速了秦國統一天下的步伐。比如，重用良將，用離間計瓦解合縱、鏟除敵將，沒有大規模坑殺降卒，以和平方式占領齊國，嚴肅軍紀等，都貫穿於秦始皇後期統一戰爭的過程之中。
李斯原楚國上蔡人，法家代表人物，政治家、文學家、書法家。李斯的主要貢獻是，力主秦國實行郡縣制、李斯定法、書同文等，但李斯茍合趙高，釀成沙丘之變，是秦二世而亡的重要推手。
這麽多諸子百家代表人物紛紛入秦擘畫統一天下，論大家，唯一缺少儒家，何也？【史記】評價儒家：「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以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不能易也。儒家那一套博雜繁復，有用的根本性的東西就是「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其余的都沒有用，讓人皓發窮經，卻無益於建功立業。這反映了司馬遷對儒者的態度，也是秦國不待見孔子學說的因由。
司馬遷在【史記】中也說出了儒家的處境： 「天下爭並於戰國，儒術既絀焉。」千年後的少年王陽明更道出了孔孟之後，秦國不尚儒的緣由：儒者的大患就是不知用兵，仲尼有文采，但也有武備，那些章句之儒，只知粉飾太平，一旦遇事，束手無策，這是通儒之羞啊！其實，孔子自己也曾說過：「俎豆之事，則聞之矣；軍教之事，未之學也。」
東方列國人才不斷流入秦國，是因為秦國廢除世卿世祿血緣宗法制，實行無功不受祿的選任機制，給人才提供了施展才幹、獲取功名利祿的廣闊舞台。
秦國在荀子的眼中也是理想國。荀子在【強國篇】中描述他見到的秦國：「秦國邊塞險峻，地勢便利，山林茂密，河川縱橫，土地豐腴，物產豐富，是天然形勝之國。入境觀俗，百姓淳樸，聲樂雅正，服飾素凈，人人敬畏官府而十分順從，保留著古聖賢治下的民風。到了官邑都府，役吏嚴整肅然，人人恭儉敦敬，忠誠盡職，沒有不良陋習，宛如古之良吏。進入國都鹹陽，士大夫忠於職守，出私門入公門，出公門入私門，不因私事行旁門左道，不拉幫結派，不朋黨比周，為人辦事無不明通而奉公，有古之士風。觀察秦國的朝廷，其朝議有序，聽決百事無所滯留，運轉井然宛若無任之治，真像古代聖王治理的朝廷。可以說，秦四世取勝，並非一時僥幸，而是天時地利、政通人和之結果，是形勢發展之必然。」
然而，東方列國的百姓卻避秦不及，如南韓上黨淪陷，上黨韓民皆奔趙國；秦攻占的六國城邑，其民也常反秦，如南郡備警、郢陳叛亂等；新地逃亡者更是屢見不鮮。何也？
自商鞅變法至秦並天下的140余年，秦國法治日趨健全完善，「治道執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秦國本土民眾敬畏秦法，依法辦事已成為習慣和傳統。秦並天下後，秦始皇命李斯定法，統一全國法律，秦法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施行。秦法與原六國法律相比，法律條文繁雜，對社會生活和人們行為的方方面面、點點滴滴，事無巨細，皆有清晰而明確的法律規定。因為秦本土有法治傳統，人們日用而不覺，而六國法治建設滯後，對社會關系和國人的行為缺少嚴密的約束和規範，因此，初以秦法規範秦國新民（原六國之人），秦國新民自然覺得動則輒咎，搖手觸禁，無論是心理上還是生理上都覺得吃不消，活得壓抑，有今不如昔之感喟。
秦並天下後，勞民甚烈。大秦帝國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修宮殿，造陵墓，築長城，辟馳道，興水利，勞民甚烈，僅防禦匈奴，就「發天下丁男，以守河北，暴兵露師十有余年，……又使天下蜚芻挽粟，起於東腄瑯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鐘而致一石」。
秦二世時期，李斯獻與胡亥並被采用的「督責之術」，更是嚴刑峻法。李斯認為，實行「督責之術」，「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這樣君主「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司馬遷稱之「阿順茍合，嚴威酷刑」，極為貼切。秦二世行督責益嚴，對人民壓榨嚴苛者就是「明吏」，殺人多者就是「忠臣」，弄得天懟人怨，百姓無處可逃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