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入關後歷代帝王尊孔孟、行王道，汲取中原王朝的文化傳統和治國理念。但是作為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仍然具有一定的排外性，皇帝對漢大臣內心始終有隔閡，所以不管漢大臣對朝廷有多忠誠、個人能力有多強，有些榮譽和特權皇帝是不輕易授予的。
第一個是旗籍
清代的八旗不僅僅是一個軍事單位，還是一個集政治、經濟的組織機構。八旗子弟不管是官還是民，不耕種不勞作，憑借旗人的身份就可以享受到朝廷分配的錢糧。
入關之初旗人人口僅有幾十萬，占不到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就是這極少數的旗人，卻占有國家大部份的資源，八旗子弟一生下來就有鐵飯碗，這也是清中期以後八旗子弟不務正業卻不愁吃喝的主要原因。
同樣旗人在入仕上也有先天優勢，漢人要想做官只能透過科舉這一條路，考不中舉人、進士，就意味著拿不到做官的資格證。
而旗人就不同了，清初的時候八旗子弟根本不用去擠科舉這座獨木橋，甚至對科舉十分鄙視，認為只有軍功才是旗人之根本。順治朝開科取士時，分滿漢榜，結果滿榜額定的進士數量都沒取全。
八旗以武功建國，在創業的過程中，異姓貴族跟隨太祖、太宗打天下，及至入關後，這些功臣子孫憑借祖上的福蔭，就可以獲得高品級的職官和世職。他們不僅入仕沒有任何阻礙，而且起點都很高。
清中期以後，隨著八旗的繁衍，朝廷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限制那些不學無術之旗人入仕，同時又在京師各部院衙門增設官缺，即所謂的滿缺、蒙古缺、漢軍缺等，目的就是優先照顧旗人子弟。
正因為旗人享受各種特權，所以漢人官僚都希望自己能入旗。但是漢人入旗的門檻極高，前提條件就是有無重大軍功，如果僅僅是在文治上成就突出，那都是無法入旗的。
限制漢人入旗是為了保證旗人的既得利益不受侵害，有清一代，漢人官僚入旗的情況多發生於清初，清中期以後幾乎不可能。故而，入旗對於漢大臣來說，是最難獲得的榮譽。
第二個是世爵、世職
如果將清代的公侯伯子男等高級爵位進行梳理，就不難發現，90%以上都是旗人，漢人占比極低。顯然，不是漢人能力不行，而是朝廷有意限制漢人封爵。
職官、爵位屬於兩個系統，它們之間有著本質上的差別。職官作為朝廷名器授予大臣是有條件的，最主要的是職官不具有世襲性，僅限於本人。若退休致仕，原先的職務就要交給皇帝。
正因職官不具有世襲性這一特點，所以皇帝就可以憑心情授予漢人官僚，什麽軍機大臣、大學士、尚書等大員，心情好隨時可以給，反正最後都要上交朝廷。
世爵、世職就不同了，有些異姓高等級爵位從授予的那天開始就明文規定是世襲的，而有些爵位則規定有承襲次數。所謂的承襲次數其實與世襲並無多大區別，因為清代爵位的承襲次數普遍較多，像公、侯、伯等高級爵位，子孫可以承襲20多次，就是到了大清滅亡，他們的次數都沒有用完。
有爵者就有相應等級的俸祿，也就是說朝廷授予大臣爵位，就代表著國家要一直養著這一家族，這個代價顯然要比職官大多了。
所謂肥水不流外人田，這種讓子孫世享富貴的好事，自然輪不到漢人。除非功勞極大，否則漢臣一般不授爵。就拿張廷玉來說，他退休時就奏請乾隆將三等伯由兒子承襲，以張廷玉之功這點要求其實不算過分，可乾隆死活不肯。說到底張廷玉還是漢人，如果換成是旗人，那麽根本不用請示，子孫必定按制承襲。
太平軍興之後，朝廷不得不仰仗漢人，從鹹豐朝開始，漢人授爵的情況就比較多見了。然而晚清時期的異姓爵位，其含金量已大不如前。
第三是軍權、財權
清代是皇權最集中的時代，軍權、財權被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當國家用兵時，才會委任大將授予便宜之權。
從清初至道光朝，以漢人為主帥領兵出征的案例不能說完全沒有，但可以肯定是少之又少。朝廷始終將八旗作為國家最核心的武裝力量，綠營官兵只配當炮灰，有過漢將受，有功滿人領。
漢人既然沒有軍權，那麽就理所當然不能建功立業，所有的榮譽都被旗人所得。所謂的以軍功封爵其實只是表面文章，事實上並非是漢人無大將，而是朝廷根本不給機會。
這種情況直到鹹豐朝才徹底改觀，隨著八旗的腐敗和湘、淮軍的突起，一大批漢人將官才得以建功立業，漢臣督撫才得以獲得軍權。
財政大權同樣也是如此，皇帝對掌管國家錢糧的戶部最為重視，盡管也設漢戶部尚書，但是真正的財政大權從未假手於漢臣。
戶部最要緊的部門當屬戶部三庫，設有郎中、員外郎等司官，但清一色都是滿缺，這也證明朝廷始終對漢臣不放心，更不讓漢臣染指財權。從雍正時期開始，又以王大臣兼管戶部三庫，怡親王允祥秉政時就曾長期主管戶部三庫。
雍正之後，兼管戶部三庫的都基本都是旗人。到了晚清時期才有漢人掌財權的先例，諸如閆敬銘、翁同龢執掌戶部時，就手握大權。可是那時候國庫空虛，就是給了財權，也無非就是為朝廷救濟而已。
從以上幾點可以看出，在清代漢臣擔任軍機大臣、大學士、尚書等高官其實都是虛的，只要沒有旗籍和獲得世爵、世職，那麽到頭來也不過是曇花一現而已。
