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的家風傳承

宋代李公麟【畫歸去來辭】（局部） 資料圖片

勤務稼穡的家族傳承

陶淵明的勞動情結主要來自父親家族。陶淵明祖上屬於門第低賤的寒門庶族。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的父親陶丹「貧賤」，後來出仕東吳，憑借軍功受封揚武將軍。但陶侃出生不久，父親就去世了，家裏經濟不免困難，因此早年過著孤貧的生活。陶侃生活在漢族和溪族雜居的地方，氣質習慣接近少數民族，史書記載他「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晉書·陶侃傳】）。陶侃盡管少小酷貧，但懷抱大誌，吳國滅亡後，他北上洛陽，與張華、顧榮等名士有過交往。兩晉之際，國家多難，內亂相尋，陶侃因緣際會，屢立軍功，一度掌管荊、雍、益、梁、交、廣、寧七州的軍事，做過長江上遊軍事重鎮荊州的主官，官至太尉、爵封長沙郡公，功業顯赫、地位尊崇，成為足以與王導相抗衡的風雲人物。

陶侃是陶家振興的功臣，陶淵明深為曾祖父的成就而自豪，他在【命子】詩中深情地回憶道：「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桓桓長沙，伊勛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謂晉室中興以來，長沙公陶侃的功勛與德行獲得了世人的贊賞，於是皇帝命他掌管南方的軍權。東晉建都建康，荊州與揚州一樣，不僅是經濟文化的腹地，而且是抗衡北方政權的前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陶侃在任上「勤務稼穡」，親自參加農業生產，所轄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世說新語】劉孝標註引【晉陽秋】）。陶侃重視勞動、參加勞動的結果必然是府庫充盈，既滿足了軍需，又提高了士氣，故能取得輝煌的戰績。陶侃常對人說：「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晉陽秋】）聖人大禹尚且珍惜每寸光陰，凡夫俗子至少應該珍惜每分光陰，活著對當世無用，死後默默無聞，是自甘墮落啊！陶淵明自述少壯時代「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五），又說「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雜詩】其五）、「日月擲人去，有誌不獲騁」（【雜詩】其二），他的建功立業的猛誌和時不我待的緊迫，顯然是遵從了曾祖的教誨。至於田園躬耕的實踐，更是曾祖理念的異代傳承。

然而陶侃死後，諸子之間爭權奪利，導致家族衰落。陶淵明的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命子】說「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裏」，謂陶茂能堅守儒家道德，以正直嚴明聞名朝廷內外，以善舉惠政和悅全郡百姓。陶淵明的父親姓名已難確知，有人說叫陶逸，其官職也不清楚，很可能未曾出仕，就早早地去世了。【命子】說「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雲，冥茲慍喜」，陶淵明的父親為人恬淡而無心世事，頗有隱士的風度。父親的去世使早年陶淵明陷入經濟窘境，陶淵明自稱「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與子儼等疏】），臨終前撰【自祭文】回憶說：「自余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生活的艱難迫使他不得不親自參加農業生產。他接著說「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乃育乃繁」，年復一年耕地播種，欣喜地看到莊稼滋生繁衍。陶淵明的勞動熱情和歸耕選擇無疑與早年農業生產的切身經驗密切相關。

陶淵明從事勞動固然是為滿足生活的需要，但他也從中領悟了上古隱士的趣味，收獲了深刻的人生哲學。【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旱稻】說：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

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

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

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

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

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幹。

盥濯息檐下，鬥酒散襟顏。

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

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嘆。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衣食是人生的前提，如果不進行農業生產謀劃衣食，光顧著追求安逸的生活，基本的生存保障尚且不能維持，更遑論領悟大道了。「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從開春就下田從事耕種，年終差不多有了可觀的收成。實際的意思是只要努力耕種，就必然有所收獲，蘊含著「力耕不吾欺」（【移居】其二）的欣慰之情。「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早晨出去辛勤地勞作，太陽下山扛著農具回家，農家的辛苦不言而喻。「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山中自然比平原冷得更早，霜露也比平原下得更多。前述四句寫耕種的辛苦，與「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歸園田居】其三）相似，只有從事過農業生產，才會有切身的體會。「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田家種地誠然非常辛苦，但衣食是生存的根本，難以逃離這種辛苦。「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幹」，身體四肢誠然疲勞，好在沒有飛來橫禍的擔心。「異患」指人生本不必有的禍患。陶淵明生存的時代，政治黑暗，戰亂頻仍，權臣如走馬燈似的更叠，然而他們皆不過煊赫一時，終不免死於非命。因此只有遠離官場的爭鬥，才是養真保命的根本。「盥濯息檐下，鬥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勞累了一天回來，在屋檐下洗完手腳，一邊休息，一邊飲酒，就覺得舒心暢快，無比愜意了。此時此刻，忽然覺得自己與遠隔千年的長沮、桀溺的心思遙遙相通，也就是說，剎那間體會到了長沮、桀溺隱居躬耕的旨趣。「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嘆」，但願長久地過著這種安靜祥和、自得其樂的生活，縱然耕種非常辛苦，也沒有什麽可以抱怨的。因為在農村的耕種生活中，既避免了政治上的傾軋而免遇橫禍，又能跟上古的著名隱士心意相通，那點勞作的辛苦，相比之下，又能算得了什麽呢！

陶淵明對人生真諦的認識，是在堅持不懈地親自參加生產勞動的過程中逐漸深化的。當他辭官初歸田園時，體會到「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其一）的自由和快樂，充滿詩意地吟詠「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歸園田居】其三）、「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歸園田居】其五）的新生活。在勞動的過程中，陶淵明與農民建立了溫馨融洽的感情，並且擁有了共同的話題：「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歸園田居】其二）在經歷了辛勤的耕作後，陶淵明漸漸體會到農家勞作的辛苦和無奈，也使他更加真切地體會到以勤勞為先、以衣食為端，方能返璞歸真的人生道理。

崇學尚德的外家風範

陶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蕭統【陶淵明傳】），但他的父親家族以軍功著名，本不以文化聞世，陶淵明的讀書興趣主要受到了母親家族的影響。陶淵明少年時已經培養起讀書的興趣，自稱「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與子儼等疏】），他尤其愛好儒家經典，說「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飲酒】十六），「師聖人之遺書」（【感士不遇賦】），與外家孟氏的學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