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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歷史我有兩個觀點，第一是歷史具有隱蔽性，第二是歷史具有誤導性。
歷史的隱蔽性在於，歷史現象只是一種最終呈現，當其呈現時，其背後的執行邏輯已完成復雜的演繹。這一點可以類比於編程，歷史現象就像電腦螢幕上某個效果，當它展現時，其程式碼已經寫好並開始執行了。
然而，人不僅會常常忽略這些程式碼，即便註意到了，也會受限於自身局限，無法究竟每一個細節。因此，沒有完全真實的歷史，當然，歷史也不需要完全真實。
而歷史的誤導性在於講訴歷史的人不是機器，每個人自身具有各類意誌，有情感傾向。說歷史的人不見得非得杜撰不存在的事情才叫誤導，他可以選擇性的說，決定說什麽不說什麽，決定什麽要濃墨重彩，什麽要一帶而過。
人人皆有偏見，程度有深淺之區別。如果一個人說自己沒有偏見，那麽這就意味著他的偏見尤其深重，因為他竟然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他只是一個人，既非機器亦非神。
請註意這一點，歷史不會說話，會說話的是擺弄歷史的人。
歷史只是線性地展示過去發生過什麽，至於為什麽發生，則全在於史家的判斷。史家的判斷力如何？能在多大程度上擺脫主觀意誌，做到盡可能忠實的全紀錄而不表達意見？這是值得警惕的。
考古很重要，民間的口述史也很重要，留存下來的史料越多，越容易進行交叉佐證，得出更接近真相的結論。
一條完整的證據鏈無法單單靠一位當事人的口述和現場的痕跡就能生成，不同人物的證詞之間，證詞和物證之間，現象（現場和動線）和動機之間，能對應的地方有多少？
如果一切都特別完美，則需要設想另一種可能——有無可能這一切都是擺拍？目的就在於讓判斷這件事的人快速做出篤定的判斷？
歷史不展示真相，真相藏在歷史深處，需要一層一層往下挖。最上面的是利益，再往下是人心，繼續往下是文化內容，更往下是文明，最底下是不會說話的地理和氣候所構成的環境。這些層級之間首先是遞進影響，接著是相互影響，比最復雜的機械要復雜成千上萬倍不止。
一位史家能看到哪一層？取決於天賦和對事實的忠誠度。事實不只是由現象構成，還包括現象背後的運作邏輯。最平庸的人只關註「是什麽」，能關註「怎麽樣」的人已經算少數，而能問「為什麽」的人則屬於稀缺了。如果能不停留在淺層的「為什麽」而往深處走，就算得上真正的學問家。否則最多只能叫知識家，若論知識家，恐怕沒有比谷歌百度更牛逼的了。
另外需要註意一點，歷史是由碎片構成的。
一個想要呈現歷史的人，完全可以自由決定他所要呈現的歷史由哪些碎片構成，不同的碎片會呈現出有差異的歷史，要麽側重點不同，要麽哪兒哪兒都不同。
因此之故，不要指望讀史能使人明智。一個缺乏哲學思考的人去讀史，更有可能把自己讀成上帝——任何一盤已定棋局，作為看客，在回顧時都會生出一種錯覺——「如果當時由我來下，這些錯誤是可以避免的。」
秦朝郡縣制的失利，促成了漢朝以來逐漸形成的家國同構。事實證明，後者更加穩定，前者樹敵太多，站不穩。
所以不論是古之讀書人還是今天的讀書人，都以罵秦始皇為正確。罵人當然沒問題，問題是罵的點是什麽？為什麽而罵？若論功過，秦始皇對農業文明的促進作用是重大的，對漢文化的傳承則不好評價；若論其德性，殘暴無比，殺人無數，婦孺都不放過，挖出來鞭屍都不解恨。
無標準不論是非。標準必須走在評價前頭，否則就是置自己於上帝的位置，是一切標準的標準。就我所見，鮮有人能意識到這一點。
文學家會借古諷今，歷史學家會借歷史表達自己的立場和倫理傾向，這是必然的。因此，一個說歷史寫歷史的人，一定程度上是在表達自己，只是把自己藏在歷史的碎片中，不顯露出來。
對於說史寫史之人，無論承認與否，自己比歷史優先存在。如果能意識到這一點，更能保證歷史的嚴肅性和事實性；如果意識不到，歷史就成了自家後花園，想怎麽擺弄，都是可以的。
以前講神學、哲學和科學起源時，談到一個問題：
人為什麽要創造一個「神」出來？
觀點有很多，比如人需要「神」來解釋一些無法解釋的東西，比如人需要「神」的保護，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
人人都有當神的沖動，途徑有很多，比如權、錢、名望等等。不可忽略的一個途徑是——著力於表現無所不知，尤其是歷史，因為其他學科多是需要論證推導的。
綜上種種，不要把歷史當做是什麽了不得的知識，歷史不是目的，只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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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作為前言，解讀【道德經】第四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文本通譯：
▷ 道沖： 「沖」通「盅」，盛酒器皿，象征空虛。
【道德經】第十一章說「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即此。「沖」字在中國文化史中有特殊意義，常與「虛」字組成「沖虛」，用以言說某種難以言說的浩渺悠遠的精神狀態，具有一定宗教色彩。
「沖虛」 可約等於空虛（特別強調，此處之空虛非「空虛寂寞冷」之空虛），核心含義是「無我」，即無意識，進一步的含義是：可持續容納事物。「道」的持續運動所帶來的擴張和創生使其可持續保持空虛，無意誌，容納萬物。
▷ 而用之或不盈： 對照【道德經】第六章「用之不勤」，即取用不盡。此處「不盈」即「不滿」，「道」的空虛像一個永遠斟不滿的酒盅，永遠斟不滿，即永遠用不完，強調「道」的永恒性。
▷ 淵兮，似萬物之宗： 淵，象征深邃；似萬物之宗，像是世間萬物的根源。甲骨文中，「宗」與「泉」寫法相近，可能這二者存有某種特殊的關聯，此處只提出，不細究。兩個字都表示一件事物的最初。綜上，此句可理解為：道深遠得像是所有事物的根源。
▷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挫銳，解紛，和光，同塵」所針對的是中間的「其」字，理解「其」所指代的事物是關鍵。回溯前一句「淵兮，似萬物之宗」，「道」深遠得像所有事物的根源，即意味著萬物產生。合理推測，萬物在產生之後要經歷四個過程：挫銳，解紛，和光，同塵。
所以「其」字指代萬物，萬物產生之後要「挫銳解紛，和光同塵」。這是「道」運動的必然性，所以「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即是萬物之本能。
「銳，紛，光，塵」各自象征事物的一個本然內容，凡是事物，必具有此四大內容。
「銳」，棱角。象征著一件事物本來的特性，可理解為天性；「挫其銳」即消磨事物最初的棱角，進而適應環境，與環境融為一體。任何事物最終會走向與萬物共存，否則就只剩下滅亡。
「紛」，紛亂。 象征著在環境中最初的混亂，可理解為迷惑；「解其紛」即消解事物執行中的紛亂。「紛」的存在是因為事物自身的執行和「道」的執行之間產生錯位，於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進而失去歸屬，脫離了秩序。
道法自然，生成秩序。世界看似混亂，卻井然有序地依循著更高層面的規律在執行，每一件事物在更高的規律層面中都有位置，即為歸屬。然而這個位置並不固定，會隨著道的運動而變化。所以事物的存在即是持續尋找歸屬，成為環境的一部份。
「光」，光芒。 象征著執行中產生的特性，可理解為風格；「和其光」即調和事物執行中形成的光芒。特別強調，此處的光芒沒有情感色彩，不含褒貶，指的是事物的獨特風格，這是事物在執行中逐漸形成的。調和光芒最終走向「和」，即各自生長，互不影響。這個過程是自發的。
「塵」，塵埃。 象征著執行過程中產生的痕跡，可理解為影響。「同其塵」即混同事物執行中產生的塵埃。「塵」的繁體為「塵」，本義是鹿奔跑時揚起的塵埃。這個字非常形象地展示了「其象征意義，即事物在執行中產生的痕跡。混同痕跡即——百川歸海，萬石藏山。這應是功利主義的最高形式。
▷ 湛兮，似或存」：多麽清晰 ，飄渺而又真實。此句似乎矛盾，實則是真實的世界。我們習慣於表象，而很少關註實質；習慣於結果，而很少在意過程，尤其是當某件事物的過程緩慢而細微時。
譬如，一朵花從生長到盛開的過程是細微且緩慢的，很少有人對開花的過程感興趣，大家更感興趣的是盛開之後的花。
所以對於很多我們覺得是理所當然之事，我們很少投諸目光和思考，就相當於我們會認為空氣是理所當然的，故而不會覺得它有多重要。
▷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與【道德經】第二十五章「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相通。表述的是同一件事的兩個階段。道是萬事萬物的源頭，是開天辟地的力量，在人類意識極限前就已經存在。「吾不知誰之子」在描述道產生之前，「可以為天下母」在描述道產生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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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經】第四章著重呈現了「道」的執行所產生的現象——和光同塵，挫銳解紛。這八個字算是一種認識論。體現了事物執行的最終走向，以及現象背後運作機理的繁復性。深遠、若有若無、源源不斷、復雜。
事物執行的最終走向來自穩固的底層，來自基本的邏輯和藏在事物背後的規律——道。
前些年出現一個概念叫做文化內容，這本是一個很正常的詞，但不被一部份搞文化歷史研究的人所承認，他們認為文化內容是對一個人或一個社會不準確的表述。
可是只要有文化，就必然有差異，只要有差異，就需要確定其各自的內容，這不是很正常嗎？因此，不僅有文化內容，還有文明內容和制度內容。相比於內容，文明、文化和制度都只是一種呈現，內容是那個根本。
就此而言，歷史是一種現象，沒有現象，就無法探究背後的運作機理。歷史的規律並不分明，但趨向是清晰的，即：
文明 → 文化 → 制度 → 利益
文明決定文化，文化決客製度，制度決定利益。不過這只是呈現出單向的遞進主線，此外文化、制度和利益還會互相影響，這一點特別強調。
一般來說，歷史的必然性是對幾千年歷史的統一匯總，只能確定極少數內容，比如高效必然取代低效——這是幾十萬年的人類史呈現出的極為確定的一個歷史發展原則；比如法律是一種故事，這種故事有暴力加持，用以維護當時的秩序，當時的秩序對應當時的文明——這一點也是幾萬年的人類文明史所呈現的重要特性。
而歷史的偶然性即是歷史現象，受制於歷史的必然性。
以中國為例。國人對於祖宗向來愚孝，對於祖宗的話向來迷信，其實所孝所信，並非祖宗，而是權威。祖宗有錯嗎？不敢說，但一定不是全對的，即便有人發現了祖宗的不是，在帝制時期，也只能裝聾作啞。這是農業文明帝國必然會生出的文化內容，此即文明的必然性。
中國曾在農業文明時代創造過絕對的輝煌，與此相應，中國式的帝王專制亦曾達到頂峰。中國能在農業文明時代成為世界最強盛的帝國，這並非某個皇帝專屬的功績，而是得益於農業文明的自身需求和中國自然環境之特性。
在冷兵器陸戰時代，中國的地理位置擁有眾多天然屏障，西南有喜馬拉雅山，西北有沙漠和高原，東南是海，東北是大興安嶺山脈，東南的大片海域和西南、西北、東北的地勢地貌以及惡劣的氣候，使得外族入侵中國的成本極高。而中國的自然環境——廣袤的平原，溫和的氣候又非常適合農業發展。
國家的地理位置為農業生產提供了穩定的環境，自然環境又為農業生產提供了優渥的條件，這就使得能夠帶來社會穩定的帝王磚置成為必然，此即制度的必然性。
農業生產對社會穩定有著天然的需求，因為只有社會穩定才能讓農業生產心無旁騖的進行，於是，帝王磚置形成於野心家的智謀和農業文明天然需要的合力。如此一來，帝王磚置和農業文明互相需要，農業文明往深處走，帝王磚置亦愈加精細，消除了工業文明和商業文明提前到來的可能性。
粗放的農業生產需要的是經驗而非科學，帝王磚置需要的是權威而非真理（此處需特別強調，即便在中國歷史上曾短暫出現過相權盛於皇權的情況，亦屬於帝王磚置的一個變種，其本質還是帝王磚置）。由此看來，經驗總是和權威相伴相生，而科學和真理則互為支撐。
在中國先秦時期，之所以能夠出現百家爭鳴的盛況，是因為當時尚能不唯權威不迷虛論，能做到求真求實。這一切隨著秦統一六國建立磚置帝國而衰敗。此事非秦始皇一人之力可為，他只是歷史的一個偶然性。即便沒有秦始皇，也會有張始皇或王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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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始，中國進入了漫長的農業文明發展史，粗放型農業為根本生產方式（農業文明時期所出現的所有工業和商業形式，均為農業的附庸），外儒內法為社會治理方式，鐘秧吉拳持續升級是正置任務，獨尊儒術樹立權威是學術任務。
此後，儒家成為正置的裝飾品，成為鐘秧吉拳治理社會的一種綏靖手段。但儒家還是需要表現出讀書人的不屈傲骨，這是民間的需要，也是朝廷的需要，這種表演貫穿歷史，形式主義的根子就在這裏。
看儒家，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先秦儒家和後世儒家。
先秦儒家強調的是秩序（恢復周禮），天尊地卑，四時輪回，有高有低，有前有後，有左有右，井然有序，不能亂。因為孔夫子所處的時代，戰亂不斷，禮崩樂壞，孔夫子認為這一切都是秩序紊亂導致的，所以他的研究主要在於構建更完善的秩序，以及為這秩序奠定基礎並設定保障，禮樂詩書都為此服務。
但客觀的說，他並沒有看到更深層的緣由，他無法看到天地執行、四時有序背後的那個力量，因此寄托於一種人為的力量——秩序來使得天下太平。總體來講，先秦儒家還是具有求真求實之精神的。
漢朝董仲舒獨尊儒術，從此負責為皇帝講故事，之後的儒家，成為精英儒家——成為站在金字塔頂端的筒置階層，所維護的不再是孔夫子所強調的秩序，而是統治者強調的秩序。
統治者的意誌要求儒家必須服務於統治，使得統治萬年不變，所以所有對【論語】的解讀更強調其秩序的一面，至於【論語】中原有的變通之處，則逐漸成為皇權秩序的詭辯之詞。這是學術發展被正置意誌所主導的結果。
這一切的根因是農業文明對鐘秧吉拳的需要，不僅僅是學術，社會中的一切力量都需要為農業文明讓路。其背後邏輯是，農業文明需要一個穩定的正置體制，穩定的正置體制需要一個皇帝，皇帝需要尊崇皇權的百姓，百姓需要尊崇皇權的合理性，儒家負責為尊崇皇權尋找依據，並負責為皇權變更炮製合理性，軍隊負責為皇權穩定掃除障礙，地主階級在上尊皇權的基礎上負責治理區域內的百姓，於是一架設施完備的正置機器就這樣轟隆隆運轉起來了。
在這架正置機器面前，知識分子施展拳腳的前提是把自己與正置機器繫結，並持續尋找此舉的正義性以安慰自己。所以秦之後的讀書人，多為傀儡，少有君子（孔夫子所定義的君子）。
所謂君子，很難定義，但有幾點是需要具備的。
其一是求真求實的科學精神，即能夠認知真理，持續尋找根因，並尊重事實；
其二是所作所為配得上自己所呼喊和倡導的，真正的為天下蒼生而不是為了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而奔走；
其三是當有事物阻擋了正義時，敢於對抗，敢於質疑。
理智是成為君子的前提，當一個人不具備理智時，即便有善的動機，也不見得能成就善的結果，而且容易被人利用創造邪惡。而理智的前提是質疑精神，沒有質疑精神，則只能具備皇權允許範圍內的理智，超出這個範圍的，則是無法具備的。
所以中國古代歷史上的讀書人，要麽是偏執的理想主義者，要麽是圓滑的利己主義者，鮮有能看透事物本質的懂得變通的實幹家。即便是現在，國人對歷史人物的判別標準依然簡單粗暴——只分忠奸，這種低階的認知模式是愚昧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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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業文明到來之前，農業文明的強盛即意味著帝國的強盛。
中國曾在農業文明時期達到過絕對的頂峰，這是地理位置、自然資源、環境氣候和帝王磚置環環相扣的結果，絕不意味著思想和學術的強大。農業文明要求絕對的權威，絕對的不可置疑，這是對科學精神的全面封殺。
不可否認，我們確實曾獲得過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然而其代價是，由於帝王磚置和農業文明的歷史過於漫長，導致國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農業文明思維慣性，導致我們在商業文明時代的競爭力完全被思維慣性所束縛，缺乏求真精神和創新意識，缺乏理性和獨立的能力。
與其他國家相比，國人崇尚權威更甚。這是因為我們缺乏獨立的精神，缺乏質疑的意識和能力。從頭到腳，從內到外，從思想到行動，我們都習慣於依附。
這是忠孝文化的必然結果。
忠於皇權而不論此皇帝值不值得忠，孝於父權而不論父權之對錯善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構建了穩定的社會倫理，這是農業文明的歷史必然性。
當下中國社會的諸多矛盾，其本質即是農業文明的思維慣性和商業文明的社會現實之間的沖突。骨子裏崇尚權威，但現實要求我們必須獨立思考；骨子裏依附關系，但現實強調的是利用價值。
相比於子女，父母更為傳統，父母認為親戚鄰裏之間互幫互助利益纏結理所應當，子女卻在獨立的居所不識鄰居是誰。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中國更崇尚關系，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中國更無界限感，然而這些在農業文明時期的自然特性與當下的商業文明環境格格不入，或許唯一的改變方式就是現實帶給每個人的痛感，讓我們被迫適應商業文明環境中對人的要求。
可能你會認為是秦統一六國阻斷了中國的科學可能性，但不要忽略統一是農業文明的必然需求。利益、制度、文化都不得不讓位於文明，文明處於最底層。
今天是全面的商業文明社會，並且有1/5的身子已經邁入了科技文明時代，一個沈迷於農業文明忠孝文化的人，在這樣的時代，會深感不適。這便是由文明的沖突而釀成的時代悲劇。
不論是個人還是組織，如果想要避免這樣的悲劇，【道德經】第四章提供了建議：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