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指出建都北京的利弊，但經過毛主席的考量，最終還是決定建在這裏。
一個國家的首都對於經濟、民族融合、國家的緊密聯系與對外連結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國家首都的選擇是至關重要且需要深思熟慮的。
在華夏歷史上，西安、洛陽、開封、南京等城市先後成為過各個時期的都城，每個都城都承載著當時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
然而，新中國成立後為何單單選擇北京作為首都呢？這中間的原因是什麽？與其他幾個地方相比，又有哪些優勢呢？
「古帝王控制六合，宰割河山，以為子孫久安長治之業者」。
在古代，每位開國皇帝都極為重視建都的選擇。與現代相比，古時的建都決策除了考慮經濟、政治和資源等固定條件外，還額外考慮了鬼神之說。
在他們的眼中，建都不僅是一個政治、經濟的決策，更是與天地靈氣相應的一種儀式行為。
因此，君王會尋找風水寶地，以確保都城的位置能夠招財納福、安定國家。這種思想背後蘊含著對神靈力量的信仰，認為地理環境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
以明朝朱元璋的建都思想為例，能看出古代君王對建都選址的考量。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正式登基稱帝後，都城的選址問題一直未能確定。
直到洪武十一年(1378年)正月，才最終將南京確定為都城，這才解決了明初的建都問題。
實際上，朱元璋一直在南京、開封、安徽鳳陽這三個地方進行取舍，也有其深層次的原因。
元朝建立時，忽必烈的謀士曾指出，北京（今開封）位於華北腹地，南北交通便利，有助於掌握全國形勢。
其次，開封曾是北宋的都城，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能夠激發北方漢族民眾的民族歸屬感，並鼓舞他們起義抗擊元朝的統治。
然而，朱元璋攻下開封時，這裏已經被戰火燒毀，無法支持重建都城。
此外，他還擔心在開封建都可能會受到蒙元王朝殘余王氣的影響，為了國家的氣運和長遠考慮，最終決定放棄在開封建都的計劃。
朱元璋從一介布衣成為開國皇帝，內心深處仍懷有「衣錦還鄉、落葉歸根」的情懷。他傾向於將首都設在鳳陽，盡管大臣們有不同意見，但出於對皇帝的敬畏，他們選擇保持沈默。
朱元璋在建國初期對鳳陽投入了大量人力、財力和物力進行改造。同時，他與當地權貴保持聯系，希望借助元朝老舊勢力在鳳陽建立忠於自己的政治團體，以鞏固自身政治地位。
然而鳳陽地勢高峻，易受旱澇災害影響，周圍植被茂盛，容易藏匿軍隊，對首都安全構成隱患。其次，鳳陽在改造之前經濟水平落後，即使國庫投入修建，也難以迅速形成經濟中心。
最終，在幾位大臣的勸說下，朱元璋決定將南京定為國都。
南京地勢險要，依山傍水，長江天險可靠，山脈橫亙，堪稱龍盤虎踞之地。三國時期，諸葛亮曾稱贊其地形：「鐘阜龍蟠，石城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
元末明初，隨著經濟中心的南移，南京已成為經濟發達之地。此外，南京是朱元璋最早出兵的根據地之一，他在南京建立的政治根基相對穩定。
除了個人情感和偶然因素外，更多的是考慮到政治地位的穩固性、經濟中心的位置，以及南北經濟發展的平衡問題，以避免引發民怨和軍事威脅。
古代對國都選址的考慮體現了智慧和長遠思考，同時也受到了華夏文化千年傳統的影響，這一傳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新中國的建都過程。
那麽，新中國的建都選址過程又是怎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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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古人的智慧，毛主席經過考慮後，最終選擇建都北京。
在華夏歷史上，北京曾是多個朝代的都城，承載了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是華夏文化傳承的重要城市。古人也曾對在北京建都的利弊有著明確的指示。
然而，隨著外部敵人的入侵和封建王朝的瓦解，以及工業革命對人類生活的深刻影響，國家都城的選擇也應該隨之改變。
那麽，是哪些因素需要考慮呢？
北京作為首都的歷史起源可以追溯到遼代，隨著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數民族的崛起，北京的政治地位經歷了巨大的轉變。
在北方少數民族主導的話語體系中，北京被賦予了極其重要的政治意義。
清朝時期，北京的地位達到了巔峰，經過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的融合，這裏逐漸成為南北統一局面下，各民族融合交流的重要中心。
然而，隨著清王朝的衰落，北京的政治地位再次發生了變化。
中華民國雖然只存在了短短30余年，但國民政府卻在南京、北京和重慶三地先後建立過首都，建都選址的爭論也進行了7次。
這一連串的選址變動，反映了中國政治地理的動蕩和變遷，也展現了不同政權對國都地位的不同認知和選擇。
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其歷史地位和政治意義經歷了多次變遷和較量，是中國政治文化發展中的重要節點和象征 。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在南京成立，與在北京的清政府分庭抗禮，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面，中國第一個擺脫封建統治的民主共和國在南京誕生了。
南京作為中華民國的首都，其地位至關重要，這也是後來新中國成立時，南京作為備選城市的重要因素之一。
孫中山認為，北京北鄰俄國、蒙古，與日本相鄰，列強勢力的侵略威脅實在是危險重重。
並且中國領土廣闊，若在北京開戰，日韓的軍隊可在十日內到達支援，而當時國家交通不發達，等不到支援就將淪陷。因此，將都城設在北京，意味著將受制於他人。
若要革命，就不能繼續清王朝的歷史恥辱，不能喪失獨立自主的權力。同時孫中山也有與朱元璋不謀而合的想法，那就是舊的王朝遺留下來的制度與文化是難以改變的。
這裏的民眾並不能適應新的政權，為了徹底擺脫封建時代的落後思想，北京是萬萬不能選擇的。
孫中山的監督理論在當時廣泛傳播，甚至有報紙稱：「新都南京是千余年來中華民族復興的紀念地，廢都北平是千余年來中華民族衰落的中心場」。
這種言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北伐」的行程，因為北方存在許多軍力強大的軍閥，他們對南方統一的抵抗，使得北伐受到了一定的阻礙。
盡管北京的政治地位在輿論的影響下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但仍然有一批忠實的擁護者，他們以袁世凱為代表，與朝廷和皇室有著密切的聯系，掌握著實權。
孫中山向參議院辭職後，袁世凱受命前往南京擔任大總統一職。他立即向孫中山發文表示：北方內外危機四伏，不宜在此時離開南京，希望政治中心遷移到北京。
北方的勢力紛紛響應，使得孫中山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北京的中心地位逐漸回歸，即便後來國民政府將臨時首都設在重慶，也沒有改變北京作為中國政治、文化和歷史中心的地位。
然而，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對北京的地位和作用也進行了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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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建都北京的利弊後，在毛主席的慎重考慮下，最終建在這裏。
新中國成立後，建都的選址成為首要任務。在國家統一和平的背景下，各方代表紛紛發力，提出了多個備選地點，如哈爾濱、西安、重慶、廣州、洛陽等地。
然而，當毛主席猶豫不決之時，一個人的出現改變了局面。
那麽，這個人是誰呢？他又跟毛主席說了什麽？
抗戰結束後，【大公報】公開建議將首都建在北平。然而，這一建議卻遭到了各大報紙的批評，認為其背後謀求的是武力統一的政治目的。
1946年，【學生雜誌】提出了一個不同的觀點，認為選址首都時應該考慮具有革命性、民族和民權意識、有利於民族復興和民主政治實作的地點，暗示南京可能更為合適。
從當時的雜誌報紙可以看出，各方勢力都在利用輿論引導建都的方向，試圖影響決策者的選擇。
這些爭論和討論反映了當時政治、社會和思想上的分歧和競爭，也揭示了建都問題的復雜性和重要性。
當時，毛主席考慮將首都定為哈爾濱，其原因有多個方面。
首先，哈爾濱作為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之一，具有較為開放的民眾思想，更能迅速適應新政權的建立，為國家的穩定和發展提供有利條件。
其次，中蘇關系良好，哈爾濱地處東北，靠近蘇聯，選址哈爾濱也能夠加強中蘇合作，促進雙方的經濟和政治交流。
此外，哈爾濱擁有發達的輕重工業和雄厚的經濟實力，是東北地區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這些優勢可以快速促進新中國的發展與建設。
毛主席將中國地圖比作一個鬥誌昂揚、永不服輸的鬥雞，而哈爾濱則被視為那堅毅的眼睛，象征著國家的意誌和決心。
然而，正當毛主席將哈爾濱設立為「特別市」後，東北地區卻發生了改變，情勢出現了轉折。
國民黨軍隊的人數遠遠超過了共產黨軍隊，在整個中國大陸範圍內，只有在東北地區，共產黨才占據了上風。
然而，正當共產黨計劃將大規模遷移到哈爾濱時，國民政府出於政治安全考慮，並不願意看到共產黨在這片優越的地理位置上占據主導地位。
因此，他們在美國的支持下，迅速向東北地區增派兵力。面對國民黨軍隊的增兵和軍事壓力，毛主席不得不暫停了定都的腳步，而東北地區的戰事也一觸即發。
隨著解放戰爭的進展，越來越多的城市被列入了建都的備選範圍。毛主席考慮到哈爾濱相對偏遠，不再具備遷都的必要性，因此將其取消了。
在前期的討論中，備選方案主要集中在南京、北平、武漢、西安等地。
有人主張武漢和西安，認為這些城市有著良好的國防安全優勢，但它們的地理位置相對隱蔽。西安雖然歷史悠久，經濟建設相對發達，但居住人口相對較少，難以發展成為政治中心。
洛陽和開封臨近黃河，水災頻發，不利於建都。可見，每個城市都有其利與弊。最終，建都的熱議集中在南京和北平之間展開，成為當時的焦點和爭論之地。
就在毛主席猶豫不決的時候，王稼祥趕來了。他與毛主席進行了一場徹夜長談，為其分析了各地情況。
王稼祥從歷史的角度出發，對南京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南京雖然如孫中山先生所說，有那麽多的好處，但仔細想來，南京的政府都是稍瞬即逝的，不宜立都。」
這句話讓本就傾向北平的毛主席瞬間有了定論。王稼祥的觀點從歷史的角度出發，深刻揭示了南京作為首都的不穩定性和風險，進一步鞏固了毛主席對北平建都的決心。
這次長談對新中國的首都選址產生了重大影響，也展現了王稼祥在政治決策中的重要作用。
最終，北京的發展證明了毛主席的選擇是明智而正確的。自新中國成立幾十年來，北京不僅成為了多民族共融、相互交流的重要城市，也成為了文化繁榮、精英雲集的中心。
各民族在北京生活、學習、工作，彼此融合，逐漸加深了對新中國的認同感。在這裏，漢族與少數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吸取精華，去除糟粕，形成了豐富多彩、包容開放的文化氛圍。
在這個過程中，北京不斷發展壯大，成為了中國乃至世界的重要城市之一，展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力和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